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史词的“词史”特质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词史”观念对晚清词创作的影响》（项目编号CX2015B544）。

摘 要：为了推尊词体地位，周济等人比附“诗史”提出“词史”概念。随着晚清社会局势的变化，“词史”概念得到大多数词人的认可。“词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词人们的共识，在内容上补史之阙，重实录，述真情；在写法上除了比兴寄托，也尝试赋笔直写，旧瓶装新酒，以不同形式增强词的叙事功能，使得词的功能进一步扩大，肩负起书写时事的重任。

关键词：词史；诗史；叙事；实录

作者简介：周佳慧（1991-），女，汉族，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3

晚清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提出：“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1]他认为词的功能不仅仅是流连光景，也能于长短句之中记载时局变化，并寄托感慨。“词史”比附“诗史”概念而被提出，可以确定“词史”之作是指词中反映历史事件的作品。而真正可以成为“词史”之作里边有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那才是更严格的史词。[2]在晚清，邓廷桢、林则徐、周闲、蒋春霖以及薛时雨等人在词学创作上重质实、重功能，创作了大量堪称“词史”之作的史词。通过分析这些史词，发现这类史词有着一定的共同性，显示了属于自己的“词史”特征。

一、即事抒情，补史之阙

嘉道以来，清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是外来的侵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无不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反面，朝廷的统治也日渐腐败。清王朝的统治再不复以往的繁荣，这样急转直下的变化给士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一批先知先觉的文人首先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不得不正视此时的社会现实，而文学自然便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的负载起士人们抒怀与救世的追求，“词史”概念的提出恰符合了时代的主流。面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词人们的忧世情怀被无限激发出来，他们以社会主人公的姿态面对一切，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他们虽不能出将入相，亲上战场，但他们以自己的笔触议论时政，作人间清议，书写忧患。

正是在这种忧世情怀和社会参与意识的指导下，词的意境及书写范围被扩大。面对着国家形势的危急，词人们纷纷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试看邓廷桢《高阳台》一词：“鸦度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轻烟。膏腻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九微夜爇星星火，误瑶窗、多少华年……指沧波，细雨归帆，明月空舷。”雷缙在《蓉城闲话》中载：“道光朝，林文忠公则徐奉朝旨由江督调粤治鸦片案，邓嶰筠尚书廷桢实为粤督……两公先后戍边，而烟禁遂由此除矣。尚书督粤有《高阳台》词一阕，即咏文忠焚鸦片事也。”[3]由此可知，这首词所咏之事是鸦片战争，但通读整首词，并未发现有明显的叙事成分，只是从“鸦度冥冥”、“轻烟”等词知是有关鸦片；“误瑶窗、多少华年”写出了鸦片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长贷天线”则写明了鸦片使天朝财力耗损，整首词表达了邓廷桢对鸦片的痛恨。这首词有着明确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作背景，作者即事抒情，不可谓不是“词史”之作，而其显著的特点便是在词中抒发忧愤之情。此类作品还有林则徐与邓廷桢的唱和之作，如《高阳台·和嶰筠前辈》表现了作者禁烟运动的决心。词中依旧是情大于事，这和词本是抒情性的体制有关，往往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抒情记事。

相较于以往的词作，这类词虽未对当时的战况作具体的描绘，却表达了对乱世的悲愤或哀婉之情。词的叙事性并没有被大力开发，但所抒之情都是依据当时时局之事为蓝本，词的抒情范围得到了扩大，不再以抒发个人情怀为重，而是以关注家国局势为主，气势宏大，情感哀婉，于大气之中显现忧愁。正是由于词人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在书写衰世情怀，弥补了正史不能顾及的细微之处，以别样的角度展示属于这个时代的风貌。如汤成烈《水龙吟·挽姚履堂大令怀祥殉难定海，即题所书闺中蓝笔字后》，这首词在标题上就直接表明是为姚履堂而作。《定海县志·故实志》载：“（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军）大举来袭。粤中防守严，不得逞，遂窥浙洋。六月八日乙丑犯定海，总兵张朝发出城御之……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军守备龚配道皆弃城走，知县姚怀祥投水死，典史全福自径。英人遂据县。”[3]虽然在定海县志中，这段史实记录得更加客观，但对于姚怀祥的记载就一句“知县姚怀祥投水死”。词中却对他的英雄事迹做了详细得介绍，结尾“行间正气，浩然流响。”一句更是词人对其的高度赞赏。词人以老百姓的视角来品评人物，记事抒怀，与史实相配合，能更立体地还原历史真貌。再如邓廷桢的《月华清》一词，是他与林则徐因海防，中秋月夜登沙角炮台绝顶晾楼，月轮涌上，海天一色，以此词相唱和。词人以将士的身份将海防之夜的情境写出来，也是对正史的补充。

