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二号”，副总统候选人与美国大选

刘怡

与面向全国选民、意图获取社会各阶层最广泛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相比，副总统通常带有更强的党派性和地方性色彩，在国会博弈中地位不容小觑。在最高权力的分享和继承中，副总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2016年9月中旬，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身陷“健康门”疑云甚至被怀疑无法支撑至选战结束时，美国公众和媒体仿佛是恍然大悟地发现，这世上还有一个名叫蒂姆·凯恩的人——副总统候选人。58岁的凯恩参议员担任过里士满市市长、弗吉尼亚州州长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行政历练比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来得完整，也比那两位古稀老人年轻得多。作为职业政客和竞选高手，他在过去18年里的4次重大选战中无一失手，仅仅在2008年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党内提名中不敌乔·拜登。凯恩的天主教背景、对拥枪权和工会利益的有条件支持态度使他在南方各州中颇受拥戴，这是希拉里选择他作为竞选搭档的主要原因;而他在环境保护、医疗保障、外交政策乃至LGBT权益问题上的表态，又与民主党党内的主流话语高度一致。一般认为，假使希拉里在赢得大选之后因健康状况恶化或其他原因不能视事，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凯恩至少可以扮演好中规中矩的“太平天子”角色——一个年轻版的拜登。

2016年7月29日，民主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蒂姆·凯恩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助选集会上

无独有偶，在胜选演说接近尾声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终于想起来要感谢他的搭档和副手迈克·彭斯。他们两人私下并不熟悉：57岁的彭斯起家于中西部制造业大州印第安纳，曾任6届众议员、一届州长和众议院共和党党团领袖，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政坛最保守的地方政治家，与常居纽约、游走于两党之间的特朗普大相径庭。在共和党党内的初选中，彭斯支持泰德·克鲁兹，特朗普的“猥亵录音门”曝光后，他曾公开表示不愿为这类言论辩护。但和特朗普的另外两位备选副手纽特·金里奇（众议院前议长）以及克里斯·克里斯蒂（新泽西州州长）相比，彭斯至少没有明显的道德瑕疵，政见也足够清晰。当拥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朗普面临公众的非难时，呆板但表里如一的彭斯可以起到中和作用。

拥有“空军二号”专机、在白宫西厢设有固定办公室的美国副总统，在选举政治和日常国务活动中扮演的就是这类次要但依旧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联邦政府中仅有的两位通过选举产生的首长之一，副总统在参议院投票陷入僵持局面时拥有最终决定权，也像总统一样拥有自行选任的整套幕僚班底。在外事活动中，副总统造访的中小国家的数量远远超过总统本人，有时还会介入重大外交以及内政决策的操盘。而宪法第二条关于总统继任问题的规定，则为副总统在总统身故、辞职或遭到弹劾时直接递补提供了法理依据。从1841到1974年，共有9位副总统以递补继任的方式入主白宫，其中包含有杰拉尔德·福特这样从未经历过任何公众投票的特殊人物：比美剧《纸牌屋》中的安德伍德早了整整40年。

鉴于特朗普在政府运作和国会政治方面经验极度匮乏，并且从未担任过需要长期维持高强度工作的政府公职，在2017年正式上任以后，彭斯作为代理人和中介者的角色或许将更为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未来亲自竞选总统时拥有更大的获胜希望——从1796到1988年，仅有4位副总统在任期届满后直接投身总统选战可以如愿胜出，而理查德·尼克松、阿尔·戈尔这样的风云人物却无不败走麦城。时势的需求有时比具体的政治经验更为重要，这或许也是彭斯在2016年只能屈居“空军二号”的主要原因。

“平衡者”副总统

1789年通过的美国第一部宪法，在第二条中对行政部门及其首长的职权和选任方式做出了规定。其中关于副总统的内容包括：副总统与总统的任期皆为4年，同样须经选举人团投票产生。副总统候选人在年龄下限、出生时的国籍以及在美国境内的居住时长方面不受与总统候选人相等的限制，当选后向国会宣誓就职，并兼任参议院议长。在参议院表决中出现赞成票与反对票完全相等的情形时，副总统拥有最终裁断权。如遇总统被免职、死亡、辞职或其他丧失履职能力的情形时，其职权应移交给副总统。副总统在犯下叛国、受贿或其他罪行时，同样会遭遇弹劾;一旦参议院投票确认其罪名成立，副总统随即被免除职务。1789年，《独立宣言》签字人之一、联邦党领袖约翰·亚当斯当选为美国第一任副总统。

1995年，参议院多数派领袖鲍勃·多尔、副总统戈尔、总统克林顿和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左至右）在白宫商讨联邦政府预算问题

