韩国政治电影：“发动战争的小妇人”

宋诗婷

“光州事件”之后，韩国以政治为主题的电影开始兴起。当下动荡的政局或许就是明天最好的电影素材。这个时代有些糟糕，但韩国电影人很乐观。正如奉俊昊所说：“没有独裁，没有审查，我们这一代电影人是幸运的。”

《辩护人》的导演梁宇锡和我提起过电影中的一个细节：“电影里，男主角名叫‘宋宇锡，这个名字由我的名字和主演宋康昊的姓氏组成，是由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辈提议的。他说，你们要负责任，为电影负责，也为历史负责。”

2013年，《辩护人》在韩国上映，这部根据20世纪80年代“釜林事件”改编的电影收获了1137万人次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片。

因为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辩护人》传到中国时，被进一步神话了。电影上映不久，“釜林事件”二审宣判，当年的5名被告被判无罪，这次迟来的审判距离一审判决已有33年。“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媒体如此盛赞《辩护人》。“不，不，审判和电影没有关系。”梁宇锡连忙澄清误会，“审判早就有了定论，这只是个巧合。”

尽管梁宇锡理智地撇清了《辩护人》与案件本身的关联，但他将韩国电影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了另一番比喻：“电影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改变历史的林肯，但它可以是那个‘发动战争的小妇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发表，这部反奴隶制小说一定程度上唤起了美国社会对农奴制的关注。9年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林肯曾接见斯托夫人，说她是“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政治的主题

韩国当然不是政治题材电影产量最高的国家，美国人更热衷于在电影中讨论政治，且有更宽松的市场环境。但从电影的比例和质量来看，韩国的政治题材电影是影史中不可忽略的存在。

普通中国观众对韩国的政治电影有所认知大概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的，1999年拍摄的以韩国和朝鲜谍战为背景的《生死谍变》以及2003年上映的《实尾岛》是最早引起国人关注的韩国政治电影。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彻底取代了审查制度，随着一些历史事件的相继解密，韩国电影人开始直面国家的政治伤痛。

事实上，《生死谍变》《实尾岛》和《辩护人》一类与国家命运相连接的电影有一个更宽泛的归类——民族电影。韩国的民族电影运动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相较于关注边缘群体、贫困人群和弱势劳工的主题，政治电影是民族电影中起步较晚的一个类型。

“光州事件”是政治电影的突破口。1979年，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开始统治韩国，次年，韩国各地工人和学生展开游行示威，要求撤销戒严令，并呼吁全斗焕下台。当时，光州的3万学生与市民也参与了游行示威活动，并与戒严军发生了冲突。随后，光州地区的戒严军开始大规模抓捕、殴打学生和市民，并在美国的默许下，调派军队镇压民众，在大规模屠杀、逮捕和拘禁后，夺回了光州的统治权。这一历史事件被定义为“光州事件”。

1995年，韩国两位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先后入狱，时任总统金泳三提议重新调查“光州事件”。至此，“光州事件”的诸多事实被公开，研究和展现这段历史也不再是禁忌，这一具有强烈戏剧张力和反思意义的事件就成了韩国电影人最热衷于表达的政治主题。

1996年，导演张贤祐最先拍摄了以“光州事件”为主题的电影《花瓣》，从那之后，以这一事件为主题的电影开始扎堆出现。

其中，对“光州事件”展现得最赤裸裸的是上映于2007年的《华丽的休假》。电影以一对兄弟的思想、情感转变为中心。出租车司机姜民宇与弟弟姜振宇过着平凡的生活，两人在一次电影放映中目击了一场暴力事件，事件本身的冲击力和同学的死让姜振宇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游行示威，而哥哥姜民宇却苦心劝阻弟弟远离政治。直到弟弟死在军队枪下，姜民宇才决心反抗，成为反击军队的核心成员。电影在一场平民与军队的枪战中结束，姜民宇也死在军队的乱枪下。

