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探求及其重构
——评欧阳海燕的长篇移民小说①

2016-11-25 14:05
世界文学评论 2016年2期
关键词:合法身份巴黎

庄 丽

“身份”的探求及其重构
——评欧阳海燕的长篇移民小说①

庄 丽

内容提要:旅欧华裔作家欧阳海燕在小说《巴黎,一张行走的床》和《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中注目于华人移民在法国的生存境遇,及其在异域中进行自身“身份”探寻的历程。然而,正是在艰辛的身份探寻之旅中移民无奈地发现了自身的“他者”身份,这主要表现在其对自身法律身份的焦虑和文化身份的困惑这两方面。不过与此同时,也不难见出移民对自身身份重构的努力和尝试。

欧阳海燕 移民 身份 他者 重构

旅欧华裔作家欧阳海燕在小说《巴黎,一张行走的床》和《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中描写了华人移民(也包括阿拉伯人、印度人、莫斯科人、车臣人等移民)在法国的生存境遇;其中,“身份”被不断彰显和强调,它关乎着移民的生存与发展,决定着他们的荣辱甚至命运,因此移民纷纷在异域中进行着自身“身份”的探寻。而身份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关涉人的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死亡地,语言,最长居住地,职业,阶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作为特征辨识的身材、年龄等诸多方面。[1]因此,对于移居他国的移民而言,对自身身份的探求就更加迫切,但正是在对自我主体身份的探寻之旅中,移民纷纷发现了自身的“他者”身份,这主要表现在其对自身法律身份未合法的焦虑和文化身份难以被认同的困惑这两方面。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见出移民对自身身份重构的努力和尝试。

一、法律身份的焦虑

法律身份,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的身份,在欧阳海燕的小说中是指按照法国法律规定有法国国籍的人拥有的法国公民身份,它具有持久性;也指依法享有的留学生身份、因旅游签证获得的合法身份,但在法国的合法居留具有时间限制。此种身份,概言之,就是“纸张(sans papier)”。

(一)无身份生存的艰辛与悲剧性结局

在异域他乡,不具备公民身份或者甚至没有临时合法居留证明的人是十分脆弱和危险的。他们不受所在国法律的保护,不能正大光明地谋生,被排斥于当地共同体的安全和福利之外。因此说,“没有国籍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危险状态”[2]。

在欧阳海燕的这两部移民小说中,大多数移民都是怀揣着“淘金梦”并多以“偷渡”的方式踏上法国地界的,如时凯丰之父这帮人“是从中国南部一个破落的小渔村坐闷罐轮船偷渡到法国的”②;或者,仍是为了追求财富但以短暂的旅游签证为途径进入法国的,由于超过了居留签证所规定的时间,仍然成了无纸张的“黑户”,如刘春(叶子之母)、阿芰;或者,以留学生身份获取短暂的法国居留权,却由于各种原因超过居留期限而失去了合法身份,如黄师兄、叶子。而小说中所描写的无身份生存的艰辛与悲剧性结局,则集中在前两类移民身上。

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这些移民不得不东躲西藏,为了实现维持生存以及让国内的家人活得更好的初衷被法国人、他国法籍移民甚至有合法身份的华裔移民(如魏“蛇头”、酒店和工厂的老板、“二房东”等)层层盘剥和压榨,工作时间极长,工作强度极大,往往依然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或艰难地支撑着生存或最终因劳累过度而猝死(如时凯丰的工友小张、向敏之父);生存之难,还体现在“搭铺”这种居住环境上:不仅一“铺”难寻、价格高昂,而且狭窄、昏暗,有的甚至是男女混住、臭气熏天,但即便这样不堪的居所,还会因为各种原因频繁变换,使无“纸张”的移民一直处于漂泊难居的状态;最关键的是,在艰难生存的同时,还要不时地因为“纸张”问题而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并要时常应付法国警察的突然降临,而法国警察的突袭搜捕或以老板繁重的罚款和工人的遣返而告终,或以心惊胆战的躲藏、侥幸逃脱而落幕(如叶子之母刘春多次把自己挂在高楼的窗檐下以躲过突然搜捕直到因此意外坠楼、阿芰跳进臭气熏天的垃圾桶躲过搜捕);甚至,许多“黑户”女人为了生计、为了还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身,还经常因此受到歧视和刁难(如许多“从东北偷渡而来的大姐大嫂大妈”、阿芰)……