但在合众国初生之际的1789年，美国还只有联邦党这一个相对成熟的政党，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则乐于维持无党派的超然地位。这使得各州代表在草拟宪法之时，没有对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党派属性做出区隔，只是笼统地规定获得最多选举人票者当选为总统，第二多者为副总统。结果在1796年的第三届大选中，联邦党候选人亚当斯以71张选举人票的成绩胜出，得票数第二多（68张）的却是他的头号政敌、民主共和党（反联邦党）候选人杰弗逊，于是杰弗逊被迫屈居为副总统。接下来的4年里，双方各自以联邦政府和参议院为战场，彼此攻讦不已。1800年的第四届大选出现了更离奇的情况：民主共和党的两位候选人杰弗逊和伯尔同样获得73张选举人票，皆高于联邦党的亚当斯;按照宪法规定，此时应由众议院投票裁定两位胜利者的职权分配。但联邦党控制的众议院刻意在杰弗逊和伯尔之间营造平衡，结果谁当选总统、谁成为副总统居然经过36轮投票方告决出，严重影响到了选举制度的正常运转。

有鉴于此，18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二项修正案，明确规定：副总统候选人的参选条件应与总统一致;选举人团对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投票表决须分开进行。尽管这项修正案依旧没有规定总统和副总统须来自同一党派，但由于各大政党在做出提名时，会有意识地把最具竞争力的政治家设定为默认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副总统的选举结果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总统能获得的选举人团票数，矛盾就此化解。从那时起至今，只有1824年大选依旧出现了混沌不清的局面：当时联邦党已经因为丧失民意基础而式微，一家独大的民主共和党则分化成4个派系，各自推举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最终，边疆州集团和新英格兰集团选择合流，推举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唯一候选人并最终胜出，从而解决了接踵而至的副总统难题。但民主共和党随后也发生分裂，其中的败选者重新组建了民主党，即今日美国民主党的前身。

在版图变更极为频繁、利益集团不定期分化的19世纪前半叶，无论民主党还是辉格党（共和党的前身）都无法保证在每次选战中提名的党内巨头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足够高的支持率。因此，征召具有全国性影响、党派色彩较弱的战争英雄或政坛耆宿作为总统候选人，同时以本党重要人物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征，形成互补和平衡，成为两大阵营常见的策略。民主党在1828年大选中提名1812年对英战争中的英雄安德鲁·杰克逊出任总统，本党资深领袖卡尔霍恩为副总统，不仅如愿胜出，还开创了长达12年的“杰克逊民主”时代。辉格党方面随即如法炮制，在1840和1848年分别提名哈里森以及扎卡里·泰勒两位退役将军参选总统，本党的资深州长和众议员约翰·泰勒以及菲尔莫尔则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同样获得胜利。类似的策略在一个世纪以后的1952年大选中再度奏效：共和党提名“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候选人，这位将军公众声望极高，但缺乏明显的党派性特征;作为平衡，年仅39岁的加州参议员尼克松被党代会征召，成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搭档。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斯帕克曼相比，尼克松的履历较为单薄，但他刚刚因为参与调查“钱伯斯―希斯间谍案”而声名鹊起，已经将反共、反罗斯福新政、支持对苏“遏制”等鲜明的保守派标签和自己捆绑到了一起。尼克松的加州背景，则为共和党时隔20年重返白宫立下大功。2016年共和党选择彭斯搭档特朗普，同样有补足后者的党派性的考虑。

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他在副总统任期（1789～1797年）结束后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

但“全国性总统加党派性副总统”的组合仅仅适用于特定历史时期。更多时候，总统候选人系由全国委员会从资历最深或业绩最突出的本党政治家中直接遴选，此时反而是副总统候选人需要具备更多的差异性色彩。威廉·麦金莱在1900年角逐连任时，力排众议地选择刚刚在美西战争中博得大名的前助理海军部长、纽约州州长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作为自己的搭档。后者出位的言行在共和党内部颇有争议，但在19世纪末深受新帝国主义理想鼓舞的年轻选民和工商业界那里却是极富号召力的旗帜。最终，麦金莱―罗斯福组合如愿以偿地拿下了28个州。老罗斯福的远房堂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生中经历的4次总统大选中，同样沿袭了这种差异化的搭档策略：1932和1936年，他通过与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约翰·加纳加盟来平衡新政给国会造成的冲击;当他需要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来支持介入欧洲战争的决定时，1940年时的副总统候选人变成了亨利·华莱士;而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左”倾色彩过于浓厚的华莱士可能使人怀疑总统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设计，于是相对保守的杜鲁门成功上位。