尽管韩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已经取消，但像《华丽的休假》一样大胆的表达依然少有，毕竟，不是所有导演都有金志勋的运气。同样以“光州事件”为背景的电影《26年》就曾因题材敏感而陷入投资方临时撤资的窘境，最终，剧组不得不向网民募款，靠众筹得来的7亿韩元完成了余下的拍摄和后期制作。

更多创作者倾向于像梁宇锡拍摄《辩护人》一样，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切入，侧面展现政治事件和参与其中的人。《辩护人》中的男主角宋宇锡以前总统卢武铉为原型，讲述了身为律师的他经过内心挣扎，放弃安定生活，为“釜林事件”中被捕的学生辩护的故事。而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更加含蓄，电影塑造了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中年男人形象，用他失落的一生来贯穿上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的重要政治事件，其中，“光州事件”注定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除“光州事件”之外，韩朝关系也是韩国电影乐于使用的政治背景，相较于内部矛盾，这一背景表达起来更无所顾忌。谍战、离散和返乡是这类电影最重要的主题，其中，最著名的是拍摄于2003年的《实尾岛》和2004年的《太极旗飘扬》。

“实尾岛事件”也是“二战”之后韩国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政治事件之一。上世纪60年代，韩国和朝鲜之间局势紧张，双方都展开了间谍、反间谍与刺杀活动。1968年，朝鲜军队成立了由31人组成的敢死队，潜入韩国汉城（首尔），直逼青瓦台，准备刺杀当时的总统朴正熙。虽然朝鲜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但这次事件后，韩国组建了一支名为“684北派部队”的特种兵组织，常年在实尾岛训练，随时准备袭击朝鲜。随着《南北和平共同声明》的顺利推进，“684”的存在成为隐患，韩国军方和情报局暗示，让这支由三教九流组成的“684北派部队”彻底消失。韩国当局的态度激怒了岛上的训练兵，他们登上仁川码头，一路逼向汉城。最终，训练兵被剿灭，由于当局的遮掩，“实尾岛事件”在32年后才真相大白。

同名电影《实尾岛》就以这段历史为依据，虽然运用了诸多戏剧化的手法，但对“实尾岛事件”的重现几乎是真实的。这部电影是韩国电影进入“大制作”时代后最具票房号召力的作品，它令韩国电影的观影人数第一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观众有了解这段历史的需求，而电影中的动作场面也攒足了商业元素，足够吸引眼球。

随后上映的《太极旗飘扬》几乎是展现韩朝关系的电影中最成功的案例。这部电影耗资130亿韩元，从故事类型化程度、演员配置到CG等后期技术的使用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标准的大片，拥有好莱坞的故事结构和呈现方式，却不失韩国民族电影的精神内核。

近几年，韩国政治电影找到了更刺激、更当下的主题——政治腐败。有数据显示，韩国的腐败指数在4至7之间，属于中等腐败国家。韩国民众对国内的腐败问题也忧心忡忡，连中学生都认为“韩国是个腐败的国家”。上映于2015年的《局内人》和今年刚刚上映的《阿修罗》就以“政治腐败”为背景，再套用黑帮电影的叙事结构，讲一个复杂、黑暗的政治斗争故事。

但与之前的政治题材相比，政治腐败更像是《局内人》和《阿修罗》的噱头，民族电影的精神内核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血腥、暴力、情色等犯罪题材电影所必需的要素。毕竟，看曹丞佑与李承宪拳拳相向比高喊“大韩民国万岁”来得更刺激。

讲故事

“韩国民族电影的主题从来不是政治，我们最在乎的还是故事，这是我们与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的根基——韩国人总是能讲好自己的民族故事。”导演梁宇锡说，他选择拍《辩护人》并非单纯的爱国主义，也不是以真实事件做卖点，而是看中了前总统卢武铉人生转变的“决定性瞬间”。

“所以，我选择的点很小，为‘釜林事件中的学生辩护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件事让他从一个市侩律师变成了维权斗士。在电影感上，这件事拍摄起来比大选、当总统更有层次。”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梁宇锡就开始关注“釜林事件”和卢武铉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他把这个故事写成剧本时，卢武铉恰好大选胜出，成为新一任总统，“再拍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