在此,以身体博取生存的无“纸张”移民女性的生存境遇无疑更加艰辛。她们来自不同国家、肤色各异、年龄不等,但为了生存“穿得一个比一个少,像一只只拔光毛的裸体鸡,展示着法国最最灿烂的微笑,同生客熟客亲热地打着招呼”③。即便没有直接出卖身体换取生存,“黑户”女性移民的身体在艰难谋生的同时也经常被男性控制和占有。如《巴黎,一张行走的床》中的阿香,为了供女儿上学、让女儿堂堂正正地来法国留学而到法国“淘金”,生存的重负让她遭遇房东的威胁和凌辱——“‘你号什么号?!’房东狠狠地将阿香摔倒在床上,吼道:‘你再叫,我就向警察告你没有身份、非法打工,让你回国去挣钱给你女儿治病,嘿嘿——’”(《巴黎,一张行走的床》 56)阿香在痛苦中挣扎,本想以搬家的方式逃离房东的压迫和欺辱,却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放弃——“我能往哪儿搬呢,到处都一样啊!”(《巴黎,一张行走的床》 58)道出了无身份、打黑工的女性在异域他乡遭受男性压迫的普遍性。故此,努力实现自身的合法化就成了非法移民女性执着追求的目标,而借助与有法籍身份的人(法国人或者加入法国国籍的人)结婚这一途径则是其使自身合法化的一条捷径,如华姐因和法国人结婚换来了临时的合法身份、结束了东躲西藏的“黑户”生活,素素也因为与法国小伙子Michel结婚让合法身份更有保障,中国女子Susan与法籍华侨黄先生结婚也是为了获得合法身份,等等。

除了维持生存之艰难外,想要维系爱情就更加奢侈。许强和米娜相恋多年,米娜怀揣着对许强深深的思念、为了许强的未来和许强重病的母亲来到法国“淘金”而被法国老板保罗利用和算计,最终导致陈静琪(时凯丰之妻)之死和时凯丰家庭的破碎,并招致了自身的牢狱之灾,也因此深受良心谴责、在出狱后自我放逐且最终沦落为荷兰“红灯区”的一名妓女;许强也为了寻找米娜心力交瘁,但现实生存的艰辛和无合法身份的尴尬困境使他们的爱情彻底毁灭。车臣人罗斯托夫和其妻索菲娅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偷渡到法国“淘金”,而无合法身份也就无安全保障的异域生活最终使罗斯托夫丧命,索菲娅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委身于法国警察保罗,爱情就这样如叶坠落。叶子与从莫斯科逃亡至法国的安德烈相爱了,但是由于安德烈没有合法身份,给不了叶子“正常、稳定”的生活,于是选择默默地离开,并支持法国人Hugo追求叶子;而在后期因无法办到法国延期居留证明成为“黑户”移民的叶子,也不得不答应与Hugo假结婚来获取合法的法国居留身份。爱情在现实的“黑户”身份面前悄然陨落,苍白无力。

总之,无合法身份的移民在法国的生存举步维艰,甚至多以悲剧告终。如时凯丰的工友小张和向敏之父均因劳累过度致死,叶子之母刘春因躲避法国警察的突然搜捕而坠楼致死,罗斯托夫之死,安德烈之子伊凡的坠亡和安德烈之死……

因此,面对无身份生存的艰辛和悲剧性的现实境遇,米娜悲愤地说“没有身份,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巴黎,一张行走的床》 201),许强说“巴黎永远只属于堂堂正正的人!”(《巴黎,一张行走的床》293)甚至,后期因“纸张”过期成为“黑户”的叶子也深深体会到了没有合法身份的惊惶甚至是恐慌。也因此,能拥有合法的法国身份就成为了无“纸张”移民的生存目标甚至是殷切渴盼。

(二)有身份生存的相对“光鲜”与个人追求的幻灭

如前所述,“黑户”移民因其合法身份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在法国的“他者”性生存,也因此备尝缺失法律身份的焦虑和生存之艰,故而将获得能使其自身合法化的“纸张”视作生存目标。然而,没有“纸张”是导致移民“他者”性生存的直接原因,那么在千方百计获得法国国籍或者拥有了短暂的法国合法居留证明之后呢?

