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元悖论”的中国抉择

夏晗

【摘要】本文通过简要阐述克鲁格曼的“开放经济三难选择”原理，总结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稳定性三大金融目标的政策选择空间，结合中国经济现状，基于“三元悖论”理论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问题。

【关键词】三元悖论 米德冲突 中国经济

全球化浪潮使当今各国都处于开放经济形态中，而各国经济也都面临着来自内外严峻的均衡考验。一方面，内部要实现经济增长稳、通货膨胀低、就业率大这三大目标；另一方面，外部又要寻求国际收支平衡。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就固定汇率制提出了异议。在《浮动汇率论》一书中，他指出了固定汇率制的局限性，并认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国际收支平衡才能更好调节。后来在1951年，詹姆斯·米德又在著作《国际政策理论》的《国际收支》章节中提到资本自由流动与固定汇率制之间的矛盾性。詹姆斯认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意图同时达到内、外均衡两种目标，实行支出转化政策和支出调整政策是相互冲突的，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米德冲突”。基于此观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及汇率稳定性这三大金融目标的，最多只能同时达成其中两个目标，这便是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在这三大金融目标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国通过实行稳定宏观政策达到货币反周期的调节机制，本文中这主要是在货币政策影响产出和就业的效力；汇率的稳定性实现一国汇率免受货币危机、投机性等冲击，能够保持汇率稳定；资本的自由流动则是指短期资本不受限制自由流动。

从“三元悖论”理论可得出，要实现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必须以牺牲汇率稳定性为代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因为在资本完全流动前提下，资金在国内外的流动将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若一国货币当局不进行货币干预，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本币汇率频繁波动。虽然汇率调节机制本身具有缺陷，但通过汇率调节，我们将看出一国真实的经济水平，改善进出口状况，从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能较好解决“三元悖论”下的“三难选择”。对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信心危机的作用下企汇率调节作用将大大减弱，甚至带来恶化危机的结果。而当汇率调节也不能奏效时，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往往对资本实行管制。

同样基于“三元悖论”，一国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汇率的稳定性，就不得不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此条件下，一国国内利率水平将不受本国货币供需影响，由资本自由流动引起的利率变化将随时引起国内外资金的套利行为，使得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水平保持一致。这时，若一国国内发生经济通货膨胀，投资过剩，一国货币当局通过提高利率来缓解通胀，高利率水平引起资金的内流，导致本币升值压力上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政府抛出本币，收回外币，货币量增加后利率将恢复至世界水平，造成货币政策无效。同理，在国内面临经济紧缩时，一国政府也不能直接通过放松银根来缓解经济紧缩压力。

在的“三元悖论”的原理基础上，我们知道要在稳定汇率制度的同时，保证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便国内宏观经济作出及时有效调整，保证国内三大金融政策目标的实现，其必然条件是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纵观世界各个国家，大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往往采取这类政策组合。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要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必须实行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的监管不力，无法落实对自由流动资本行之有效的管理。

任何经济开放的国家都将面对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三大目标同时达成的困境。“三元悖论”在这种困境中只起到了指导作用，它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牺牲其中一个目标而完美实现另外两个目标。

在汇率管制方面，我国于1994年采取了盯住汇率制。对于汇率政策的选择，一定要明确我国近期目标。首先，对于我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依然要保证未来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如果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并允许资本的自由输出入，国家要承担浮动汇率带来的风险，如各种交易的不确定性提高，从而给贸易和投资都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必将严重影响整体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其次，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确保我国调整经济平衡的必要工具。然而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完全独立，通过利率影响生产和消费的途径并不畅通，利率还没有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在市场利率化改革潮流中，根据“先利率，后汇率”的原则，利率市场化相比汇率市场化更为紧要。所以，中国要建立有效的货币政策体系，必须先保持利率的稳定，减少波动风险。

2005年来，我国经济出现流动性过剩现象，国内外失衡严重。首先，货币供应增加，M2占比GDP提高，CPI增长。在我国国外收支平衡上，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国外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在内部失衡方面，因乘数效应，货币供给增加，流动过剩进一步加剧内部失衡，在此情况下，我国实行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总之，一旦进出口出现顺差，货币供给必然增加，我国央行主要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解决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但在我国稳定的汇率制度下，解决效果并不凸显。

在内外失衡方面，我国经济主要表现在内部流动性过剩而外部持续盈余。但基于我国的固定汇率制，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对“米德冲突”的实际诠释。因此，根据“三元悖论”理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改变固定汇率制度为浮动汇率，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但具有这种直接跳跃性的汇率制度改革在当前中国难度仍较高。因此，我们应如何更好突围“三元悖论”原理呢？

其中一个解释是“三元悖论”理论并未考虑中间情况，只论及了极端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为什么这三个金融目标，不能各自舍掉一半，实现另一半呢？在这方面，我国经济学者易纲在2001年就“三元悖论”提出了扩展三角理论框架，得出了X+Y+M=2公式。式中的X为汇率，Y为货币政策，M为资本流动状态。三个变量取值范围在0～1之间，代表各项目标的实现程度。2005年我国汇率改革后，不再实行盯住汇率制，开始采取“货币政策独立+有限制的资本流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政策组合，扩大了本币浮动区间，突出市场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逐渐减弱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的约束性。纵观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运行状态，正是在中间地带的艰难平衡下。货币政策在掣肘中内外兼顾、资本的自由流动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等目标得以保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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