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古塔概况及价值述略

杨永生（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肃 酒泉 735000）

酒泉古塔概况及价值述略

杨永生
（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肃 酒泉 735000）

［摘要］酒泉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军事、经济和文化重镇，包括古塔在内的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较高。本文梳理酒泉古塔遗存情况，阐述其历史文化和科学艺术价值，是酒泉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题中之意。

［关键词］酒泉古塔；建筑艺术；佛教文化；文化遗产

中国古塔是中国建筑匠师将我国传统的亭台楼阁式建筑范式与印度覆钵式古塔建筑风格相互融合，推陈出新，创造出来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塔。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国古塔形式千姿百态，建筑功能丰富多彩，建筑风格精美酣畅，是中国建筑艺术和传统文化的生动实践与表达。酒泉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和文化重镇，是佛教文化东渐西进的第一站，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塔建筑艺术的生发地之一。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古塔遗存建筑实体，全面梳理酒泉古塔的存佚概况，进而诠释酒泉古塔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酒泉古塔概况

酒泉境内包括古塔在内的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较高。通过酒泉历次文物考古和普查以及文献记录，酒泉历史上曾建造、雕造各类古塔46座。

酒泉北凉石塔11座：酒泉石佛寺北凉石塔6座，即马德惠石塔、高善穆石塔、白双苴石塔、程段儿石塔、田弘石塔、北凉无纪年残塔；敦煌北凉石塔5座，即沙山石塔、三危山王□坚石塔、岷州庙石塔、□吉德石塔、索阿俊石塔。

北凉木塔1座：敦煌三危山木塔。

酒泉北魏石塔2座：曹天护北魏石塔，敦煌北魏方石塔。

北朝时期古塔3座：敦煌旱峡沟南口佛塔，瓜州崇教寺育王塔，沙州大乘寺塔。

隋唐时期古塔3座：瓜州长沙岭土塔，瓜州小湾农场土塔，瓜州常乐舍利塔。

五代宋西夏元时期古塔15座：敦煌成城湾华塔，敦煌老君堂土塔，瓜州东巴兔塔尔湾塔，莫高窟天王堂土塔，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莫高窟宕泉河东岸塔群，莫高窟天禧塔，莫高窟第285窟西夏塔，东千佛洞土塔，瓜州口五个塔，锁阳城塔尔寺塔群，榆林窟泥梵塔与塔群，敦煌三危山坡顶土塔，敦煌三危山北坡塔，瓜州双墩子土塔。

明清时期古塔9座：肃州吉祥寺塔，肃州弥陀寺塔，金塔县塔院寺金塔，玉门塔尔湾塔，玉门赤金红山寺白塔，金塔小叉庙塔，玉门天津卫塔，敦煌千佛洞千相塔，敦煌白马塔。

民国时期古塔2座：敦煌三危山观音井塔，敦煌王圆箓墓塔。

酒泉历史上建造、雕造的这些古塔，从造塔材料看，有石塔、土塔、木塔和土木混合材料塔等，石塔如北凉石塔、北魏石塔；土塔占了酒泉古塔的绝大多数；土木混合材料塔如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榆林窟泥梵塔与塔群、玉门赤金红山寺白塔等。从构造形态看，有覆钵式、亭阁式、石造像式、组合式、华塔等。从建筑风格看，有早期从印度或西域初传而来的窣堵波塔，也有与中国亭阁、重楼相结合的传统塔，还有藏传佛教兴起后逐渐繁荣的喇嘛塔。从用途和性质看，又分为佛教塔和道士塔，道士塔如金塔小叉庙塔、敦煌王圆箓墓塔等。据《甘肃古塔研究》一书数据显示，全省共建造各类古塔165座，其中酒泉46座，占全省古塔总数的28%。酒泉古塔是研究藏传佛教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酒泉古塔价值述略