在《巴黎,一张行走的床》中,时凯丰之父不甘心成天东躲西藏地过日子,靠在法国义务服兵役、为法国人卖命换来了法国国籍,在法国生长的时凯丰也顺理成章地拥有了法国公民的身份。的确,这个身份让他比没有身份的“黑户”移民活得相对“光鲜”:他可以正大光明地求职,不用像许强、米娜、华姐、“尖嗓子”之类的非法移民一样打黑工,受到“蛇头”或老板极为严厉的盘剥、压榨以及歧视;他可以用合法身份租房甚至买房(只要有足够的金钱),不用受“二房东”的高价勒索;他还可以利用合法身份在生意场上投机取巧,全心全意地追求丰厚的利润;最为重要的是,他完全不用担心总是会出其不意地出现的警察会将其带走,不用忍受这种“黑户”移民常有的担惊受怕。不得不说,合法的身份,是时凯丰成功的基础,为时凯丰实现对金钱的狂热追求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虽然他最终成为了亿万富翁,也因此获得了相当的名声和社会地位,但还是并未真正融入法国的上流社会。此外,其对于爱情的狂热追求终究以幻灭告终:他以真心和法国式的浪漫、热情俘获了陈静琪的芳心,但又因中国男人的传统思想(即男性是家庭的中心)使这段感情出现裂痕、因无法抗拒米娜的诱惑终将这段感情葬送;他以中西合璧的特质吸引了法籍华人越红、成为她一个临时停靠的港湾,但终究只是将其作为自己向上攀登、追求金钱的阶梯;他因“东方人”对东方人的莫名好感被尚晓真吸引、并在后期的合作中双双坠入爱河,但骨子里是法国人的他与作为中国传统正经女人的尚晓真最后还是因难以处理微妙的文化困惑和性别倾轧以及卡洛的出现而渐行渐远、分道扬镳;最终,时凯丰只能沉浸并沉沦于卡洛这一“尤物”的身体魅惑中,用这种“新鲜、刺激”的生活麻痹自己,虽拥有大把大把的金钱,但其精神最终陷入空虚和无意义。因此可以说,时凯丰的个人追求以幻灭告终。

在《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中,叶子凭借留学生的合法身份、怀揣着寻找母亲刘春的愿望来到法国的土地上,在其丢失身份证件或者说在其合法居留证件过期之前,叶子的日子相对安宁,甚至留学生的身份也为她赢得了源自他人的尊重。而叶子,也在法国的大学校园里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确证着自己的身份和能力。也因此,叶子能够不断获得相应的留居法国的时间,并最终过三关斩五将、顺利地被法国著名的M生物研究所录取为实习生,成为进入该研究院的第一个中国女留学生,羡煞旁人。似乎,一切都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变得更有希望,个人的追求也能在留学生这一合法身份的“保驾护航”下风生水起。然而,正如欧阳海燕所说,“希望这玩意儿,总是像在跟人捉迷藏。当你拼命去找寻它,往往不见踪影。”(《假如巴黎相信爱情》144)叶子最终因与工作环境、与法国文化的格格不入遭到嘲讽、冷遇甚至歧视,并因同事芭芭拉的陷害入狱,由此导致了其对于学业和事业追求的幻灭;也因得知母亲刘春意外坠亡的消息以及亲眼目睹伊凡和安德烈之死幻灭了其对于亲情和爱情的全部追求。

除了时凯丰和叶子,《巴黎,一张行走的床》中的越红、尚晓真,《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中的房东黄先生和“二房东”Susan、素素等等,虽然他们都因法国公民身份或者暂时的合法居留证明堂堂正正地立足于法国的地域之上,也为自身的追求获得了一定的便利条件,但他们的个人追求最终还是幻灭在了“浪漫之都”巴黎。