另一方面，司空见惯的差异化搭配在特定情形下仍有遭致反效果的可能。2008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为了弥补自己在共和党右翼以及女性选民中的影响力劣势，提名了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莎拉·佩林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佩林在美国本土绝大部分地区知名度甚小，却有着过于浓厚的保守派姿态、攻击性十足的言辞以及一触即怒的脾气。结果，女性选民认为她是一个名实不副的男权主义者，报纸和电视台讽刺她举止可笑、极难相处，党内大老对此也有非议。结果，民主党的奥巴马―拜登组合被视为革新与稳健的完美结合，顺利胜出;共和党的麦凯恩―佩林组合却因为不协调的“拉郎配”色彩，惨遭滑铁卢。佩林随后成为共和党保守派力量“茶党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这倒是很符合她本人的真实气质：适合在精英政治圈中扮演激进的煽动者角色，但无法动员和争取数量尽可能多的普罗大众。

1996年大选中，志在连任的民主党以克林顿―戈尔组合出战共和党的多尔―肯普搭档。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年纪都不到50岁，同样是全球化运动、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革命的鼓吹者，特质高度重合，显然有悖于传统的差异化策略。但他们的两个对手分别是73岁和61岁的老人，精力衰颓、言辞古板，竞争力明显不足。鲍勃·多尔企图以一项幅度高达15%的减税计划博取选民的欢心，但克林顿明智地把这项计划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不受欢迎的言论联系到一起，暗示：减税造成的联邦政府收入下降，必将以削减医疗和社会保障预算作为代价，这是大部分选民所不乐见的。结果，多尔―肯普组合在投票中仅仅拿下19个州，凄惨落败。考虑到多尔在1976年作为福特的副总统搭档参选时已经输过一次，他或许是美国选举史上唯一一位曾先后作为副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参选却一次也没能获胜的悲剧人物。

递补接班人

1789年宪法第二条对副总统在非常情形下接任总统的规定相当含混，宪法第十二项修正案对此也未能做出任何调整。三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当总统出现健康问题、被劫持或者陷入其他困境时，究竟由哪个机构或个人来判定他已无法履行职权;当副总统递补接手总统职权时，其名义究竟是“代理”还是“继任”;一旦副总统递补成为最高领导人，空出的副总统职位应当由何人继承。另一方面，倘若副总统本人被弹劾或主动提出辞职，其缺额如何递补同样是一个问题。只不过立国之初的美国政治家尚不曾虑及如此小概率的情形，因此在19世纪初，美国的总统制实际上完全是凭借运气在维持正常运转的。

西奥多·罗斯福在1900年大选中作为麦金莱的副手出征获胜，一年后由于麦金莱遇刺，罗斯福自然递补为总统

1812年4月20日，独立战争老兵、时任副总统乔治·克林顿突发心脏病死于任内。由于宪法对副总统的递补问题缺少相应的规定，并且副总统并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行政职位，因此到当年底新一届大选结果揭晓为止，美国副总统始终处于缺位状态。沿袭这一先例，当1814年时任副总统格里病逝、1832年底卡尔霍恩主动辞职、1853年威廉·金死于结核病之后，副总统一职没有任何人接替。直到1967年宪法第二十五项修正案通过之后，杰拉尔德·福特才于1973年底经尼克松总统提名，成为主动辞职的副总统阿格纽的继任者，并由国会投票批准。换言之，此前7位在任内病逝的副总统，其职位都无人接替。

更棘手的问题是总统本人病逝或辞职产生的缺位。1841年4月，哈里森总统在宣誓就职后仅仅一个月就因肺炎并发症去世;根据宪法第二条，副总统约翰·泰勒将作为其递补者入主白宫。围绕泰勒的头衔和法律地位，国会内部爆发了激烈的论战。主流意见认为，泰勒仅仅是在下一届大选产生新的正副总统之前，以副总统身份代行哈里森留下的总统职权，因此其名义应当是“合众国代总统”。但泰勒坚持认为，他同样是经过公众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参选条件与哈里森完全一致;在哈里森因病逝无法履职时，他已经成为“真正的”总统。当泰勒在宣誓仪式上自行决定使用“合众国总统”的名义后，大部分议员表示了默许——毕竟，假如泰勒拒绝就职，将酿成更严重的宪法危机。但还是有数十位议员拒绝承认新总统的合法性：一直到泰勒届满离任为止，白宫所收到的若干公函所署的收件人依然是“代总统阁下”。