（一）东西方佛教文化传播、交融、创新、发展的历史载体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佛号释迦牟尼，约前56至前486年）。佛教的传播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代达到极盛，并从印度向周边地区开始传播。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至今仍有分歧，一般认同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说。敦煌、酒泉是从西域进入中原地区的门户，也是佛教进入中国本土的第一站。严耕望先生认为：“敦煌为汉代以来旧疆最西之郡，佛教东传，此为首站，故佛教传扬，亦当最早。”①简牍学专家张德芳在《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略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一文认为：“根据悬泉浮屠简的记载，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而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它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的时间早200年，比乐僔在莫高窟开凿洞窟的时间早300年。”②佛教传播主要依靠三种介质：佛寺、佛像和佛经。“中国佛寺首先有记录的是东汉明帝洛阳寺，早已不存。以后各代，除中唐五台山南禅寺大殿（782年）和晚唐佛光寺东大殿（857年）两座孤立的中小型佛殿外，比较能够反映佛教群体布局的要晚到宋辽以后了，明清才保留了更多实例。”③佛教之始就有造像活动，学术界一般把“优填王造像”视作最早的佛教造像。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像约属于2世纪初，如重庆三峡博物馆藏丰都县槽坊沟出土的东汉延光四年（125）摇钱树座上的禅定佛像。④建筑寺院，人造佛像，修建佛塔，营造宗教氛围，是劝人对佛崇拜、传播佛教的有效方式与途径。到东晋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开始形成并快速发展，佛教艺术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大兴佛法、遵循佛教经典，或模仿西域佛教人物或古印度人物形象绘制，在佛教石造像塔上体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征。在目前全国已知出土的14座北凉石塔中，出土于酒泉、敦煌地区的就达11座，便是最有效的历史佐证。

据《太平御览·沮渠茂虔传》记载：“初（沮渠）茂虔为酒泉太守，起浮屠于中街，有石像在焉。”《法苑珠林》卷14《集神州三宝感通灵》记载：“北凉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从上述记载和酒泉境内出土的石塔来看，北凉时期大规模建造佛塔与石像，与北凉统治者奉行“索奉大法，志在弘通”有很大关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统治区域内崇尚推广佛教，用佛教思想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封建统治。

北凉石塔多造于426～436年，是当地佛教艺术的一种题材。北凉石塔所刻经文长短不一，但都以“十二因缘”经文为主。十二因缘是三世论（过去、现在、未来）的理论基础，是释迦牟尼在分析人的苦难及其原因时提出的解说。即整个人生现象是由十二个环节构成的流转过程，这十二个环节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中都有佛来教化众生，这就是三世诸佛。北凉石塔所雕刻的佛和菩萨表现的就是三世诸佛形象，七佛分别代表过去和现在，菩萨是弥勒菩萨，是未来世界的佛。北凉石塔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共存与发展的见证。部分石塔上刻有八卦符号，表明早期佛教是依附和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的。石塔发愿文的主要内容是为君王、父母、师长祈福发愿，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对佛教具有一定影响，这也构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⑤

北凉属十六国之一。十六国是东晋时期北方十六个割据政权的总称。先后建立前赵、成汉、前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梁、南凉、南燕、西凉、北凉、夏、北燕等割据政权。十六国时期（304～439），酒泉、敦煌经历了前凉（313～376）、前秦（351～394）、后凉（386～403）、西凉（400～422）、北凉（397～442）五个朝代，439年北魏统一酒泉，442年北魏统一敦煌。

十六国时期，酒泉乃至河西地区兴盛的佛教艺术，遗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历史遗迹。《魏书·释老志》云：“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S.6537背面有社会文书数件，其中《十五人结社约》记载：“敦煌胜境，凭三宝以为基；风化人伦，借明贤而共佐。君臣道洽，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S.4359诗曰：“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⑥说明了敦煌地区佛教兴盛的景况。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通过对河西地区的佛教石窟、北凉石塔的系统考察，提出了有名的佛教“凉州模式”特征。