这个故事搁置了将近20年，终于在2013年上映。“基于真实事件，但电影化的改编是必要的。”梁宇锡把真实事件中的20多个学生简化为不到10个，以求“在群像的呈现上更游刃有余”。以卢武铉为原型的男主角宋宇锡并非脸谱化地呈现，在电影前三分之一，梁宇锡把男主角塑造成一个精明、市侩的律师，身上带着“凤凰男”的骄傲与自卑，随着情节的展开，男主角在几件事上表现了他善良的一面，为随后转身成为维权律师做足铺垫。

尽管《辩护人》是一部注重内心戏的电影，但其中也不乏商业元素。梁宇锡并不是一个固执的导演，像很多理性的韩国导演一样，他看重票房，也重视观众的反馈。“你们说《辩护人》是政治题材，我却把它当成惊悚片拍。”他在电影中加入了很多暴力场面和悬疑元素，致力于消灭一切不稳定因素的车东英警官不动声色地虐打学生，走出暗室后却右手抚胸，虔诚地站立在国歌声中，这是《辩护人》最震撼人心的场面之一，电影中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反面角色也有复杂性。

梁宇锡反对好莱坞式的套路，但这并不是说韩国电影没有套路。在很多政治题材电影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个精神内核——恨，当然，如果扩展开来讨论，“恨”是绝大部分韩国民族电影的灵魂。《华丽的休假》中，平庸的出租车司机姜民宇因仇恨杀害弟弟的军队而加入反抗，《实尾岛》中的训练兵因憎恨国家的背叛而造反，《薄荷糖》中的金永浩因恨自己而站上铁轨，高喊“我要回去”。《辩护人》中也有恨，警官车东英因父亲在暴力事件中丧生而痛恨一切不稳定因素，从而沾染了“平庸之恶”，成为一名刽子手式的暴力警察。

另一个套路是幽默元素。不论是多沉重的题材，韩国导演和编剧都喜欢在剧本中适当地加入幽默桥段，以调节电影节奏。在剧本中塑造一个嬉皮笑脸、善良却小毛病不断的小丑式角色是设置幽默桥段最常用的方法。《华丽的休假》中有一对活宝仁峰和龙大，两人从冤家变成并肩作战的好兄弟，即便面对军队的真枪实弹，两人也无法严肃应对，连最后的告别都让人泪中带笑。这类角色常常在电影氛围陷入绝望时出场，用来安抚观众的情绪。《阿修罗》中，“政治流氓”安尚久和检察官于章勋的对手戏也并非严肃的对峙和结盟，导演禹民镐在处理两人关系时，用互相调侃却又彼此迁就的细节制造了很多幽默桥段，为残酷的政治斗争保留一丝温暖。

政治题材电影很多时候都是以群戏的形式呈现，在展现群体状态时，导演大多会渲染一段美好的（至少是不太差劲的）旧时光，以衬托故事急转直下时的绝望感。其中，《实尾岛》的处理方式最动人。一群死囚犯被发配实尾岛，成为训练兵，明知未来有一天会成为死士，他们却依然在残酷的训练之余偷得了一些好时光。导演以纪录式的手法呈现31名训练兵在岛上的日常生活，在表现残酷的训练场面时，有好莱坞战争片的影子，而在展现训练兵的兄弟情时，就用回了韩国电影擅长的温情和幽默。

到了近两年的《阿修罗》和《局内人》，这类展现韩国政治的电影就变得更类型化。这两部电影以揭露韩国政治腐败为名，用的却是犯罪题材电影和香港黑帮片的呈现方式。《局内人》里的几段配乐与杜琪峰的电影《枪火》中的配乐如出一辙，剧中的色情、剁手、虐打等场面更是好莱坞犯罪片中的标配。

韩国政治题材电影虽多，但真正的佳作却不如想象中多。包括《华丽的休假》和《实尾岛》在内，很多电影的政治背景和民族电影包袱太重，电影对历史事件过分依赖，过度的煽情反而削弱了表现力。民族情结是韩国电影的特色，也很可能是他们的枷锁。近几年，韩国“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收获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好评，这类电影也成了韩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砝码。在市场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真实的社会事件、政治事件被改编成电影，佳作当然有，但其中套路化，甚至是投机的作品似乎更多。

