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路遥的小说

摘 要：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一直被学界视为解读人生的一部力作，它犹如一幅波澜起伏的时代画卷，不仅展示了当时纷繁踏至的社会境况，更深入地揭示了生活的意义。本文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人生》的叙述方式来进行解读，以期得到一些独特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人生》；语言学；言语；语言艺术

作者简介：张坤坤（1990-），男，河南商丘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3

一、前言

提及作家路遥，大多数读者第一时间会想到《平凡的世界》，这部力透纸背的百万字长篇小说，不仅赢得了数以万计的读者的青睐，还得到了官方话语的认可，斩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是，在路遥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钟爱的却是其中篇小说《人生》，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学界一个公认的悖论。从众多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就可显现端倪，如洪子诚先生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正文对路遥只字未提，在附录（中国当代文学年表<1949—2000>）中也只是对路遥的去世和《人生》的发表寥寥几笔的陈述；著名学者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也只是对《人生》进行了简单的评析，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并未提及；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以及朱栋霖、丁帆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路遥也鲜有提及。甚至有研究者对路遥有如此断言：“路遥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到《人生》就为止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更因其英年早逝而被圈定。”[1]

《人生》是路遥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并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随后被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成电影，在1984年上映，引起极大反响。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时空背景，描述了一个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的两段恋爱经历及对人生的思考。高考落榜的农村知识分子高加林，在乡里当了三年民办教师后，被同村四大队书记的儿子三星取代，回家做回农民。在高加林最失意的时候，高家村“二能人”刘立本的二女儿巧珍炽热的爱情使他重拾生活的勇气。后来，依靠从部队复员回乡的叔父的关系，他得到县城广播站的一份工作，在中学同学黄亚萍的大胆、热烈的追求下，高加林断绝了与巧珍的关系，试图与其结合。而后，由于黄亚萍未婚夫张克南母亲的举报，高加林很快被组织查出，他的工作是马占胜通过走后门为其争取的。相关参与人员被组织处理，高家林自然也失去了那份城里的工作，再次面临回到家乡农村的现实。城市户口姑娘黄亚萍尽管对他还有依恋，但是高加林农村户口的现实问题，让她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关系，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毅然选择了前者。而此时，曾经善解人意，深深爱着高加林的巧珍也已出嫁，他的人生理想完全幻灭了，一无所有的他又回到了农村，在这块爱恨交加的黄土地上，高加林对人生作出了深深的思考。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通过语言来研究文学成为一个有效的途径。因此，运用语言学方面的理论知识来对路遥的《人生》进行探究，可能会取得更深入的认识。

二、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人生》

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发源于美国，而后迅速崛起，如今已经成为学界一门备受关注的学科。70年代末期，一些学者开始把社会语言学引入中国，随之受到广泛的传播和追捧。它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两者关系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它的研究方向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结构，二是社会语境。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社会语言学试图透过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研讨言语行为，并通过语言使用现象说明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机制问题。[2]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抽象的“语言”，它主要关注语言本身及其语言内部的语法结构、语法规则，而社会语言学不把抽象的语言符号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它主要是“运用语言学以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各种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探究语言和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3]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作为一种言语的文学作品的语言既有语言的一般性，又同时具有典型的情境化和个性化的特殊性性。文学的特殊性是与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分不开的，文学作品中，语言对言语有规范和制约作用，言语对于语言有触犯和逾越功能，二者永远处于一种充满张力与矛盾的状态之中，这也是语言能永葆活力的动因之一。[4]路遥的小说《人生》之所以在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不仅是因为其文本本身的魅力，更重要的在于路遥通过叙事语言表现出来的历史层面的东西。

（一）言语交际在文本中的体现

在现实生活中，言语交际活动常常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言语行为。它的顺利进行也往往是和特定的场合，就特定的题材，特定对象，为特定的目的等因素分不开的。而其中交际主体、语境、话语是其最基本因素。

交际情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相连的，前者会随着后者的变化而改变交际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预期目的，其言语行为不得不根据话语信息的输出和反馈情况来不断的改变，这种言语交际方式同样在《人生》的篇章结构中得到了有效贯彻。