泰勒的自行其是虽然没能化解副总统继位的法理矛盾，但好歹留下了一项可资参考的先例。在他之后，当扎卡里·泰勒、哈定和小罗斯福在任内先后病逝，林肯和麦金莱遇刺身亡之后，时任副总统都以当然继承者的身份宣誓递补。但总统因健康状况无法履职依然是一项麻烦的禁忌——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什么人可以对总统的身体状况之于履职能力的影响做出权威判断;而由于泰勒不曾启用“代总统”这一名义，一旦总统宣布暂时离职去进行手术或治疗，一旦他的身体康复，则递补其职权的副总统是否应将总统职位交还同样是一个问题。因此，大部分总统在健康问题上干脆采取高度保密的态度，避免国会中的反对者借机挑起事端。1893年，克利夫兰总统以“度假”为名躲上长岛的一艘游艇，在船上完成了口腔肿瘤手术。1919年秋天伍德罗·威尔逊因为中风导致身体左侧偏瘫后，更是发动了一波防患于未然的宣传战：报纸上出现了大量总统在第一夫人伊迪丝的陪伴下阅读和写作的照片，无法活动的左臂被小心翼翼地搁在书桌上，握笔的右手则靠在第一夫人身上。在办公室接见国会议员时，威尔逊也是以一种别扭的姿势斜躺在沙发上，说话慢条斯理，故作镇定。在最后的一年半任期里，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状态。

在传媒业发展相对滞后，政府工作节奏也比较缓慢的19世纪，总统还可以通过减少公开亮相、以信函代替演讲等方式掩饰自己的健康状况，但在20世纪中叶以后，这一对策已经很难奏效。特别是在核大战一触即发的“冷战”年代，总统有几个小时不能履职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国际后果。1955年9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被迫面对这种困境：由于突发心肌梗塞、必须立即接受手术并卧床治疗6个星期，他秘密建立了一项危机应对机制，由副总统尼克松、白宫幕僚长谢尔曼·亚当斯和国务卿杜勒斯三人在他住院期间代行日常行政工作，并向公众公布自己的康复进度。但这依然只是一种临时安排。于是在1963年，纽约州参议员基廷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要求立法规定总统不能视事时的一切应对流程。这项提案随后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草拟的另一项提案合并，在1967年正式生效，即宪法第二十五项修正案。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右）与其秘书乔·塔穆迪在白宫。为避免履职能力遭到国会的质疑，威尔逊在1919年隐瞒了他多次出现中风的病情

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令诸多美国政治家大感头痛的法理空白，在这项修正案中终于获得了填补：它规定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向参众两院提交宣称自己无法履职的书面声明，并由副总统接替履行职权;一旦总统认定其健康警报或其他非常情形已经解除，同样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复职。但总统是否具有继续履职的能力并不单纯由其自身决定，一旦副总统以及半数以上的内阁成员判定总统的健康状况已不适于继续任职，同样可以向参众两院提交由副总统递补的书面声明。副总统的缺位问题也在修正案中得到了明确答复：当副总统职位出缺时，总统可提名一名继任者，在参众两院皆获得半数以上赞成票后即可生效。

新修正案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密歇根州众议员杰拉尔德·福特。1973年10月，时任副总统阿格纽因为面临逃税和受贿指控，被迫自行辞职;两个月后，尼克松总统提名共和党众议院党团领袖福特为阿格纽的继任者，在国会获得通过。仅仅过了8个月，自己也深陷“水门事件”泥潭的尼克松被迫辞职，使福特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未经公众投票选出的总统。这个事件给了政治小说家汤姆·克兰西以极大的灵感，在1994年出版的小说《荣誉之债》的结尾，他设想了一个极端场景：一架波音747客机撞进正在举行两院联席会议的国会山，杀死了刚刚获得连任的杜林总统、大部分议员、最高法院全体法官以及半数以上的部长。新任副总统杰克·雷恩恰好在几分钟前离开，于是意外地提前递补为最高领导人。

在有了明确的法理依据之后，总统因健康原因临时交出职权的情形开始成为常态。1985年7月，里根总统在进行肠道肿瘤手术前，留下了一封授权副总统老布什在必要时代行职务的信函。不过由于手术过程顺利，授权信并未生效。2002和2007年，小布什总统在进行结肠镜检查时，曾两次授权副总统切尼临时代行最高权力，总时长共计4小时20分钟，这大概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临时总统”。

上位之路不易

小罗斯福的第一位副总统加纳曾经发表过一句辛辣的评论：“在美国，副总统的价值还不及一泡热尿。”对大多数身体安康也无被弹劾之虞的总统来说，副总统除去在参议院开会以及出访次要邦交国时可以发挥一点象征性作用外，价值实在不大，这也是历史上诸多总统放任副总统一职空缺而不安排继任者的主要原因。1961年之前，副总统在白宫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日常工作主要在国会山完成，也没有政府提供的正式官邸。直到1974年，新官上任的福特总统才批准将位于海军天文台附近的原海军作战部长（CNO）官邸改建为副总统官邸;又过了三年，卡特总统在白宫西厢为他的副总统蒙代尔正式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不过天文台的那处官邸正式名称依然是“副总统官方临时住所”，也依然由海军拨款维护。

