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犯法要不要与庶民同罪

刘洪波

钻到钱眼里去了的，站在交易本位之上，看一切不肯交易为不智，视受害为一种可交易的资源。

北京的法院审理了一件醉驾致人死亡案件，新鲜之处在于：受害方谅解，法官表示法律不可容忍。近些年，我们较多听到刑事案件的“谅解”，受害方一谅解，法院也就坡下驴地谅解。受害方谅解，法官不谅解，这种情况是少见的。

北京这个案件，大致如是：去年7月18日晚间，滴滴专车司机韩某醉酒逆行，与一辆出租车碰撞，辱骂、威胁和追打拍照取证的司机，韩某还持械拦截并砸坏一辆途经现场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引来围观造成拥堵。民警到场处置时，韩某不顾阻拦，强行驾驶他人车辆离开，逃跑中碰撞多车，还撞死一人撞伤一人。

开庭前，韩某家属与车祸中的死者家属达成和解，其他受害人也都表示愿意就民事损害赔偿接受法院调解。法官表示，韩某酒后驾车，“明知故犯，行为疯狂”，虽获被害人谅解，但其行为对不特定的人、不特定的物以及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法律不可容忍”。

我们近些年听到的套路，大多是犯罪行为发生，加害方与受害方谅解，谅解一旦形成，法庭会予采纳，减轻刑罚。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社会甚至已产生了某种谅解偏执，好像但凡有犯罪，就非得“谅解”不可。在一件驾车撞人补刀案件中，加害方家属谋求谅解，死者家属坚决要求依法判决，舆论不只是惋惜谅解不成，简直就是怒斥不肯谅解，惋惜罪犯被处死。在一件大学宿舍投毒案中，要求谅解，呼吁从轻，汇成了舆论的合唱，均未如愿，似乎也让不少人懊恼。

不是说谅解不好。但有了罪案，第一位的是什么呢，是法律体现功能，还是双方实行谅解？当然，“谅解”也在法律程序之内，但毕竟只是对基准刑罚的减轻。犯了什么罪，得到相应刑罚，这是第一义；谅解与否，次之。为何变成犯罪发生，谅解第一，在基准刑上从轻第一？

谅解能不能达成，靠什么呢？靠态度，靠金钱。应该也有不出钱达成谅解的吧，但大多数定非如此。这就是说，钱多，谅解就容易达成些；钱少，或者没有钱，谅解就不容易达成。犯一样的罪，态度一样地好，甚至态度也未必要一样好，但有没有钱去让受害方满意，可以影响判决，“事实依据，法律准绳”之外，经济能力开始发挥作用。而且众意明显，搞得非谅解不可的样子，这实际上就变成“为有钱人张罗”了。人家肯赔偿你就得谅解，实际上不过是“人家有钱应该买到依法从轻”。有钱的服轻刑，没钱的服正刑，这就是谅解的秩序。

有人会说，罪总是犯了，受害事实总是造成了，谅解有利于需要钱的受害方，也有利于有钱的加害方，法律上又有促成和谐的效果，这是多赢；不肯谅解，受害方拿不到钱，加害方要多服刑，这是双输。这样的认识，其实是钻到钱眼里去了的，站在交易本位之上，看一切不肯交易为不智，视受害为一种可交易的资源，有“法律经济学”头脑，认为“不打折的正义”不可理喻。这是“万事莫非交易”的认死理。

我对北京这个滴滴专车司机醉驾致人死亡案的法官表示赞赏。因滴滴专车司机的行为“对不特定的人、不特定的物以及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所以虽有谅解而法律不容忍。这就是说，这名司机的行为，造成了一定范围内普遍的危害，不只是加害者与直接受害人之间谅解不谅解可以了结的事情。其实，任何犯罪行为，都对“不特定的人、不特定的物以及社会”造成危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达成谅解的案件也不全免除而只能减轻刑罚。

刑事犯罪是否应当转化为赔偿问题、谅解问题？我想，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倘若谅解优先，哪会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民事案件，可以谅解；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的部分，可以谅解，而刑事罪案本身，国家公诉，正义为务，谅解什么？罪案一出，求谅解若狂，人人皆称要谅解，受害方不谅解都不能，这算是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