《人生》中以男主人公“高加林”为主要视角的叙事言语交际的实现，在小说里主要以大量的对白来实现。小说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作者路遥以全知的视角把控着整部作品，《人生》里的人物、故事、场景等无不处于其主宰之下，调度之中。小说以雷雨前的燥热和沉闷的环境描写为开头，为即将出场的失意的高加林做铺垫。当了三年民办教师的高加林在被宣布免去教学资格后，不得不回归农民的身份，自然充满一腔埋怨和愤懑，从他父母与其对话中，可见一斑。“加林，你是不是身上不舒服？”母亲用颤音问他，一只手拿着舀面瓢。“不是……”他回答。“和谁吵架啦？”父亲接着母亲问。“没……”“那倒咋啦？”老两口几乎同时问。“……”[5]4-5极其简单的对话，把高加林被下去民办教师的资格后的糟糕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大量的不同语境下的交际对白成为《人生》心理分析无法替代的表现特定人物的方式。当高加林二爸高玉智从部队转到家乡工作后，高加林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在高玉智第一次回到高家村时，他的工作就有了着落。他此时的心境也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从人物简单对话中就有所体现，当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刚和高加林说到，他的工作会很快解决后，高加林兴奋的还没回过味来时，大队书记高明楼笑着说：“加林，你还不回家招呼你二爸去？你爸你妈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家里又在没个人……”他说完转过身，热情的和马占胜握起了手。加林说：“老马挤不到我家里，我陪他在这站一会。”[5]113简单的对白，把高加林的得意心态表现得十分到位，从对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的称呼“老马”就可体现。这样的对白在小说《人生》中一直延续到结尾，高加林被举报通过走后门得到城里的工作后，再次回归农民的身份时，在回村的路上和专门等他的德顺爷爷有这样的对话：“娃娃呀，回来劳动这不怕，劳动不下贱！可你把一块金子丢了！巧珍，那可是一块金子啊！”“爷爷，我心里难过。你先别说这了。我现在也知道，我本来已经得到了金子，但像土圪塔一样扔了。我现在觉得活着实在没意思，真想死……”[5]211同样是在面对回到农村重新生活的情境时，高加林明显在第二次的体会更加深刻。

正是由于高加林、高玉智、巧珍、大队书记高明楼、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等各种人物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才为《人生》中人物言语交际的有效表达提供了各个语境，小说中设置了多条线索，从多种角度丰富了小说本身的文化内涵。

（二）言语背后的社会映照

往往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投射着作家的臆想和当时社会层面的东西。著名学者蓝棣之曾对此有如下表述：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分成几个层面，作者所表述、流露出的见解是一个层面；作者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意图又是一个层面；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它所隐藏或象征着的意义，是另一个层面；作者没有明确觉察到自己说到的和没说到的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有明确觉察的意向，实际上可能对其创作起到重大影响。批评家就要不断发掘、探索那些作家没明确但又确实影响其创作的心理过程，探寻虚构作品人物的因由，还有作品与读者的联系。总之，是考查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趋向，把他没有明确察觉的东西阐发出来。[6]同样，在《人生》的解读过程中，作家路遥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对话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小说中高加林在对待土地、农民抑或是爱情等问题上，似乎都夹杂着路遥的身影与时代的背景。

