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重标准”到“双重命运”
——苏珊·桑塔格的女性主义述评与文学创作①

朱红梅

从“双重标准”到“双重命运”
——苏珊·桑塔格的女性主义述评与文学创作①

朱红梅

内容提要：苏珊·桑塔格的女性主义思考主要集中在她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言论和20世纪90年代的三部文学作品。桑塔格抨击男权社会为男、女两性设立了“双重标准”，以致女性、尤其是才能卓著的女性在现实社会中遭遇的压抑和挫折，使得她们形成了“双重命运”：一是作为有才华的人的命运，二是作为男性附庸的女人的命运。两种命运的交织与碰撞成为桑塔格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苏珊·桑塔格 女性主义 双重标准 双重命运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不算是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当她在20世纪60年代以“反对阐释”的先锋派姿态出现在美国文艺批评舞台上时，女权主义在美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桑塔格这时没有把社会议题纳入自己的笔下，还是沉浸在形式主义美学的言说中，反对当时盛行的对文本和艺术品进行单一的智性或社会性解读。这个阶段她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恩主》（The Benefactor， 1964）和《死亡匣子》（Death Kit， 1967），其中的女性角色只是作为男主角精神世界的道具或者陪衬，不能贴上任何跟女性主义相关的标签。但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她去世的30余年间，对女性的刻画和思考逐渐在她的作品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一、美学与人性：桑塔格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言论

20世纪70年代之后，桑塔格的研究兴趣由先锋派艺术逐渐转向社会议题。她向来秉持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使得她后期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关注女性在男权世界中的不平等地位，而不是像她早期那样注目于脱离现实的艺术审美研究。桑塔格的女性主义立场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名激进的公众知识分子，桑塔格积极参与当时席卷欧美的女权运动，先后发表了数篇随笔与访谈来分析女性在社会的从属地位和独立之道，如 “妇女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 Women"，1973）、"衰老的双重标准"（"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 1973）、"女性之美：是压迫之源还是力量之源？"（"A Woman's Beauty: Put-Down or Power Source"，1975）等。

桑塔格的长文“妇女的第三世界”发表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作者在文中从历史、社会发展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有些提议相当激进。她把妇女的低下地位与奴隶制中的奴隶做类比，指出女性低人一等并不是因为女性与男性固有的差异性，而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需要以革命的方式予以改变：改变现代核心家庭中的经济不平等和占有关系。女性必须工作，工作意味着权力。只有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才能为女性赢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力。在性解放的问题上，桑塔格提出了去性极化思想（depolarizing）和雌雄同体的主张：消除那些突出女性作为男性消费品和附属物的观念和元素，认为同性恋应获得与异性恋一样的尊严，推行男女都应具有两性特质的同体观。［1］她希望以这些观念上的革命来改变女性的“第三世界”地位，消除男性特权，实现男女平等。桑塔格认为：“‘解放’了的妇女不仅有责任让自己过上独立自由的生活，更应该团结与帮助其他妇女，推动妇女群体的共同进步与提高。”［2］

同年，桑塔格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上发表“衰老的双重标准”一文，从社会对男女年龄的不同反应揭示女性的从属地位。从社交场合不宜问女性年龄这个“礼貌原则”开始，展示社会对男女年龄所设立的不同标准。女性的年龄应该保密，因为她们害怕衰老。现代城市化社会容纳两种标准的男性美：少年之美与男性美，却只认可一种女性美：少女之美。一个女性的价值在于她的“脸”，青春和美貌就是她的资本，是她存在的社会价值。在文章的结尾，桑塔格呼吁：“女性应该允许她们的脸显示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女性应该讲真话。”［3］

1975年，桑塔格在著名的时尚杂志Vogue上发文“女性之美：是压迫之源还是力量之源？”，痛言女性为了外形美而沉湎于琐碎浅薄的保养修饰，忽略了对自我人格和思想深度的追求。她认为对外表的追求是缺乏权力的表现，“女性美”使女性沦为男性的观赏客体，而女性由于缺乏像男性那样的权力。文章呼吁女性淡化对外在美的追求，重视自身能力的培养，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成为领军人物。［4］这篇短文虽然在倡导女权方面没有标新立异的观点，但此文发表在以宣扬女性美为主的世界级顶尖时尚杂志上，可以说是把反传统女性观的利剑插到了要害部位。