究其原因,不得不说,移民们个人追求的幻灭具有一定必然性,且与其文化身份的难以被认同密切相关。在小说中,他们不断努力,但仍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法国社会文化的冷落甚至歧视;即便已经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也仅仅只是一张“sans papier”,与公民身份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则并未显现。福柯说,“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来谴责处于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3]。正是巴黎这种对待他者(移民)的态度和处理与他者关系的做法,注定了移民在异域个人追求的最终幻灭。

二、文化身份的迷茫

文化身份,通常是指某一族群或个体与生俱来的、特有的能界定自身文化特征的标志,也是该族群或个体生活的精神依托。[4]不论是偷渡而来的阿强、因旅游签证过期成为“黑户”的刘春、阿芰,还是留学至法国的素素和叶子,抑或加入法国国籍的越红、黄先生,甚至是生长在法国的华人后裔时凯丰,都是在异域探寻自我文化身份之旅中的迷茫者。他们的身份或非法或合法,但均能不同程度地体会到文化身份不被认同的迷茫感,甚至也因此幻灭了其个人追求。

不过,“黑户”移民对文化身份的迷茫感诚然存在,但生存的艰难使其更多地注目于解决生存这一首要问题,更多地渴盼身份的合法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财富和荣耀。因此,在异域对文化身份的迷茫更突出也更迫切地体现在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并在异域初步站稳了脚跟之后的移民身上。这些移民迫切地想要融入居住国的主流文化,而这些文化也不断刺激他们重新思考、寻找和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然而,文化身份的边缘境遇则是此类移民在异域的普遍现状。

《巴黎,一张行走的床》的主人公时凯丰,拥有名正言顺的法籍身份,生在巴黎也长在巴黎,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从小到大接受的也是“法国是自己的国家”的教育,但他常常会有一种被视为“外国人”的感觉。他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外貌和他所说的让法国人感觉到怪异的语言以及某种难以道明的微妙原因,使之难以真正融入法国主流社会,也让其自身困惑不已;与此同时,他对中华文化又不甚了解,当然也就失去了父辈的中华文化的根基,虽然他对“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度充满了向往和兴趣。尽管,时凯丰在努力向法国主流文化靠近,甚至他的骨子里已经是个法国人——其生活、思维方式均已经是法国式的,但他的移民背景及其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一切决定了他在法国社会身处边缘的必然性。此外,混迹于酒吧的、浑噩度日的华裔小青年也能时常感受到身处边缘、不被认同的迷茫感,他们多以“另类的服饰、粗暴的眼神”、甚至“下流的语言”和粗俗不堪的行动来疯狂发泄自己叛逆的个性和无根的困惑;他们漂泊于祖宗文化和居住国文化之间,无所适从又无能为力,最终只能成为他们自己,即无所归依的“边缘人”。正如欧阳海燕所说,“他们正是所谓的‘黄香蕉’——虽然长了个华人样,心眼里却最瞧不起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国人,他们不学无术,最在行的莫过于向白人摇尾乞怜,向华人吹胡子瞪眼睛!但是正宗的法国人又瞧不起他们,他们只有围在这些早已丢失了自己祖宗文化的异族人身边耀武扬威”(《巴黎,一张行走的床》204)。如此,他们个人追求的最终幻灭也就不难解释了。

