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价值体系在香港的动摇
——以陶然的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为例

周 美

(鲁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0)

传统价值体系在香港的动摇
——以陶然的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为例

周 美

(鲁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0)

在小说集《没有帆的船》中，香港作家陶然融合了古代经典人物故事和当代香港都市的现实环境，意在通过故事新编传达传统义利观、伦理观为代表的传统价值体系在香港的动摇，并对香港社会中商业性和现代性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

陶然；传统义利观；传统伦理观

陶然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逐渐在香港成长为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家，可谓是香港文学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他创作的小说按内容题材划分，大致分为重新刻画古人古事的历史小说，描摹灵异事件和奇特想象的玄幻小说，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社会小说。这些创作所依赖的历史环境不断与时俱进，所阐释的主题让读者内心产生共鸣。

1 传统义利观的动摇

纵览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义”被看作君子不懈追求的崇高品格。然而在陶然的故事新编中，古时的英雄好汉、巾帼枭雄却有些“另类”，他们在香港社会中唯利是从、自私贪婪，上演着一部部滑稽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传统义利观的动摇首先表现为“义”的缺失，一切行动“向钱看”。《砍》中刘备认为“商场无情可讲，只有商业利益要紧。”[1]128《门神》中李世民高举裁员的屠刀，“一切以经济利益为前提，认为那种江湖义气早就过时了。”[4]129《反》中，刘邦说“我是商人，利益是一切，谁和你讲什么义气？”[4]195他们被物化了的心灵体验、唯利是从的心性世界是义缺失最好的见证。其实柏杨和傅宗懋对“利”都曾做过对立统一的具体阐释：“谋利不是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5]45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对谋利行为以偏概全，因为谋利本身并没有错，它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谋利之心有限度，不应以损害传统义利观为前提，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给予其高尚的人格名誉，亲朋好友才能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传统义利观的动摇不仅表现为义的缺失，还表现为义的变异。在《战神退位》中作为正义感化身的关羽其本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千年前他“义字当头”[4]172，千年后他化身警sir，面对警匪枪战，并未奋勇当先，“我才不去当那卖命的冤大头咧！”“他们笑话我，就让他们笑去。”[4]173一系列意识流见证了他完全堕落成贪生怕死、胆小如鼠之辈。如果说关羽的改变是出于生命本能性的保护，那么李逵的改变责无旁贷的归咎于民众、警察的冷漠无情。在《黑旋风卷上太平山》中李逵醉卧太平山，受到港民的冷嘲热讽，和警察的莫名追打，最可悲的是夜幕降临竟无处寄宿。无意中他听到两个大汉在谋划抢劫，顿时热血上涌，带着他们“劫富济贫”去了。《越位》中为了赢得总经理的职位，关羽后人一切行动向权看，投宋江所好，最终平步青云，足见义的变异。

2 传统伦理观的动摇

中国传统伦理观要求人伦五常条理有序，儒家处理这五种关系总的原则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6]434，展现了一副理想、和谐的社会景象。毋庸置疑，在这五种关系中，亲情和爱情是传统家庭伦理观中两大主旋律。在陶然的故事新编中，这两大主旋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在传统伦理关系中，亲情主要表现在父子、兄弟之间的情感。首先“父为子纲”、“父慈子孝”等儒家伦理规范强调父亲对子女的统治地位，对子女来说，父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主自由意识的增强，在陶然的故事新编中，一系列家庭伦理被动摇的事件跃然纸上。《游走》中吕布嫉恨义父董卓夺其所爱，最终将董卓的公司“拱手相送”贼人曹操。《射虎》中的谢庆祥正如薛丁山一样，“老是感觉自己走不出老爸的阴影”[4]200，终有一天，他“竟梦见一只白虎跳了出来，他急忙拔箭射去，那白虎喷着血倒了下去。”[4]201在他的潜意识中父亲已然成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其次“世间最难得者兄弟，须贻同气之光，毋伤手足之雅。”[7]43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为了权、利、美人，手足相互残杀的事件屡见不鲜，《门神》中李世民为了争夺帝位，发动蓄谋已久的“玄武门之变”；《周旋》中曹丕为了争权，曾逼他弟弟七步完成一首诗。就算时光悠悠，古代变成了电子时代的现代，他们没有野心、没有手段、心不狠手不辣，恐怕难有如今的成就。

除了亲情关系被动摇之外，还有夫妻之间的爱情关系也被动摇了。传统伦理观要求“夫为妻纲”、“夫为妻天”，班昭的《女戒》要求“礼夫有二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这种一夫多妻制无形中压制着女性的爱情，在陶然的故事新编中一系列婚姻的背叛者应运而生。《周旋》中甄洛在曹植、曹丕、曹操三个男人之间摆荡，《游走》中的貂蝉在吕布、董卓、曹操三人之间游走，利用吕布的绝对痴情，与董卓厮混，与曹操沆瀣一气。根据美国基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9](1979)中的阐释，女性形象可分为两类——天使和妖妇，那么她们无疑是妖妇，她们狐媚魇道、搔首弄姿有悖于传统伦理观对女性的贞洁要求。传统伦理观的动摇不仅表现在女性婚姻爱情观的改变，同样也呈现在男性对家庭伦理的背道而驰。《醉》中七百多年前武松为了不遭众人讪笑、替兄报仇雪恨，狠心杀死嫂嫂金莲，沉睡七百多年之后细细思量，他却觉得那般摧花，也残忍了一些。当他们再次邂逅在香港，武松才发现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暗藏着一个活色生香的潘金莲，久违的感情被唤醒，一夜缠绵偿还了七百多年的相思债。在他看来，“前尘是前尘，今世是今世，休要乱了轨迹”[4]183，他们摆脱道德的束缚、远离世俗的眼光坐实了传统伦理观在香港的动摇。

[1] 孔子.论语[M].崇文书局，2004.

[2] 孟子.孟子选注[M].漓江出版社，2014.

[3] 李洪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简论[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4] 陶然.没有帆的船[M].香港文学出版社，2015.

[5]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6] 孙利华.四书精选分章译评[M].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7] 李毓秀,程登吉.弟子规幼学琼林[M].万卷出版公司,2010.

[8] 张清芳.追求“俗不伤雅”的艺术趣味[J].光明日报.2013：14.

[9] 基尔伯特,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周美(1990.03-)，女，汉，山东省威海市，硕士研究生，鲁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

I2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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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10-004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