纵观桑塔格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言论，可以发现她与当时崛起的理论型女性主义思潮（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保持了距离。桑塔格是学哲学出身，她在20世纪60年代所发表的形式主义美学、先锋派言论都有强烈的辩证意味，而在20世纪70年代，桑塔格逐渐转向社会议题，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而非哲学角度论证观点。这与桑塔格自身的选择相一致，她从来不属于学院派。与理论言说相比，她更愿选择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看法。她在《女性的第三世界》中所阐发的激进观点，与她激进的美学观点有相通之处，不过她在文艺审美中宣扬的是感性美，而在女性身上，她倡导的是知性美。在她看来，女性不是被男性欣赏和消费的艺术品，不该被物化为审美客体，而应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只有摆正女性与男性作为“人”的平等位置，取消价值认定上的双重标准，女性才能赢得尊严和自由。

二、女性众生相：20世纪90年代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创作

20世纪90年代，桑塔格创作了三部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八幕剧《床上的爱丽斯》（Alice in Bed， 1993），长篇小说《火山恋人》（The Volcano Lover， 1992）②和《在美国》（In America， 2000）。作者一反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纯文学创作的路径，变为从历史现实中寻找故事脉络，运用随笔型描述手法，在创作过程中加入现代性思索。这三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她们都是极赋才艺的优秀女子，置身于男权社会，难以避免因为性别因素受到压抑和伤害。桑塔格所反映的就是她们的挣扎、反抗、胜利或毁灭。桑塔格本人是博览群书的女性知识分子，所以她格外关注那些有才华女性的遭遇，为她们鸣不平，用她们的经历来凸显社会性别区分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所造成的种种艰难险阻和陷阱诱惑。作者的眼光冷静而客观，她的现代意识使得这些十八、十九世纪的人物得到了重新审视，更能把女性问题作为一种传承已久的社会问题加以反思。

桑塔格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不仅女性主义色彩愈加明显。她把女性命运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以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种种因素做背景，刻画出众多鲜明的女性命运轨迹：《床上的爱丽斯》是室内剧，在闭塞的房间里，有才华的女性如何在身心桎梏中恹恹而终，她们的心理病症如何只能反映在生理病痛上，在以父兄为代表的男权社会中寂寞无闻。而《火山恋人》则是把人与自然作为相互隐喻的对象，把自然现象中最壮观的异象——火山爆发，与人类的审美、情感与毁灭相联系，以自然的能量爆发来映照人性的爱恨情仇。［5］而在她最后一部小说《在美国》中，她以一位成功女性的奋斗之路来反思女人在男权统治下的消费社会中生存的不易，主人公背离了回归自然的乌托邦梦想，转而投身商品社会，迎合以美国品位为代表的消费趣味。主人公的成功证明了：女性只有成为商业社会的消费品，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不至于湮没无闻。这不仅是女性要走的道路，也是工业社会中所有人的成功之路。违反自然，追求名利，成为商品社会的消费者和消费品，这是整个世界价值观的要旨。桑塔格以她现代主义者的忧患意识描绘了这种无可挽回的价值取向，在女性成功者的奋斗历程中揭示了她们艰难痛苦的心理挣扎，以及成功之后的空虚落寞的内心感受。这种空虚感，正是女性背离自己的天性、投身社会后的一种自我放逐。［6］她以现代主义者的否定性视角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进行了强烈批判，无情揭示了日益甚嚣尘上的消费经济和大众文化给人性与自然带来的种种异化。

三、双重命运：从一篇导言看桑塔格的女性主义文学观

《在美国》出版于2000年，在桑塔格生命的最后四年里，她还积极地筹划着更多的写作计划，比如再写一本更具自传色彩的论述疾病的书、一部以日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可惜这些计划未及实现，她即于2004年底病逝。她将在这计划的作品中反映什么主题现在已不可考，但她去世后出版的随笔集《同时：随笔与演说》③（以下简称《同时》）中的一些文章，却能揭示桑塔格晚年对于女性主义和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些感悟，由此可以管窥她自己的女性主义创作观。