《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中的主人公叶子,虽然凭借留学生的合法身份和自身的努力,成为进入M生物研究院实习的第一名中国女留学生,但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与法国社会文化的格格不入。在叶子上班的第一天,身着DIOR职业女装的她在办公室得到了所有人的赞美——“哇,你真是超美”(《假如巴黎相信爱情》 149)、“你的衣服太漂亮了,和你真是绝配”(《假如巴黎相信爱情》 150)、“你是我见过的最最完美的中国女孩!”(《假如巴黎相信爱情》150)……但一转身,这些刚刚还在办公室对她进行夸张赞美的法国人则纷纷翻脸——“老板真是瞎了眼,怎么招了个中国女人,瞧她那傻样,真不知道她能干什么!”(《假如巴黎相信爱情》150)“哈哈,她也穿DIOR,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真是糟蹋我们的DIOR。”(《假如巴黎相信爱情》150)……由此见识了这个民族友好假象之下的傲慢与轻视。除此之外,对工作任劳任怨的叶子与法国人崇尚懒散、提倡个人享乐主义格格不入。即便是在叶子实习的著名的M研究院,也挤满了寄生虫——研究人员不是休年假就是请病假;而叶子实习期的老师保罗临走时也留给了叶子这样的“诤言”——“别管什么表现,别管什么业绩,那都是老板发明出来骗你的玩意儿。跟着老板定的游戏规则跑,最后只会把你自己给操死。摸鱼,打混,享受人生,才是最理想的工作态度。”(《假如巴黎相信爱情》147)甚至,畅谈“懒散”的著作也在法国成为畅销之作:法国“超级懒虫”提尔里·F在自传《我,职业求职者提尔里·F》畅谈自己的“懒虫秘诀”,即体面而滋润的生活取决于“千方百计不工作”(《假如巴黎相信爱情》147),风靡全法;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珂琳娜·梅耶出了一部上班族的葵花宝典《日安懒惰》席卷法国,她在书中建议“所有上班族,让自己成为这无工作效率的个人主义者。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爽!”(《假如巴黎相信爱情》149)也因此,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工作的叶子成了“研究院奉珂琳娜·梅耶为圣母的打混一族眼中的怪物”而遭到排斥。并且,最终遭到芭芭拉的陷害而使其对学业和事业的追求幻灭。

此外,法籍华侨也同样处于法国社会的“边缘”。如拥有法籍身份的工厂老板、餐馆老板,虽然身份和金钱足以让他们在法国社会立足,物质生活也还算不错,但仍旧时常没有归属感。正如素素所说,“楼下有个餐馆,老板是个法籍华侨,可是他却总说他没有国籍。刚开始我不理解,现在我算是明白了,虽说他有法国籍,可在法国人眼里,他分明就是个中国人;然而中国人呢,又不承认他是中国人。他甚至连人们常说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也不是。这样不被所有人认同地活着,难道不是一般悲哀”(《巴黎,一张行走的床》184)。因为,中国人的外貌使他无论走到法国哪里都会被视为外国人,因而成为了法国社会的“边缘人”。

由此观之,“边缘人”陷入了双重困境,他们“对他或她自己的文化是矛盾的,想回又不能回,想离开又做不到;对待新的文化,同样感到矛盾,想被同化又不能,想拒绝(被同化)又做不到”[5]。正是这种边缘处境和双重困境,使其成为了文化身份认同里的迷茫者。

三、身份重构的努力和尝试

萨义德说,“身份,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兰西的或是英国的,作为不同集体经验的规程,最终是一个建构过程”[6]。它包含着历史、社会、智力和政治等人为因素,是竞争的结果,处于不断变化和重构中。故而,在异域他乡因“他者”身份而焦虑、困惑和迷茫的移民进行身份重构的努力和尝试就有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性。

首先,对于移民这个群体而言,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坚韧顽强的品质是移民努力突破“他者”身份的起点和支点。不论是来到法国地域的“淘金者”(如阿强),还是留学至法国的学生(如叶子),抑或法籍华人(如时凯丰),都具有这些特质,并且均或多或少地凭借这些特质使自身逐渐能够自立于法国地域之上。阿强在法国靠专门替人上门理发过活,每天东奔西走,特别辛苦;但是,阿强将自己的辛苦视为实现理想(获得合法身份、获取相应财富)的一个步骤,不辞辛劳,信心坚定,在法国地域中的温州经济圈这一“微缩的家园”里不断努力,以期早日达成目标。叶子通过中介留学至法国,在法国的校园里加倍努力、不断取得优异的成绩——或跻身全班头三甲或以专业总分第二名的成绩结束大学第三年的学业或者顺利至法国著名的M生物研究院实习,因此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和赞赏。时凯丰利用便利的合法身份、投机取巧的商人头脑以及不辞辛劳的工作在追逐金钱的道路上大获全胜,最终成为一名亿万富翁,伴随着金钱的逐渐积累,也收获了相应的名声;他不仅有能力买下巴黎十三区(富人区)的房子,还收到了法国富豪希里尔发出的参加富豪私人聚会的邀请,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如果说,移民身份的合法化是移民突破“他者”身份的必经之路,那么阿强之类的移民就已经凭借自身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坚韧顽强的特质开始了其突破“他者”身份的尝试;而身份已经合法化(包括暂时性合法和持久性合法)的以叶子和时凯丰为代表的移民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则显示出此尝试在一定程度上的深化。