电影的自由之路

相比往年的热闹，今年的釜山电影节略显冷清。去年，电影节不顾釜山政府反对，坚持在电影节期间放映了以“世越号沉船事件”为主题的纪录片《潜水钟》。随后，釜山政府采取措施，削减釜山电影节预算，并撤换了电影节主席兼创始人之一李庸观。政府与电影人的矛盾持续到2016年的釜山电影节。为了反对政府行为，谋求电影的自由表达，包括韩国电影制作协会、韩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内的9个团体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守护釜山电影节韩国电影人非常对策委员会”，发起抵制活动。他们对外发表声明：“釜山国际电影节不属于釜山市政府。尽管政府在经济上支持电影节，但电影节拥有独立运行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外力干涉。”除声明外，抵制活动还要求釜山市长徐秉洙辞去电影节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并撤销对68位电影节委员的处分。

韩国电影人与韩国政府的关系向来不和谐，最近一次严重的意见不合与“世越号沉船事件”有关。2014年事件发生之后，韩国众多演艺界人士声援民间组织，要求彻底调查事件始末。今年10月，韩国《韩国日报》和以英语发行的姊妹报《韩国时报》登出文章，曝光了一份包括朴赞郁、宋康昊、金惠秀、奉俊昊等一线电影人在内的千人黑名单，入选理由包括“要求政府为‘岁月号悲剧负责”“支持在野党候选人朴元淳”“抨击政府”等。

如今，这份名单的真伪不得而知，但从中透露出的当局政府与文化界人士日益紧张的关系却是真实的。“韩国电影人表达的自由是靠团结和常年的争取得来的。”梁宇锡说，当初拍摄《辩护人》时他也曾担心受到来自官方的阻碍，“如果这个故事拍不出来，那我们社会的民主一定是后退了吧。还好，它最终顺利上映了。”

梁宇锡口中的“抗争”有对内的抗争，也有对外的抗争。对内要在曾经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谋求生存空间，对外要抵御好莱坞大片对于本土电影市场的掠夺。“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比前辈们好太多了。”梁宇锡和我聊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电影制度，当时，朴正熙统治下的政府对电影审查的管控尤其严苛，在朴正熙上台之前，韩国没有电影法，而朴正熙政府所制定的电影法基本是为宣传意识形态服务。电影法以企业化政策和进口配额制为核心，只允许当时的20家电影公司制作和引进外国电影，不允许制作与现存体制内容相悖的电影。配额制原本是要鼓励本土电影的发展——在引进好莱坞大片的同时，要以制作一定量的本土电影作为引进交换条件。但现实情况适得其反，这一政策执行得差强人意，投资人钻了空子，导致本土电影投资大幅度削减，韩国的本土电影在70年代到80年代陷入大萧条。

转机依然出现在“光州事件”之后。结束了独裁统治的韩国开始进入市场竞争体系，言论自由也大幅度放宽。1988年，政府还废除了电影投拍前要预先审理剧本的制度，这一政策性转变让韩国电影开始涉猎更多主题和形式。

在政策逐渐开放的过程中，韩国电影人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不止一次地主动争取。1993年，业内人士建立了电影配额检查团，义务监督配额制度的实行。在检查团的监督下，韩国的国产电影份额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国内创作环境宽松后，美国好莱坞电影对韩国本土电影的威胁又让韩国电影人团结起来。1997年，美国要求废除电影配额制度，韩国电影人集体反对，100多位制片人、导演和学生当街剃光头，开始了持续5年的“光头运动”，准备死守电影配额制。

这两件电影人捍卫权益的运动加重了韩国观众的国产片情结，韩国人的民族意识让他们与国产电影更为亲近，放眼全球，韩国是除美国外本土电影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人对本土电影的偏好，使得投资人愿意将大笔投资用于本土电影的创作，观众、创作者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让韩国电影在2000年前后进入了一段繁荣期。