《同时》中收录了桑塔格2003年3月10日发表在《伦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双重命运：论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西娅〉》的导言。这篇书评是验证桑塔格自身历史小说与剧本创作意图的有力证据。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西娅》是一部女作家写的关于女艺术家的小说，而桑塔格作为一位女评论家予以评述，形成了一条女性之间依次解读感悟的阐释链。班蒂满怀同情地书写着阿尔泰米西娅的故事；事实上，由于“二战”的战火焚毁了她的初稿，她不得不把这个故事重写了一遍，使之具有了更深的自省含义。作者在自己笔下的主人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生活、处境和感悟，她与她同甘共苦，寄予她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尤其是感受阿尔泰米西娅的痛苦与孤独。

班蒂这本书的主人公阿尔泰米西娅（Artemisia Gentileschi， 1593-1651）是17世纪意大利早期卓有成就的女画家，她的父亲奥拉其奥·简提列斯基（Orazio Gentileschi， 1563-1639）是一位伟大的意大利巴洛克时期画家。阿尔泰米西娅自小就显现出巨大的绘画天分，却在少女时代被她父亲的一位画家朋友强暴。她不畏舆论压力，把这名罪人送上了法庭，在当时的意大利可谓是史无前例的特案。阿尔泰米西娅的父亲在案件结束之后强迫女儿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结婚，婚姻并不幸福。阿尔泰米西娅把精力都投注在绘画上，无比敬畏她的父亲。与此类似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班蒂虽然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却对她的丈夫、意大利著名批评家、艺术史家和文化权威罗伯特·隆吉（1890—1970）同样无比敬畏。班蒂曾是隆吉的学生，“在两人近半世纪的婚姻中，班蒂依然处于丈夫的阴影下，是丈夫知识上的贤内助——即使在她自己的作家声誉日盛的时候（《阿尔泰米西娅》是献给隆吉的）。”（49）

在这一点上桑塔格找到了该书作者与主人公的契合之处——两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在两位声名卓著的男性阴影下的事业成就与心理历程。桑塔格指出：这部极具女性主义特色作品的作者班蒂却“总是否认任何有关女性主义感情或态度的说法”（51）。在这里桑塔格阐述了她对女性主义的看法，来解释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肇始之初有那么多独立而出色的女性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女性主义意味着很多东西：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它可被定义为一种立场——关于公正、尊严和自由。这立场，几乎所有独立的妇女都会遵循，如果她们不怕伴随着“女性主义”这个有着如此火药味的声音的词而来的报复的话。它也可被定义为一种较容易对之加以否认或与之争吵的立场，一如班蒂采取的立场。那个版本的女性主义意味着存在一场对男人的战争，而对这类女性来说这种战争是可憎的；那种女性主义意味着公开宣示力量——以及否认女强人的困难和代价（尤其是得不到男性的支持和男性的钟情的代价）；更有甚者，它宣称为自己是女人而得意，甚至肯定女人的优越性——所有这些态度，都使很多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和对这些成就所包含的牺牲和损害有深刻体会的独立的女人所难以苟同。（5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桑塔格得出的结论是：班蒂写《阿尔泰米西娅》不是为了宣扬女权，而是为了描述阿尔泰米西娅的生活和感受。她没有为笔下主人公的不幸生活下定论。也许她并不认为阿尔泰米西娅真的不幸，虽然她终生没有享受到爱情和家庭的幸福，她却由此跻身于那个时期意大利一流画家的行列。本书虽然不是指控男性霸权的女性主义著作，却也“充满了对女性身份令人同情的因素的肯定：女人的弱点、女人的依赖、女人的孤单（要是她们不想做女儿、妻子和母亲）、女人的忧伤、女人的悲哀。做女人即是被禁闭，以及与禁闭做斗争，以及渴望这种禁闭”（53）。以上所描述的因素是作者班蒂与她的主人公的共同遭遇，也是桑塔格在她的三部历史改编作品中描述的女性生存状况。尤其是《床上的爱丽斯》，剧中有思想、有才华的爱丽斯·詹姆斯只能终生困守在床上和卧室里，与她的两个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哥哥相比，她的遭遇充满了性别障碍所带来的种种禁闭与最终的悲剧。男权社会已经将女性的位置设定死了，那就是，女人应该待在屋子里。这种约定俗成的位置分配，来自于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征服欲望。即使是爱着这些女性的父兄们，也不由自主地遏制了女性超越禁锢、到外部空间施展才华的渴望，迫使她们屈从于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不要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那样生活。