二、秉笔直书，议论入词

“秉笔直书”一词出于清代曾朴《孽海花》第三十五回：“我是秉笔直书，悬之国门，不能增损一字。”[4]即写文章不隐瞒，不夸大，真实地反映情况。虽说词是一种抒情文体，但随着晚清词人提出“词史”，并对“词史”概念不断阐释与实践，如蒋春霖就认为词乐祖府同源，与诗同源，词人通过对现实的纪实性描绘将词的叙事功能进一步扩大。如张景祁的《酹江月》所记之事与葛忠节血战舟山有关。邵懿辰《葛忠节公墓表》记录：“当是时，天大霪雨连旬，将士往来泥淖中，衣甲沾湿。日暮，绞戾常出水数斗……而晓峰岭、竹山门皆无炮，所恃火枪、抬炮，不利远击。”[3]而张景祁词中的“当日刑马鏖军，蚊门月黑，横梢空支守。”一句分明是对这战争实况的真实记录。最后葛忠节英勇就义，仍“手擎刀作杀状，左目炯如生。”词以“风生霜鞘，壁间犹作腾吼”赞美壮士的英雄气概。虽是词作，但通过一种场景性的描述，再现了当时的状况，让读者仿佛亲历了此事一般，词的纪实性得到了体现。同时，加之以抒情，情、景、事相结合，又增加了词的叙事性。再如《曲江秋·马江秋感》一词，是张景祁目击甲胄马江兵事所作。“看战垒萧萧，都成沙碛。”墟烟暗生，更无渔笛，写出了战争的惨烈；而“凄然猿鹤鸣，旌旗何在，血泪沾筹笔。”则写出了主帅狼狈逃走留下的惨状。这类词作都是通过对战争场面的直笔描绘，让当时的场面真切的反映在词中。除此之外，还有薛时雨写于清军第二次攻复杭州时的一首《多丽》，该词将西子湖畔以往的盛景和现在的惨状作了一番对比，如今“千堆白骨”，“万家野哭”的场景让人不忍直视，这种纪实的写法和杜甫的“诗史”创作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周闲则在《征部乐·领健儿戍郭津》中写出了将士们在“朔风吹急，江上冷削旌旗色。”“平川百草连天，野火扑地，冻鸭如墨。”寒夜行军的凄凉景色中“听戍角、万山鸣夕。笑七尺、换得征衣，会办今年杀诸贼。”他的词开创了一种新境界，军旅活动在他的笔下被刻画得很生动，是对现实的逼真描绘。虽然词的叙事性远不如诗和乐府，但出于现实的需要，词人们的努力在词中对于现实场景进行刻画，通过将具体时空的某一场面描绘得有立体感，以此来扩大词的叙事容量。

面对风雨欲来的局势，日益衰微的王朝，“词史”之作除了纪实、叙事、抒情外，也以议论入词，将自己心中对国事时局的担忧与对朝廷腐败行为的不满全部倾注于词作中。龚自珍往往喜用微言大义的议论，如在《水调歌头·题王竹屿<黄河归棹图>二首》中讽刺抨击现实政治。薛时雨的《望海潮·舟泊黄埔》下阙：“八蛮重译来同。算汉家长策，只是和戎……叹藩篱久撒，谁靖边烽。聊把黄金，买醉歌舞向西风。”[3]针对外来势力的侵袭，朝廷的应对之策是一味求和。“算汉家长策，只是和戎。”一句，表现了统治者的无能与苟且；而“落日”则写出了王朝的衰败，“谁靖边烽”写出了词人的担忧。在这首词中，抒情的成分稍有减少，词人以犀利的言辞表达了自己对局势的担心以及对朝廷的不满。陈文翊的作品中也常有议论，如《百字令·字冢》中所写：“纵有多少精华，一般埋没，谁继千秋业？比似年来征战苦，猿鹤沙虫同劫。碑碣谁题？光芒永闷，休被农夫识。寄声灵鬼，夜合莫再悲泣。”[5]用两个问句来感慨文士在国家危亡与民族覆灭之时的无能为力以及命途之苦。再如他的《满江红·读史记游侠列传》以尖锐的语言批判当时的世风日下。在这类词中，词人往往将自己对末世的忧虑以及对朝廷腐败无能的愤懑以精微的语言表达出来。

三、旧瓶装新酒，形式多样

随着国家形势越来越危急，士人们的忧患意识与救世情怀被无限激发，他们带着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示士人们的孤独痛苦，也表达了对社会鞭辟入里的批判。“词史”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词论家门在评词的时候会自觉使用“词史”这一词，如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评盛昱《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此等词略同杜陵诗史，关系当时朝局，非寻常投赠之作可同日语。”[6]谭献评王宪成《扬州慢·壬寅四月过扬州用白石韵》：“杜诗韩笔，敛抑入倚声，足当词史”。[7]从这些词评中可见，凡称得上“词史”之作的词都是类似杜甫“诗史”的作品，那也就是说“词史”之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内容上与时事有关，创作手法上以叙事为主。