最近几年，韩国电影的出口份额快速增长，尤其是那些以政治和社会事件为背景的民族电影，更受到了中国和部分美国市场的欢迎。相较于国内电影人对好莱坞的热情，很多成熟的韩国电影人对此持警惕态度。采访韩国导演奉俊昊时，他曾表示：“我与好莱坞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杀人回忆》为什么有一个开放式结尾？我不想得出一个工整的结论，那是好莱坞喜欢做的事。有个对比很有趣，我要找宋康昊拍电影，不需要通过经纪人、律师和助理，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与好莱坞严格的商业化相比，韩国电影圈有它不那么专业的一面，却充满人情味。”

（参考资料：《韩国电影：历史、反抗与民主的想象》《1987～1992年间韩国电影的政治审查制度与政治合法性》。实习生肖楚舟对本文亦有贡献）

“闺蜜门”背后的韩国宗教与政治

“无论是李明博下跪事件还是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韩国现实政治中的宗教元素，事实上都是以戏剧性的偶然事件反映宏大历史背景下地缘战略博弈的某种逻辑必然。”

记者 艾江涛

当地时间11月4日上午10点30分，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青瓦台发表的直播电视讲话中再次向国民道歉。在讲话中，朴槿惠对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崔顺实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明确否认加入邪教。

事实上，截至目前并无更多事实证明曾经的佛教徒、后来的牧师，并持有所谓可以对着圆圈念咒治病的“永生劫”理念的崔太敏，对朴政府的执政有何直接影响。但另一方面，对朴槿惠受崔太敏控制的质疑与指责，在其1997年重返政坛之前便已开始，质疑者既有她的弟弟与妹妹，也有政坛对手。

1990年，朴槿惠的妹妹朴槿令与弟弟朴志晚在写给时任总统卢泰愚的亲笔信中称：“我们姐姐唯一的罪，就是被崔太敏彻底骗了。”并要求“严惩骗子崔太敏，为保护前任国家元首，请将被崔太敏迷惑的姐姐朴槿惠解救出来”。2007年，朴槿惠首次参加总统竞选，在争取大国家党党内提名时，对手李明博就曾说，如果朴当政，崔顺实家族干涉的可能性很大。同年，韩国情报机构KCIA泄露有关朴槿惠与崔太敏关系的文件也曾涉及“控制身体和灵魂”的说法，朴为此在党内听证会接受150个问题的询问。

这些责难背后，除去有待进一步证实的亲信干政借以牟利等问题，难以回避的地方在于，朴槿惠与宗教人物崔太敏之间的密切关系，后者一度将这种关系称为“精神上的夫妻”。1974年，朴槿惠的母亲陆英修遇刺身亡，崔太敏正是在这时走入她的生活。崔写信告诉朴槿惠她的母亲陆英修给自己托梦。见面后，崔以陆英修附体的模样对朴槿惠说，跟随着自己可以将她引往好的方向。对此情景，据说朴槿惠曾一度昏厥过去。就像朴槿惠公开承认的，如果说对于一个刚刚经受人生重大打击的22岁少女，崔太敏的出现更像一个精神上的安慰，本无可厚非的话，可联系她日后步入政坛后遭受的不断指责，却颇能看出韩国历史上一直以来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像不少国家一样，韩国历来有神教，也即萨满教的原始信仰。所谓神教，是指通过巫师的中间作用向天神祭祀，举行咒术的宗教。传统的影响非常深远，佛教、基督教传入韩国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萨满化的倾向。在朝鲜王朝末年，在国内政治腐败、列强入侵、社会陷入绝望之际，传统的儒教、佛教不能提供救亡图存的指引，而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又被视为陷国运于危险的西学。1860年，崔济愚“以道为天道，以学为东学，挂出布德天下、广济苍生的标语”，倡导东学。这种杂糅的宗教结合神教色彩，萃取了“儒教的五伦五常、佛教的慈悲平等、天道的无欲清净”。1905年，东学教团正式启用新名“天道教”。1919年3月1日，天道教与基督教、佛教三个教团的几十名代表发表独立宣言，继而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游行，史称“三一运动”。可以说，东学与天道教，成为朝鲜王朝末年与日本殖民时期，参与政治、追求民族独立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正因此，卢吉明等韩国学者在《韩国民族宗教运动史》中高度称赞天道教等民族宗教在坚持民族独立与恢复主权运动中的功绩，并不无遗憾地表示“光复之后民族宗教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崔济愚创导的东学，还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催生出大量新兴的类似宗教，或称为“似而非”宗教。这些宗教发扬韩国的神教传统，并且与儒、佛、道三教融合。正如金得榥在《韩国宗教史》所述，这些宗教除了教理的大杂烩，也更为现实主义，宣称“信仰他们所主张的道，守持他们所提出的教义信条，即将到来的不是来世而是今生就能体验的地上天国”。某种意义上，崔太敏所创的“大韩救国宣教会”，讲求算命治病，谋求生活利益，也属于今天仍有的70多个“似而非”宗教之列。