其次,对于移民女性而言,巴黎这座城市性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思想为女性所接受并将之从性别领域转移到了社会奋斗的领域之后,移民女性则以对中国传统“女性气质”的背离来尝试突破“他者”身份、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正如欧阳女士所述,在巴黎这个特别崇尚自由和浪漫的城市,“性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是件简单明白直截了当的事情。走在大街上,一不小心撞见个男人,两厢有意了,便可脱衣上床。或者到脱衣舞夜总会走一遭,选一个中意的男人,即可享受一夜销魂。总之,在这里只要不触犯法律,以任何方式得到性都不为过”(《巴黎,一张行走的床》79)。正是受这种性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思想所启发,以越红为代表的华人移民女性开始对“他者”身份进行突破尝试,并获得了一定主体性。小说中,越红为了自己、丈夫和儿子来到法国,“初来法国。她同别的淘金者没什么两样,四处打工,想尽一切办法赚钱……”(《巴黎,一张行走的床》78)“她咬紧牙关,甚至一个人干着三份工,……这样不要命地干了一年多后,她终于盘下了一家外卖店。”(《巴黎,一张行走的床》78)最终,凭借自身的努力和“精明大胆、敢闯敢拼”成为了法国美丽大酒店的总经理,衣食无忧,羡煞旁人。虽然,在父权制文化塑造之下的女性往往被打造为“家庭的”、“柔弱的”、“顺从的”、“感性的”、“需要保护的”等等,而与之相应的男性则通常被定义为“社会的”、“果敢的”、“刚强的”、“理性的”、“勇猛的”……[7]然而,来到法国的女性,不论国籍、肤色、年龄、文化程度如何,都需要靠自身的努力来谋生,无一例外。她们纷纷进入社会这个“男人的世界”,不辞辛苦地工作,有的甚至比男性背负着更沉重的生存压力,但也更因此懂得了自我打拼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显现出了与传统“女性气质”相背离的特质,即坚韧、刚强和理性。因此说,越红之类的移民女性部分地具有了主体性、实现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

综上所述,“身份”在旅欧华裔作家欧阳海燕的移民小说《巴黎,一张行走的床》和《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关乎着移民的生存与发展,决定着他们的荣辱甚至命运;它是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尺,是移民在法国地域上堂正立足的基础,更是移民确立其主体意识的“通行证”。因此,移民纷纷在异域中进行着自身“身份”的探寻。然而,正是在艰辛的身份探寻之旅中移民无奈地发现了自身的“他者”身份,这主要表现在其对自身法律身份的焦虑和文化身份的困惑这两方面。不过与此同时,也不难见出移民对自身身份重构的努力和尝试。

注解【Note】

②欧阳海燕:《巴黎,一张行走的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以下该书中的引文,皆在引文后用该书名和页码直接标注。

③欧阳海燕:《假如巴黎相信爱情》,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以下该书中的引文,皆在引文后用该书名和页码直接标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肖薇:《异质文化下的女性书写——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6月版,第86页。

[2][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9页。

[3]转引自:[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城、杨远婴译,《译后记》,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年9月版,第274页。

[4]张立新:《白色的国家黑色的心灵——论美国文学与文化中黑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载《国外文学》 2005年第2期,第63页。

[5]转引自余建华、张登国:《国外“边缘人”研究略论》,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9月第8卷第5期,第56页。

[6][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122页。

[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

Ouyang Haiyan, the ethnic chinese writer in Europe focuses on the survival situ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France and the course of conducting "identity" exploration in the foreign lands in the novel Paris, A Walking Bed and If Paris Believes in Love. However, the immigrants fi nd their own "the other" identity reluctantly in the hard identity exploration tour, which is mainly refl ected in two aspects — anxiety about their own legal identity and confusion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But meanwhile, it is not diffi cult to see the immigrants' effort and try in their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uyang Haiyan Immigrant Identity The Other Reconstruction

Zhuang Li is from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 i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庄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

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楚文化视域中的湖北籍海外华文作家小说研究”(项目编号为15ZD038)。

Title: The Expl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On Ouyang Haiyan's Immigrant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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