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乘轺录》中反映的外交思想

肖天扬

摘 要：《乘轺录》是路振记录其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时的见闻的文章。其中路振关于出使过程的记录以及其对出使的评价和个人观点的部分，反映了其对辽的外交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在雍熙北伐后，尤其是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外交思想由战到和的转变。

关键词：《乘轺录》；宋辽关系；外交思想

宋朝建国初期对于辽国实行进攻性战略，试图以武力收复幽云十六州，然而均以失败告终。雍熙北伐后，宋朝认识到了军事实力上的不足，加上主和的大臣劝说等因素，使得宋朝开始由攻转守，“北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失地的计划，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1]”而路振记录其出使情况的《乘轺录》一文，也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两国在战争后逐渐进入守势的重视边防，重视使节以及宋对辽“以德化人”的外交思想。

一、重视边防的战略思想

宋辽两国在战争结束后都加强了对边防的建设，不过原因却并不相同。宋朝由于没有幽云十六州这样的屏障，一旦辽国入侵，宋朝很难抵御辽国的进攻，宋朝在边境修筑驿站，加强巡逻，搜集情报。可以使 “宋军迅速地获悉情报后，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调兵遣将，实行阻击[2]”再加上之前辽国入侵，宋朝边民大量死亡，“辽连岁入侵，中国（宋）疲于奔命，边民凃地，人畜多死。[3]”因此宋朝加强边防军队建设的同时，也在边疆大力开垦。“瑞拱二年（989年）二月壬子朔，令河北东、西路招置营田[4]。”辽国也非常重视边防，但并非是惧怕宋朝的军事进攻。《乘轺录》中对于辽国的边民有过多处描写：“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而昔日太宗挥师北伐失败班师时，边民“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5]。”可见当时辽国的边民很多都是被掳掠过来的，人心不稳，不愿受辽管辖，盼望宋朝王师北伐。这是辽国对于边疆最为担心的。尽管两国加强边防建设目的不尽相同，宋是加强军事防御，辽是防止边民叛逃，但从结果来看，两国加强边防建设，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两国的战略平衡。

二、重视外交使节的思想

雍熙北伐后，尤其是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互派的使节逐渐增多。路振就是以使节的身份出使辽国，并将此次出使加以记录，作成《乘轺录》。宋辽两国重视外交使节，一方面体现在外交礼仪上，《乘轺录》中，对于路振在辽国受到的招待有着详细记载“酒十数行，国母三劝汉使酒”“汉使升，酒三行而出”“辞虏主于武功殿，遣汉使及从人鞍马，衣物，彩缎，弓矢有差。[6]”辽国对宋朝使者以礼相待，宋朝对辽国亦是如此，“双方使节往来不断，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生辰与丧事，都派使者前往庆贺、告哀或吊唁[7]”比如辽国讨伐西夏时“宋以亲征夏国，遣余靖致赆礼”，胜利后“宋以伐夏师还，遣使来贺[8]”。另一方面，对于外交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乘轺录》中对辽国使者的溥仪选拔有这样的记载“藩，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自与朝廷通好已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9]”由此可见宋辽对于互派使者的重视，对此《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导言部分这样评价：“最重要的一条内在的内容是两国相互间的承认和相互间正式外交往来的建立……礼仪规则备受重视……看起来简直就不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以前的时期。[10]”这也反映出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之间和平的关系。

三、宋对辽的“德化”外交思想

路振在《乘轺录》的结尾，对辽国有着这样的评价：“夫惟义者可以渐化，则豺虎之性，庶几乎变矣”“观其畏威怀德，必能久守欢约矣。[11]”认为宋朝对辽国的仁义以及恩惠，能够使辽国感恩戴德，宋朝用自身的仁德，使辽国归附。这种“德化”思想，在宋朝对辽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开始逐渐崭露头角，认为应该效法前朝对辽实行羁縻政策。宰相李昉曾进言宋太宗，其中说明雍熙北伐的失败是由于“将帅非才，莫遵庙胜之谋，荐致舆尸之败”以及“天声靡振，敌气弥骄”，所以宋朝对辽应该是“未可与争”，并且举出昔日汉高祖被困白登山后对匈奴“定和亲之策……外示羁縻”并且契丹“唯利是求”，希望宋太宗“稍减千金之日费”以达到“不烦兵力，可弭边尘[12]”的目的。这种思想的产生，除了由于军事上的实力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朝上国”心理的影响，在军事行动失败的情况下，依然以自身为中心，将辽国视为蛮夷，认为宋朝应该用“天威”和仁德去感化征服辽国，“希望建立以宋王朝为中心，‘四夷归附、达到外族政权归化、尊崇中国为“天朝上国”的目的，并用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来约束四方政权，从而保证中国在朝贡体系中的领导地位。[13]”

四、结语

《乘轺录》中所反映出的宋辽两国重视边防，重视使节，以及宋朝德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辽当时的战略平衡与相对和平的关系，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并非是正常的和平关系。宋朝的德化思想，就是以宋朝为中心，以辽国为蛮夷为前提使两国保持和平的思想。但是辽国并不会承认以宋朝为中心，相反辽国“强调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宰地位”“辽朝修国史，似将宋朝放在附庸的地位[14]”宋辽之间的平衡与和平都是以认为自己为主导，对方为附庸为前提，这使得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平衡看似稳固，实则畸形脆弱，而当女真的崛起打破了宋辽之间的平衡时，宋金“海上之盟”的签订，也证明了宋辽两国这种和平关系的脆弱与畸形。

注释：

[1]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

[2]王晓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宋）叶隆礼著，《契丹国志》卷三.

[4]（元）脱脱等著，《宋史》卷五.

[5]顾宏义，李文 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7月.

[6]同上.

[7]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8]（元）脱脱等著，《辽史》卷十九.

[9]顾宏义，李文 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

[10]（英）崔瑞德，（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

[11]顾宏义，李文 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

[12]（宋）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9月.

[13]张云筝：《宋代外交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10年.

[14]陶晋生著：《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