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苦难如何写出——《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小说伦理与艺术得失

杨光祖



中国的苦难如何写出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小说伦理与艺术得失

杨光祖

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在《上海文学》连载的时候，我就读过其中的一部分，比如《黑石头》，但没有坚持下去，因为内心的恐惧。后来撰写《杨显惠论》，还是没有读完。二○一五年某个晚上，兰州某家茶楼，我们和杨显惠老师喝茶聊天。不知怎么，说到了我的《杨显惠论》，杨老师忽然说：“我的《杨光祖印象》是《杨光祖论》，你的《杨显惠论》其实是《杨显惠印象》，因为你没有读完《定西孤儿院纪事》。我写你那个‘印象’，把你的两本书认真地读完了，所以我才敢调侃韩石山。”我默默地点头。旁边的刘春生就笑着说：“他在逃避。”

是的，是在逃避。《定西孤儿院纪事》里的那些孤儿，除了三位是陇西的，其他都是我的老家通渭县人，定西孤儿院主要是为通渭孤儿而设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通渭饿死的人太多了，好多孩子成了孤儿。当时，定西每个县都有饿死人的，但那么大批量的死人的却只有通渭，因为当时通渭是先进县，县委书记是年轻气盛的席道隆。他执行当时的左倾路线极其积极，派出铁棍队挨家挨户搜粮，最后的结果是家家无一粒粮，而他们还在继续搜粮，而且一车一车地往外送。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是汽车司机，他说，当时他们一车一车地往出拉粮，他们拉得累坏了，当时他们就感慨：通渭咋这么多粮？

一九五九年春节，通渭开始大批地死人，事发之后，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指示甘肃省委派出工作队抢救人命，并派发了种子，让大家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