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多神教学者眼中的“叛教者”皇帝拜占庭皇帝朱利安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张娓

摘要：公元四世纪时期，在基督教尚未占据拜占庭帝国宗教领域优势地位的情况下，该国境内存在着一批以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为首的虔诚信多神教的学者。他们对致力于复兴罗马传统宗教的君士坦丁王朝“叛教者”朱利安皇帝持高度赞许和支持态度。为后世研究该皇帝相关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朱利安；基督教；多神教

中图分类号：K5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98-01

拜占庭帝国朱利安皇帝（Julian，331/332—363年）作为多神教与基督教剧烈碰撞时期，多神教一方的代表和领军人物，其生平经历与帝王事迹为一众当时及后世多神教学者津津乐道，其中尤以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330—392年）、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320—387年）、佐西莫斯（Zosimus，—510年）三人的评述最具文献参考价值。

有“优秀向导”之称的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出身显贵、历经六帝，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317—361年）、朱利安（Julian）、约维安（Jovianus）、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us）、瓦伦斯（Valens）五位皇帝治下均担任军职[1]，在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统治时期可能定居安提阿（Antioch）从事写作活动[2]。是朱利安皇帝幕下官员及生平挚友，也是朱利安统治阶段的全程目击者和参与者。他用拉丁文著述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共31卷，记述了公元96年到公元378年间的国家历史，但目前仅留存第14卷至第31卷，覆盖公元353年至378年间史实[3]。权威译本为约翰·卡鲁·罗尔夫（John Carew Rolfe）版本，现收录在劳埃布古典丛书中。作为一位异教徒，他崇尚“复古”的皇帝而敌视新兴的基督教，表扬朱利安皇帝的节制、好学、仁慈及建设帝国的热情，批判基督教传播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作用。但相对其他狂热的异教徒，阿米安努斯难得的秉持了史学家的公正性，提倡以“不流血”的方式对待基督徒，对朱利安的部分政策亦持批判语气[4]。故其作品长期被视为研究公元4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历史的权威史料[5]。

非基督徒学者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320—387年）著有《罗马国史大纲》一书，分多卷记载从罗马建城到约维安（Jovianus，331—364年）之死，统共1118年间的帝国历史。虽然尤特罗庇乌斯对自己亲身参与的朱利安远征波斯行动惜墨如金，但他在所著史书第十卷第14至16节中，高度肯定朱利安皇帝的战绩（光复高卢、将日耳曼人赶出莱茵河）、政绩（合理征收赋税、避免与基督教的流血冲突）、文学素养和哲学思辨能力（对希腊文学深谙于胸、极富口才）。盛赞朱利安是与贤帝马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121—180）一样出类拔萃的人，在死后可与古代贤帝一样被列入众神的行列。但尤特罗庇乌斯认为异教皇帝还没有达到一位优秀元首的高度，这一方面归咎于朱利安身边的朋友和臣子（“有一些人损害了他的荣耀”），另一方面则归咎于朱利安自身对荣耀的过度渴望（“他渴望获得荣耀，以致全部身心都投入进去而失去了节制”）[6]。

“最后一位异教史家”佐西莫斯（Zosimus，—510年），官至拜占庭帝国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即圣库伯爵），在职期间负责管理国家金银矿、铸币厂、手工工场等[7]。著有《新历史》一书，分六卷本记叙上至奥古斯都时代，下至狄奥多西王朝的帝国历史。其作品因保留大量珍贵历史信息和其异教史家视角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8]。书中第三卷先是描述了朱利安继位前的种种作为，包括担任凯撒期间招募新兵、打击凯尔特高卢人、进军日耳曼民族全境、接见全希腊民族使节等[9]。后重点记录朱利安继位后的战绩，少量叙说其政绩（如修建通往一处港口的柱廊、修建大型图书馆并捐献藏书），并未正面描写新皇帝的异教政策，只在卷尾感叹其驾崩给罗马帝国招致巨大的损失[10]。但从其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经历对年轻凯撒的巨大影响：如佐西莫斯提及朱利安在苦思如何避免内战时，在梦中收到预言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即将死亡的神谕，继而相信自己“不得不承担伟大的责任”[11]。这一来自太阳神的启示对朱利安的激励不亚于上帝显灵[12]对其叔父君士坦丁的指引。可惜佐西莫斯缺乏阿米安努斯的治史态度，写作风格受宗教情绪影响颇大。在文中对朱利安皇帝极尽赞美（称之可与亚历山大大帝比肩），对君士坦丁大帝和狄奥多西大帝极尽嘲讽，批评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帝国国事衰败的“罪魁祸首”和“最残忍的暴君”；斥责狄奥多西大帝“放荡懒散”。又如佐西莫斯不惜将国事的全部不幸归咎于多神教庆典遭到忽视，还对支持基督教的君主进行言语攻击[13]。鉴于以上种种，有学者认为他是一个“不忠诚的历史学家（Unfaithful Historian）”。但也有少数学者为其辩解，指出佐西莫斯批判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是出于其共和理想和对元首制的痛恨[14]。

考虑到拜占庭帝国多神教徒遗留史料数量稀少且在抄录过程中多遭删改等因素，以阿米安努斯为首的异教学者的著作对于“叛教者”皇帝的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但这类著作“一边倒”的肯定态度使之客观性有所欠缺，这就为研究者提出了更艰巨的考验。

参考文献：

[1]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Vol.III，trans.by John Carew Rolf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9，31.16.9；Charles Johnston，“Ammianus Marcellinus”，History Today，1975，vol.25，no.5，p.313.

[2]Kelly Gavin，Ammianus Marcellinus：The Allusive Histori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04；Roger Tomlinal，The Date of the Barbarian Conspiracy，Britannia，vol.5，1974，pp.303-304.

[3]William Ramsay，“Ammmianus Marcellinus”，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Vol.I，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876，pp.142–144；Kimberly Kagan，The Eye of Command，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6，p.23.

[4]Ammianus，Ammianus Marcellinus，Vol.II，21.16.8-18.

[5]Timothy D.Barnes，Ammianus Marcellinu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Reality，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83-184.

[6]尤特罗庇乌斯：《罗马国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

[7]陈志强：《六世纪拜占庭官职考辨——<秘史>研究》，西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页。

[8]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10页。

[9]Zosimus，New History，trans.by Ronald T.Ridley，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Universityof Sydney，1982，Book III，III-X.

[10]Zosimus，New History，Book III，XIV-XXXII.

[11]Zosimus，New History，Book IV，III-IX.

[12]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宣称自己在空中看到代表上帝显灵的十字图案（Noel Lenski，“Impact of Constantine on Christianit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Constanti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4）。

[13]具体参见Zosimus，New History，Book III，IIII；Book II，XXXIV-XLII；Book IV-L；Book II，V-VI.

[14]Constantin Daicoviciu，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Romania，London：Barrie & Jenkins，1971，p.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