自前秦建元二年（366）始，敦煌广大地区的石窟寺开凿不衰，持续经历10多个朝代1000多年。至此，敦煌、酒泉地区的古寺庙宇竞相建成，佛塔佛龛四处林立，石窟造像壁画营建不衰，僧人如云，香火兴旺，敦煌的佛教地位逐渐上升。敦煌地区现存石窟洞窟853个，其中有壁画、彩塑的578个，共有壁画约5.2万平方米，彩塑2400多尊。北魏时期，国家带动全民信仰佛教，当时抄经已经成为官方事业，如敦煌镇设立了官经生，专门抄写佛经。⑦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的近6万件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古代文物，有90%以上是佛教经典，其中现存北魏永平四年到延昌三年（511～514）抄写的残卷有十余号。建于莫高窟第143、161窟等正上方崖顶的瓜州崇教寺舍利塔，虽经盛唐晚期、宋初两次劫难，仍完好保存了137粒舍利，在敦煌遗书S.1438《献舍利表》中有记载：“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粒，并金棺银椁盛全。”⑧酒泉地区遗存了北朝时期的敦煌旱峡沟南口佛塔；五代宋西夏元时期的敦煌成城湾华塔、敦煌老君堂土塔、莫高窟天王堂土塔、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莫高窟宕泉河东岸塔群、莫高窟第285窟西夏塔、东千佛洞土塔、锁阳城塔尔寺塔、榆林窟泥梵塔与塔群、敦煌三危山坡顶土塔、敦煌三危山北坡塔等。这些佛教石窟、古塔佛龛和佛教经卷遗书，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敦煌莫高窟是当时雄视一方的佛教圣地。

1959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维修莫高窟宕泉河东岸塔群部分古塔时，发现三部西夏文佛经，一件为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共101面（面5行，行12字），卷首佛面说法图（2面），经后发愿文5面，有校经题款；另两件均为图解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件首尾完好，为海内孤本，一件残存20面。⑨证明塔群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莫高窟佛教发展史、佛教艺术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西夏建国189年，统辖酒泉191年，还定佛教为国教，但西夏文化与民俗被蒙古人消灭殆尽。从塔群中出土的这些西夏文佛经，成为研究西夏历史和西夏佛教文化的珍贵资料，也是酒泉古塔对西夏学研究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金塔县塔院寺金塔、玉门天津卫塔、敦煌白马塔等古塔，造型稳固，保存完好，风格独特，线条流畅优美，是河西地区藏传佛塔中的代表之作，见证了酒泉地区佛教文化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过程。

（二）中国道教文化在河西地区生长与传播的重要佐证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重要宗教，儒、释、道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道教龙门派，是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它承袭全真教法，处于道教衰落的明清时代。尊全真七子之一的邱处机为祖师，尊邱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自清初王常月先后在北京白云观，以及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传戒收徒后，龙门派以江、浙为中心取得较快发展，遍及全国许多省区，尤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为最盛。其间支派繁衍，不少支系更流传至近现代。因此，龙门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昌盛的道教派别，几乎成为全真道的代表，其盛况与佛教禅宗五家中的临济宗相类似。故世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⑩

酒泉历史上道教传播的时间、路径、宗派以及地域等，是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史料记载，道教在东汉末年传入酒泉。十六国时期，酒泉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发展，道教应时广泛传播。在敦煌汉简、敦煌壁画、丁家闸5号壁画墓、敦煌遗书等，发现大量的西王母、东王公、“四神”像、飞天羽人、天马等代表道教思想文化的图像与文字记载。道教的发展，在肃州区有玉皇阁、药王宫、三义殿、五圣宫、关帝庙、火神庙等道观，敦煌有西云观、月牙泉、王母宫、老君庙、火神庙等道观，玉门市有老君庙、东岳庙、祭公台、玉皇阁等道观，瓜州县有药王庙、狐仙庙、桥湾永宁寺、榆林窟、东千佛洞等道观。道观成为道教发展的重要历史载体。