尼克松在1955年艾森豪威尔住院期间参与最高决策的经历，是到那时为止二号人物仅有的与闻机要的机会。随着宪法第二十五项修正案获得通过，副总统作为总统无法履职时当然继承人的地位获得了强化，服务于副总统的行政班子也开始全面扩充。1969年，尼克松批准设立副总统幕僚长这一职位，全权领导副总统办公厅的日常工作，同时具有总统助理的身份。嗣后又陆续设立了副总统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顾问、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通信主管、媒体秘书等职位，班底规模接近200人。这个“影子内阁”的功能，不仅是在副总统于非常时期（总统身故、辞职或长期无法视事）接手最高权力时为其提供襄助，在平时也会为其提供外交和内政方面的建议和报告。这一点在戈尔和切尼两位副总统任内表现得尤有意义：作为“克林顿新政”在信息产业和全球环保事业方面的推手，戈尔一直依靠独立的幕僚班底进行相关政策的研究，并将其灌注到政府的政策缔造议程中。卸任之后，戈尔继续以非政府组织“气候保护联盟”主席的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并在2007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迪克·切尼更是被视为美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副总统——由于小布什总统在国际事务方面缺乏经验，切尼大大扩充了其幕僚班底，并以越过国务院直接向总统提交报告和方案的形式干预决策运作。一般认为，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最终方案，是由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以及国防部中的某些保守派官员和副总统幕僚长刘易斯·利比共同炮制的，伊拉克“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情报，最早也是利比向切尼提供的。2007年，由于挟私报复、泄露参与伊拉克核查项目的特工人员威尔逊夫妇的身份，利比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后获缓刑。

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与众议院资深议员召开联邦大法官提名会议。画面近处为副总统迪克·切尼，他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

尽管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副总统在行政决策中的地位和实际权力已经逐年上升，但在副总统任期结束后直接投身总统选战依然是一桩成功率不高的冒险。究其原因，上一任总统通常会将其真正属意的接班人或亲信安排在国务卿、国防部长等更容易创造实际业绩的岗位上;副总统人选通常只是党内平衡的结果，未必能获得总统本人的信任。即使卸任在即的总统愿意全力辅选，民众对前任副总统也已经留下了“面目含糊的办公室官僚”这一刻板印象，反而对选情帮助不大。美国开国以来，仅有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马丁·范布伦和老布什四人得以在副总统任期届满后立即投身选战并胜出，其中又只有老布什的案例是发生在选举制度相对完备的20世纪，难度之大可见一斑。而老布什在1988年的胜利，与其说是自身满意度够高，倒不如说是对手杜卡基斯太弱——仅仅拿下10个州和首都而已。

尼克松在1960年大选中的惜败，是副总统尝试直接上位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作为艾森豪威尔患病期间的代理人之一，尼克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行政经验。1958年出访委内瑞拉期间，他曾经沉着地面对反美示威者的辱骂和推搡，获得了极高的赞誉;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更是“冷战”期间最富传奇色彩的桥段之一。他的竞选搭档小亨利·洛奇出生于新英格兰的政治世家，曾任驻联合国大使，在党内和全国都有不可小觑的人望。然而面对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以“革新”“新思维”为口号做出的挑战，过分执着于既有长处的尼克松还是以微弱劣势告负——在4个州以不到5%的差距输掉了“赢者通吃”的选举人票。他后来在回忆录《六次危机》中不无恨意地宣称，新出台的电视辩论环节放大了肯尼迪在相貌和演讲台风方面的优势。而尼克松再度挑战白宫成功，则是整整8年以后的事了。

1959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右一）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进行著名的“厨房辩论”

鉴于特朗普这位“政治素人”在从事行政工作和进行党内利益协调方面的经验实在欠奉，迈克·彭斯在2017年上任的新一届政府中将扮演何种角色，相当值得关注。意味深长的是，彭斯出身的印第安纳州属于五大湖地区传统的制造业重镇，近年来深陷财政破产困境的汽车城底特律便在该州;而大湖州在2016年大选中的“红化”，正是共和党得以获胜的关键。考验特朗普关于复兴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承诺能否兑现，主战场之一便在印第安纳。届时彭斯可能发挥的作用，或许将和克林顿任内的戈尔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