韩国国民对这些新兴宗教的看法，颇有矛盾之处。一方面，它们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民族救亡的作用，并通过引导民众对启发韩民族做出了贡献；可另一方面，一些如侍天教这样的教派，也成为卖国的先锋，一些团体所散布的迷信妄言乃至淫乱杀人等暴行，使它们成为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此外，从大的方面而言，1948年大韩民国建立时，就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政策，宗教干政一直是政界的敏感话题。尽管如此，韩国多任总统都是基督徒，宗教仍在韩国政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此次朴槿惠“闺蜜门”引发的民众担忧，只是这种影响的一次放大呈现而已。

为此，本刊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奎，为读者解读韩国宗教与政治的纠葛。

三联生活周刊：20世纪70年代后期朴槿惠多次参加崔太敏举行的宗教活动，并在母亲去世后受其影响很深，引发人们对崔太敏的关注。怎样看待朴槿惠与崔太敏的关系，以及崔所创立的“大韩救国宣教会”？

黄奎：韩国的宗教格局一直是多宗教和多教派的，其宗教生态的高度多样性可以从宗教教派与宗派数量略窥一二：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韩国至少有18个佛教宗派、94个基督新教教派、393个小型新宗教团体（包括圆佛教、天道教和伊斯兰教）。与文鲜明的统一教、赵镛基的汝矣岛全福音教会的烜赫一时相比，崔太敏创立的所谓“大韩救国宣教会”，不过是韩国形形色色基督教异端教派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影响甚微，近来因所谓“闺蜜干政门”才偶然暴得大名。

至于朴槿惠青年时期由于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受“大韩救国宣教会”吸引而涉足其间，深受崔氏父女影响，且一直持续至今，可以认为是朴槿惠的个人行为或私事，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种种迹象业已表明，朴槿惠的总统职务行为已无法摆脱公私不分和宗教甚或邪教干政的质疑。

三联生活周刊：韩国各种宗教深受本土萨满教（神教）影响，有很强的巫术色彩，一些资料中也能看到崔太敏传教时教徒痛哭流涕的场景，及他画圈治病的理念。如何看待这种宗教的萨满化倾向及韩国人的宗教实用主义？

黄奎：以万物有灵论（Animism）、萨满教为核心的民间信仰或弥散型民间宗教源远流长，对韩民族的影响根深蒂固。韩国民众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萨满教的影响，此可谓朝鲜半岛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基因之一。亡灵托梦、画圈治病、教徒痛哭流涕之类匪夷所思的现象就是这种影响的具体例证。这种前现代的、非理性的文化传统，对缓解朝鲜半岛的战争苦难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和韩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人生困惑可能有一定作用。