从金塔小叉庙塔采集到的题记砖文字：“仙翁派来全字通真号来祝/皇清羽恩师陈真人之仙游/陕西省同州府学门徒王连城复城，姓名赵复明立。”首行11字揭示塔主身份方面的四点信息：一是他属道教“仙翁派”，二是名为“来全”，三是字为“通真”，四是号为“来祝”。中行11字稍大，表明塔主亡故，同时也揭示塔的三点重要信息：一是为清代人，二是姓陈，三是他是一位高道故称“真人”。由这两行可知塔主为清代仙翁派道士，姓名为陈来全，字通真，号为来祝。第三行20字略小，表明与这位道士有关系的两个人：一是王连城（法名复城），二是赵复明，均为其徒。⑪据此，可断定该塔为清初全真道龙门派第13代传人道士陈来全真人的墓塔。该塔成为研究道教全真龙门派在河西地区尤其是酒泉一带传播发展的重要资料。

在敦煌王圆箓墓塔碑铭《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载：“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至酒泉，以盛道人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孽修炼……见千佛之古洞……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王圆箓，又作王元禄，为全真道龙门派第19代传人，属“圆”字辈。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酒泉地区尤其是敦煌全真龙门派的源流存在争议，以前仅知酒泉地区最早有“永”、“圆”、“明”、“至”、“信”、“崇”、“高”等字辈的龙门派传人，发现敦煌藏经洞的王圆箓仅是龙门派第19代传人。从金塔小叉庙塔采集的历史信息研究证明，该塔墓主陈来全是全真道龙门派第13代传人，这从时空、流派和地域上大大丰富了龙门派在酒泉的传播与发展。说明道教曾是酒泉重要的宗教文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大道至简”、“得道成仙”等道家思想，曾长久地教化与浸染了酒泉民众。

（三）研究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尤其是古塔建筑艺术范式的活化母本

佛塔作为佛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一枝瑰宝，正是随着佛教的传播经由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吸纳融合、创新发展。中国建筑中的塔“却是一个在中国原有基础上，结合外来因素，适合存在条件而创造出来的民族形式建筑的最卓越实例”。⑫“中国古塔审美文化具有神秘性、世俗性和美观性等主要特征。”⑬

专家学者对酒泉、敦煌先后出土的北凉石塔研究表明，酒泉北凉石塔很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印度窣堵波土塔的形状相近，它们“在建筑史上提供了经幢和佛塔的原始样式”。⑭这些石塔所体现的从印度、犍陀罗的覆钵式塔向中国的楼阁（亭阁）式塔演变的过渡特征，⑮说明酒泉北凉石塔在中国早期建筑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酒泉曹天护北魏石塔和敦煌北魏方石塔，与敦煌、云冈、龙门等北魏时期的支提窟中的四面方塔及造像特征均相似。“己卯岁”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此塔纪年准确，雕造精美，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早期楼阁式佛塔的构筑特征，为研究汉魏时期楼阁建筑提供了重要参考，堪称北魏乃至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代表性方形楼阁式石造像塔。

敦煌成城湾华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华塔，以砌筑加泥塑的手法，奇特而美艳的造型，反映了华严宗所信仰的“莲花藏世界”，而且外形浑厚朴实，所有泥塑的细部极其精美细致，莲瓣安排均匀得当，为精心设计的佛教艺术珍品（参考曹昌智编：《中国建筑艺术全集》卷12之“佛教建筑（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

萧默先生研究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认为：“慈氏塔木构八角单檐，精巧玲珑，外形如亭。作为木塔，它可能比一般认为国内最早的应县木塔还要早；若作为亭子，则是最早的实物。”⑯山西省应县木塔是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的纯木构佛塔，通高65.83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可登临的高层木塔。甘肃省环县木塔建于北宋庆历三年（1043），通高22米，应是甘肃保存完好、年代较早的木塔。⑰环县木塔比应县木塔早了13年。史料记载，隋仁寿元年至三年（601～603），隋文帝杨坚在全国分三批建造了113座统一式样的木塔供养佛舍利，其中甘肃建造5座，瓜州崇教寺木塔（即瓜州崇教寺育王塔）便是其中之一。⑱瓜州崇教寺木塔虽已不存，但说明酒泉建造木塔的历史较早；从保存下来的莫高窟老君堂慈氏塔，证明酒泉木塔应是全省乃至全国较早的木塔之一。