为了能创作出展现时代风貌的“词史”之作，词人们以多样的方式充分发挥词的叙事功能。首先是词的标题后增添叙事性的陈述句作副标题。如周闲的《塞翁吟·金鸡山是谢将军朝恩战场》、《大酺·陪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帅夜饯定海城楼》，陈干悼念姚怀祥的《满江红·题前定海令姚公履堂蓝笔遗翰，公因洋务殉难》以及汪曾武《菩萨蛮·庚子八月纪都中近事五阕，甲辰续成二十四阕》等。这些词都是依事而作，或抒情，或纪事，词人在标题处便明确指出此词是为何而作，一方面可以明确内容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也点名了词作主体中不能言明之事。

为了突出词的纪实性，将所记之事表述得更清楚，词人们还以序跋的形式扩充词的叙事含量。其实早在宋朝就开始使用词史，但是“词史”之作的词序一般都是言事，记录当时的具体事件，有着及时性和真实性的特点。例如张景祁的《望海潮》前的小序说：“基隆为全台锁钥。春初海警猝至，上游拨重兵堵守。突有法兰兵轮一艘入口游弋，传是越南奔北之师，意存窥伺。越三日始扬帆去，我军亦不之诘也。”以及《酹江月》前小序写到：“法夷既据基隆，擅设海禁。初冬，余自新竹旧港内渡，遇敌艘巡逻者驶及之，几位所困。暴风陡作，去帆如马，始免于难。中夜，抵福清之观音澳，宿茅舍，感赋”[3]在词序中，张景祁将时间、地点以及所遇之事都交代得很清楚，足以见其真实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叙事性的词序，使得词的“词史”特征更加明显。蒋春霖、薛时雨等人的词作中也都有词序的出现，或交代抒怀之由，或点明所叙之事。除此之外，谢章铤还在词后作跋，如《满江红·为肖岩题吴清夫所藏汪稼门尚书梅花诗扇册》后语跋：“岁壬子，余抱幽忧……盗去，官乃索贿于乡，乡民破家不能满官欲，官遂纵兵焚其十余乡，众悉趋入海，此其烬余之物也。嗟乎，付之一炬中，安知无悔花哉？则亦与乌石山之宋树相吊而相泣也矣。”[3]在词中就表达了自己的忠贞爱国精神，痛斥统治者的不振。但是一词作罢，仿佛意犹未尽，在跋语中，谢章铤将人民苦不堪言以直笔写出，再次表达对朝廷的强烈不满。从这些序跋可以看出词的纪实性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即使在词的主体部分不能将所叙之事表达清楚，在序跋中却可以完全交代完整，借词的叙事容量借序跋极大地得到了扩充。

如果说在标题和序跋上叙事还只是在词外叙事，那么在词中作注则是词人为了扩大叙事的又一努力。如周开麒在《洞仙歌》中“平原继起”句后注：“颜宰履敬以知县官浙，壬寅夷难殉节，亦佘所拔士也。”[8]以作注的形式将词中未尽之事表述完整。而杜文澜的《满庭芳》为了将白莲教一事叙述完整，更不惜整首词的每一句都作注，虽然以这样的方式能将所叙之事交代得非常清楚完整，但是词的美感却因此受到了损害。

除此之外，一些词人则想到了用联章组词的形式增加词的叙事含量。如叶衍兰的组词《菩萨蛮·甲午感事与节庵同作》十首：其三写日舰偷袭；其五写李鸿章无心抗敌，战事告急；其八写主将逃离，官兵殉难；其十哀叹十年水师毁于一旦。整组词将甲午中日战争这一事件条理清晰的叙述出来，加之以词人的悲愤与哀叹之情，不可谓不是一首“词史”佳作。宋谦的《金缕曲》以三首词的篇幅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文宗避难热河一事。郑孝胥《菩萨蛮·庚子纪事三十首》以及《菩萨蛮·庚子八月纪都中近事五阕，甲阕续成二十四阕》都是以组词的形式记录庚子时的时事，尤其是后者，每篇词后都有自注，是对庚子八月都中发生之事的较为完整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菩萨蛮”这一词牌名也多以填艳词为主，但是晚清词人如郑孝胥、叶衍兰等，以此词牌叙时事政事，也实为创新之举。

总而言之，不管是在标题、序跋创新，还是在作注以及词牌上创新，都是晚清词人有感于时政，或有所感慨，希望以我笔抒我怀；或尽一己之能记录现实之事，成为后世可论之资所作的努力。但由于词作为抒情文体这一体裁的限制，最终“词史”也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参考文献：

[1]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中华书局，1986（1）：1630.

[2]叶嘉莹.清词丛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247-264.

[3]尤振中、尤以丁.清词纪事会评[M].黄山书社，1995（12）：542-900.

[4][清]普朴著.孽海花[M].岳麓书社，2014（1）：306.

[5]贺新辉主编.清词鉴赏辞典 图文修订版[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9）：1034-1035.

[6]况周颐撰，屈兴国辑注. 蕙风词话辑注[M].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10）：288.

[7][清]谭献.箧中词[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11.

[8][清]丁绍仪辑.清词综补 附续编（中）[M].中华书局，1986（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