深入考察韩国宗教问题会发现，祈福信仰在韩国民众中普遍存在。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祈福信仰来源于萨满教信仰。韩国人主要的祈福诉求是健康、生活富足，找到好配偶，拥有好工作，拥有商业资产和今生的和平生活。韩国人之所以会热衷于祈福信仰，是因为他们100多年来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朝鲜战争后满目疮痍的艰难生存条件，更使得韩国民众对于财产、健康和个人问题的解决抱有强烈的愿望。由于韩国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都早已不同程度地萨满教化，因此浓烈的祈福信仰气息常常会冲淡不同宗教间的实质差异，远非虔诚宗教徒的不少普通韩国人穿梭涉足于不同宗教之间，对宗教信仰抱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许有助于淡化令人恐惧的宗教狂热，亦未可知。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看待光复之前，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韩国学者称其为“民族宗教”，而认为“似而非宗教”等名称是日本侵略者的说法，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黄奎：在1919年韩国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中，民族主义共识使韩国基督教与天道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合作，将基督教义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使得基督教逐渐成为爱国的“民族宗教”，甚至成为韩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企图使日本神道教成为朝鲜半岛的全民信仰，因此将包括基督教、天道教、佛教在内的各类宗教诬称为“似而非宗教”予以打压。韩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身份，其宗教信仰在具体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当事人的精神面貌和意志品质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对韩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宏大叙事”而言不宜夸大。

20世纪40年代末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后，在韩国逐渐兴起的一些“似而非宗教”或伪似宗教组织（Pseudo Religion）甚或膜拜团体（Cult），则大多是基督教异端教派，其中不少实际上是鼓吹教主崇拜、渲染世界末日威胁、巧言令色骗财骗色的邪教组织。

三联生活周刊：大韩民国建立时就确立了政教分离的政策，但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依然很大，请结合例子谈谈具体影响。

黄奎：韩国历史上曾有基督徒李承晚、金泳三、金大中担任总统。上一届总统李明博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出生于基督徒家庭，曾担任过韩国守望教会的长老。宗教信仰对于韩国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总统的影响，李明博在国家早餐祈祷会下跪可算得上一次标志性事件。

据韩国媒体报道，李明博在教会以谦卑、热忱的服事得到弟兄姐妹的爱戴。他任首尔市长期间，曾公开宣告将这座城市献给神掌权。2011年，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了韩国总统李明博在3月3日参加首尔COEX里举行的第43届国家早餐祈祷会时下跪祷告，此举在韩国引发了争议。韩国总统府方面对于发生现任总统下跪一事解释说：“祈祷以什么形式进行完全取决于牧师的指引。”但是总统府内部认为“牧师做得出格了”，对此非常不满。韩国国家早餐祈祷会的名字起源于1966年总统早餐祈祷会，从1976年第8届起，开始使用国家早餐祈祷会的名称，时任总统每年都会出席。

追溯韩国历史和政治中的基督教元素，可以发现，朝鲜半岛的萨满教、儒教和佛教传统尽管历史悠久，对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所遭遇的国家危亡和苦难的历史情境中，以往的传统在救亡图存方面黯然失色，不堪敷用，而基督教却异军突起，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为传教策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督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却在朝鲜半岛社会中站稳了脚跟，同时也为暂时处于下风的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势力在未来重返朝鲜半岛、恢复影响埋下了伏笔。

一方面，朝鲜王朝末期封建专制腐败造成的苦难，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遭受的苦难，朝鲜战争期间遭受的苦难，所有这些苦难加在一起，几乎使韩民族陷入绝望。基督教会在战后韩国的物质废墟上提供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等帮助，在韩民族的心灵废墟上提供慰藉、提供基督的救世福音，得以快速扩张。另一方面，美国有意扶植基督教以抵御共产主义的渗透，尽管基督教反对军人独裁统治，但韩国历届政府在与朝鲜政权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和抗衡时，也有意利用基督教。国际国内的这些政治因素为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壮大以至于迅猛扩张提供了“处境化”的有利条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韩国的“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及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因素，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影响衰微和欧美影响增强的产物。无论是李明博下跪事件还是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韩国现实政治中的宗教元素，事实上都是在以戏剧性的偶然事件反映宏大历史背景下地缘战略博弈的某种逻辑必然。

（感谢郑继永、涂怡超、王梓对本文写作与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