关于土地，在《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有着复杂的情感，爱和恨交织在一起。高加林凭借二爸的关系，得到一份城里的工作后，和以前高中女同学黄亚萍，关系越走越近，渐渐疏远了刘巧珍，他父亲和德顺爷爷从高家村赶到其住处劝说时，有这样对话：“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 ”[5]174这才是真实的高加林。可是，作者却一再地把一种对于土地的感情强加到他身上去：“爱情使他对土地重新唤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本来就是土地的儿子。”[5]61，而高加林对土地的依恋还表现在，失去城里工作后再次回到农村时，竟然有一种久违的心境。这是与他对城市生活的张望是相左的，和巧珍所谓的恋爱关系，并不能把高加林的心拴在那片土地上。相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挣扎后，高加林不甘于做一个继承父辈重复耕作于土地的农民，面对命运，他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时刻准备摆脱这把枷锁。尽管，巧珍给了他些许安慰，但高加林摆脱农民身份的决心始终很坚定。巧珍羡慕知识分子的生活，但她却属于土地，传统守旧的家庭让她失去教育的机会，她习惯了在土地上劳作的生活，关心的也无非是母猪生了多少小猪之类的事情，随着她和高加林的交往，这种分歧逐渐显露出来。高加林对于所热爱的，眷恋的更多的是那片土地上的人，而不是那片土地本身。在高加林身上所凸显的对于土地的情感是不符合他的情感逻辑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人生》发表后，曾引起一些学者对于高加林恋土情结不小的争论。作家路遥本人的恋土情结的折射和赋予成了一种争论的共识。

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作家路遥十分重视的一组关系，他的这种思考和体会在《人生》中表现得有些过度阐释。如在高加林抛弃巧珍之后，路遥借德顺老汉之口向高加林发出了严重警告，在其回归农村时，德顺老汉“用枯瘦的手指头把四周围的大地山川指了一圈”，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5]212有研究者认为，路遥其实是借助德顺老汉之口，来抒发自己内心对故乡土地的依恋。小说中出现了两个路遥，他被塑造成《人生》中的两个人物，是高加林和德顺老汉的集合体。

作为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路遥一直自觉地秉承着农民的精神血统。他对农民一直有着深厚情感，其中夹杂着悲悯和体恤。在路遥的信中，他曾写道：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7]路遥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融汇到了作品中，把高加林塑造成了一个骨子里不是农民，却又始终脱离不了土地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是有缘由的。

关于爱情，在小说里，高加林先后和刘巧珍、黄亚萍产生了情愫，一人赋予他温暖，一人赋予他激情，但仔细读来，又感觉不那么真实。特别是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并不是理想中的样子，作家路遥把他们配成一对，难免有些牵强。农村典范女青年巧珍当然十分符合那个年代的人性的审美标准，然而高加林对于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另类青年，他是超时代的，他对巧珍的爱更多的是羁绊途中寻得的一丝安慰而已，不可能是真爱。其一，两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其二，在高加林眼里，巧珍对他的主要吸引力主要是她的善良，可敬。巧珍对高加林无私的付出，令其感动，但同时也隐藏着危机。主要体现在巧珍并没有找到自我，她可以令高加林感动，令他惭愧，但那不是爱，更多的是怜悯。与黄亚萍的爱情，也并不那么纯粹，掺杂了一些时代的因素。有学者认为，在爱情的问题上，有两个高加林，一个爱巧珍，一个是爱黄亚萍。而高加林正是代表着路遥和其时代环境，路遥在创作《人生》时，婚姻一度面临困境，却始终没有离婚，他自己说是因为太爱自己的女儿了，怕女儿受到伤害，那个年代，婚姻大多数并不是因为爱情，更多的是政治因素。《人生》中，巧珍并不爱马拴，而最后却结合在一起，这更像是路遥自己的写照。

三、结语

重读路遥的《人生》这部小说，再次被其深情的笔触，鲜活的语调，本色的词语和浓郁的地域色彩的语言所打动，路遥对陕北生活的深入体察和吸纳，对陕北人社会生活的提炼和升华融汇到小说里每一个人物，每一处场景。以社会语言学为切入点，来品味作家路遥在《人生》里所展现的陕北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给人以极强的震撼和独特的体验。这也造就了路遥小说在我国当代文学上举足轻重的地位。重读《人生》，再次走进路遥用语言编织的世界里，依然会被其经久不衰的语言魅力所折服。

参考文献：

[1]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0.

[2]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6）：403.

[3]周庆生.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述略[J].语言文字应用，2010（4）：11.

[4]陈学广.文学语言：语言与言语的张力[J].南京社会科学，2004（2）：87.

[5]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6]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3—4.

[7]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M].路遥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