敦煌市三危山观音井塔形制较为奇特，兼具藏传覆钵塔与圆形亭阁塔相结合的艺术特征，在河西地区较为少见。玉门天津卫塔，造型简约，轮廓秀美，为河西地区清代晚期土塔中的代表作。

（四）诠释酒泉地方历史变迁和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宝贵遗产

酒泉境内的古塔，13座北凉石塔和北魏石塔，属于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古塔1座（锁阳城塔尔寺塔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座（东千佛洞土塔、榆林窟泥梵塔与塔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座（金塔县塔院寺金塔、敦煌白马塔），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座（瓜州常乐舍利塔、敦煌成城湾华塔、玉门天津卫塔），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座，未定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及消失塔21座。这些古塔既是千百年来酒泉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又是酒泉祖先们劳动智慧的结晶。位于酒泉鼓楼西北隅的肃州吉祥寺塔和东南隅的肃州弥陀寺塔，虽说古塔与寺院均已不存，但因古塔古寺的历史变迁使地方志书记录了与古塔有关的重要历史信息。

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吉祥寺，在肃城鼓楼西，俗名大寺。寺后有白塔高耸，相传建于汉武时，盖最古刹也。景泰七年继修。正统五年，太监刘永诚请于朝，敕赐额曰吉祥寺。顺治初，回民上沦太、丁国栋叛乱，寺毁。总督孟公乔芳，遣副总戎齐升平之。九年，天城游击郭良材重修，都司白锐有碑记其事。康熙五十九年，卫守备、广陵曹锡钺并住持僧妙德募化，又修之。寺有常住田八十四亩，坐落黄草坝三百户沟。”⑲据此，白塔建于明景泰七年（1456）。1927年，地震中塔顶塌落。1964年，因倾斜过甚拆除，佛龛内出宋、元、明、清各代铜佛和模制胶泥小佛像多件。

明李应魁《肃镇华夷志》记载：“弥陀寺，城中南街，俗呼为姑姑寺，又曰尼僧寺。又曰卧佛寺。天顺间修建，嘉靖间被焚二次，嘉靖二十八年被火灾，尼僧死者一十一人，仅存一人，殿舍尽煨。三十六年，商人襄陵乔耀等施财愿修。时居士雷尚德、李春等共助成事，修理渐完。后有浮屠一座，俗称以为红水河。恐侵城焉。”⑳《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弥陀寺，俗呼为姑姑寺，又名僧尼寺，又名卧佛寺。天顺年建，嘉靖火焚二次，尼僧焚死者十一人，殿舍煨尽。嘉靖三十六年，商人襄陵乔耀等施财，居士雷尚德、李春等助成。寺后有浮屠一座，俗称以为恐洪水河水涨淹城，故建以镇之。顺治初，毁于回变。十二年，镇守副将麻引扬等重修。康熙十六年、六十一年再葺。”㉑“文化大革命”时期寺毁。塔原已倾圮，于1954年拆除。

正因为吉祥寺塔、弥陀寺塔的屡次损毁与重修，地方志书零星记述了肃州城当时的历史变迁故事，成为酒泉地方史发展篇章中的“历史补丁”。

金塔县塔院寺金塔是著名的“肃州八景”之一“金塔灵虚”。明代戴弁在《宝塔凌云》一诗中这样描述金塔：“不省何年缔构功，一峰突兀白云中。高临北极天光迥，低压南山气势雄。风送铃声来碧落，雨收虹影入晴空。安能平地丹梯上，尽日徘徊兴莫穷。”㉒民国时期金塔县长李士璋赋诗《金塔凌云》：“塔势巍然若建瓴，晴云一抹接遥青。夕阳映作擎天柱，碧落高撑注月瓶。几度题名来雁字，何人写罢换鹅经。萧间古寺行踪少，细听松风响铎铃。”㉓共同赞颂了历史上金塔巍峨擎天的气势。