桑塔格给这篇导言冠名《双重命运》，其中隐含着多种寓意。班蒂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阿尔泰米西娅身上，她的书就具备了双重命运；这本书的初稿被战火焚毁，班蒂重新写了一遍，又使得这部著作有了双重命运。《阿尔泰米西娅》的主人公也具有双重命运——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的命运和一个失败的女人的命运。班蒂也有双重命运：作为一名著名作家的命运，以及，作为一个俯首帖耳的妻子的命运。这双重命运也应验在桑塔格笔下的女主人公身上，即她们作为女人的一种命运，和作为去除性别特征之外的“人”的命运——她们的才华和事业成就。这两种命运往往相互抵触、互相干扰。大多数的女性往往要牺牲作为“人”的命运来屈从于作为“女人”的命运。在英语中Man作为单数形式可以指代整个人类，而Woman却永远只是女性。一个女人想超越做女人的社会属性，达到男人可以达到的成就和自由，需要付出巨大的人身代价才能实现。阿尔泰米西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她付出的代价是既没有做成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母亲。班蒂始终处于丈夫的威严之下，称之为“老师”、“教授”。她的自我从未独立于丈夫之外存在，在桑塔格看来，这无疑是人格不健全的表现：“她主要是一个名人的妻子，而她必须为这一殊荣付出代价。”（50）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她的存在才有别于作为名人妻子的存在。她书写阿尔泰米西娅的生平，希冀来安慰或者分担她的痛苦。虽然这不可能被300年前的阿尔泰米西娅所感知，桑塔格认为她是在“通过承担同情的全部重负来安慰和坚强她自己和读者——尤其是女读者”（51）。

桑塔格本人早早摆脱了单纯作为“女人”的命运：早婚早育，26岁时主动提出离婚，拒绝接受丈夫的赡养费。从此再也没有戴上婚姻枷锁，而是独自抚育幼子，成为独立女性的代表人物。即使她被公认为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却依然被人怀疑是依靠她出众的相貌博得出版社的支持，把自己打造成拥有大批粉丝的偶像级人物。［7］一个女人取得成功，远比男人的成功艰难得多。她充分认识到这种艰难，所以她笔下的女性们也是在这两种命运之间挣扎抗争。她像班蒂一样，对这些女性寄予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又能以现代的眼光超然于史料之上，洞悉在特定时代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与种种困扰。她对女性地位和命运的思考，至今依然有其独到的现实意义。

注解【Notes】

①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RW2014-09）。

②桑塔格的长篇小说The Volcano Lover的中文译本有两种，一是台湾探索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王予霞译，书名为《火山情人》；另一版本是译林出版社2002年发行的译本《火山恋人》，李国林、伍一莎译。本章取译林版译名与译文。

③［美］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Sontag， Susan. "The Third World of Women". Partisan Review， 40 （Spring）， 1973， pp. 180-206.

［2］王予霞：《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3］Sontag， Susan. "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 Saturday Review， （23 Sept.），1973， pp.29-38.

［4］Sontag， Susan. "A Woman's Beauty: Put-Down or Power Source？" Vogue， （April），1975， pp. 118-119.

［5］朱红梅、卢晓敏、欧梅：《人与自然的互喻：〈火山恋人〉中的审美、激情与毁灭》，载《时代文学》2010年第8期，第166—167页。

［6］朱红梅：《适者如何生存：〈在美〉中的女性奋斗之路》，载《湖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第44—46页。

［7］［美］罗利森、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Susan Sontag addresses feminism in her 1970s' articles on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The 1990s witnesses her three literary works that concern women's social status in history. Sontag reveals the "double standard"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sets for women，who consequently live in depression and frustration. In SonWomen， especially those with remarkable talents， suffer a "double destiny"，one of which belongs to a talented individual， the other to a female dependent on men.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mpromise of both destinies inspire Sontag in he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reative writing.

Susan Sontag feminism double standard double destiny

Zhu Hongmei is from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and English Teaching.

朱红梅，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英语教学。

Title: From "Double Standard" to "Double Destiny"— Susan Sontag's critical and Literary Views on Femi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