据史料记载，敦煌白马塔与大德高僧鸠摩罗什东归传经有关。前秦建元十八年（382）九月，皇帝苻坚令骁骑将军吕光和陵江将军姜飞，率7万军马西伐龟兹，并嘱咐：“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吕光等于384年攻破龟兹，并征服西域30余国后，即请高僧鸠摩罗什东归传经。当行至敦煌时，鸠摩罗什所乘白马病死，当地佛教徒葬马并修塔以纪念，取名“白马塔”。㉔对鸠摩罗什东归传教至敦煌，史料还记载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鸠摩罗什随吕光从龟兹行至敦煌停留歇息，罗什所乘白马突然染病不起。一日晚，白马托梦给鸠摩罗什言：“我本是上界天骝龙驹，受佛主之命，驮你东去传播佛教。入关之前道路险阻，风沙迷漫，方向难辨，由白马伴你而行。再前行便是阳关大道，敦煌是我超脱生死之地，我将不再伴你而行，望你前途郑重。”鸠摩罗什听罢苦苦哀求：“传佛乃是佛祖大事，切不可半途而废，功败垂成。”白马又言：“前边不远处便是葫芦谷，那里有你的新乘骑，将伴你东去。”言毕，白马化作一片彩霞。鸠摩罗什惊醒，侍者来报：“白马已逝。”鸠摩罗什悲痛于心，花费重金修建了敦煌白马塔。由此可见，白马塔生动记载了敦煌的历史和佛教传播故事。

酒泉古塔还以影像资料形式，真实再现了自身发展的历史沧桑，映证了地方社会生活的变迁。《敦煌旧影：晚清民国老照片》一书，以“莫高窟的塔”为篇章，选录了1914年俄国奥登堡队拍摄的“莫高窟前的舍利塔”、“莫高窟大泉河东岸舍利塔”、“大泉河东岸佛塔群”、“大泉河东岸方塔、小舍利塔”、“莫高窟南区北端窟顶天王塔”、“大泉河畔成城湾华塔及城堡”等12组老照片；收录了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锁阳城东部的废寺和佛塔遗迹”、“锁阳城东部的主塔遗迹”等11组老照片。㉕敦煌学家樊锦诗说：“这些老照片成为我们进行科学保护、敦煌学研究、考古调查的珍贵档案资料。”“这些老照片给人以感悟和启发：不忘历史，关爱敦煌，让莫高窟的未来更加美好！”㉖

综上所述，酒泉古塔关涉中西方文化交流、民族宗教、风俗信仰、建筑和雕塑艺术，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是酒泉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宝贵资源。

［注释］

①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5年版，第87页。

②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议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③萧默：《敦煌石窟中的佛寺》，载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议暨“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④⑥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第28页、引言第6页。

⑤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1页。

⑦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⑧赵建平：《敦煌隋代舍利塔始末》，《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第121～124页。

⑨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

⑩清·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6，《藏外道书》第31册，巴蜀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⑪王科社：《金塔县小叉庙塔有关问题探析》，《丝绸之路》，2014年第10期。

⑫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

⑬戴孝军博士论文：《中国古塔及其审美文化特征》，山东大学，2014年5月30日。

⑭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⑮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台湾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6月。

⑯萧默：《敦煌建筑研究·莫高窟附近的两座宋塔》，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⑰尚德琪、文璟：《环县塔：一块砖揭开身世之谜》，《甘肃日报》，2015年2月3日第10版。

⑱甘肃省文物局编著：《甘肃古塔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版年，第12～13页。

⑲㉑清·黄文炜撰，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6页、第105页。

⑳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㉒㉓梁世林、陶玉乐编著：《金塔文物志》，金塔文物志编委会，2009年版，第109页、第96页。

㉔酒泉市旅游局编：《飞天故乡——酒泉导游》，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㉕㉖敦煌研究院编：《敦煌旧影：晚清民国老照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2～101页、第1页。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4-0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