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娃传》大团圆结局的民俗叙事

唐荣卉

《李娃传》大团圆结局的民俗叙事

唐荣卉

《李娃传》取材于市人小说《一枝花》，乃白居易之弟白行简“应李公佐之命”而作。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滥觞，含唐代文人“作意好奇”之蕴藉。王梦鸥称之为“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鲁迅有云：“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有意为小说。”白行简为唐德宗年间进士，“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李娃传》乃唐传奇的中上之作，其写的是狭斜娼妓的事迹，“完全摆脱了神怪之事，而以生动的笔墨、动人的情感来全力表现人世间男女之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虞初志》评其“此传摹情甚酷”、“描画细腻，有史迁之遗意”。

一、大团圆与民俗叙事的关系

大团圆结局是指通过“曲终奏雅”的形式在悲剧发展的最后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此乃民族深层结构话语、一种“集体无意识”。王国维认为这种情节结构模式“代表吾国人之乐天精神者也”，鲁迅也常常借助大团圆现象对中国国民性的缺失问题进行深度批判，所谓“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正如《李娃传》中作为妓女的李娃与官宦书生荥阳生突破世俗禁忌的美好结局。事实上，唐代婚姻法对唐人爱情婚姻起重大作用的是良贱不婚和士庶不婚两大原则，以及婚姻必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三揖六礼的婚配程序。《户婚律》（总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疏，何宜配合”亦说明了此点。然白行简创作的《李娃传》却突破了世俗禁忌，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按照钟敬文对于民俗的分类，精神民俗是民俗中重要的一环，从民俗文化结构来看，其可分为表层的物质民俗文化、深层的精神民俗文化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制度民俗文化。就本质而论，它反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生哲学，充满着人文关怀，渗透着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盼”，是他们的“宇宙观与理想世界”的“书写”。因此，民俗的叙事方式是以人生观照为核心而形成的结构形态和逻辑关系。大团圆结局在中国古代叙述作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隶属于精神民俗范畴。

二、大团圆叙事文本分析

（一）全知之视角

男性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视野开阔，对时空延展度大、矛盾复杂、人物众多的作品有天然优势。《李娃传》的主要情节就是从与李娃有恋爱关系的荥阳生的角度叙述出来的，而李娃的主要事迹及情感经历则大半都是通过荥阳生的限知视点展示出来的，如初遇李娃：

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

少数由白行简本人描绘，如结尾描述李娃封夫人前关于灵芝的叙事：

后数岁，生父母偕殁，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

叙述角度十分自由，不受限制，不受约束，作者处于一定的高度，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异地的，作者都了如指掌，清清楚楚，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自由。这样可唤醒读者的再创造能力，拓宽想象空间。这是大多数传奇采用此视角之缘由，同时也是李娃在结局处丧失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跌宕之情节

当李娃被荥阳公“备六礼以迎”与荥阳生结成“秦晋之偶”后，白行简似乎也自信不需要任何话语的点缀，仅通过自己冷静客观的叙述就足以使李娃这一形象成为真正的传奇，促成大团圆叙事模式。荥阳生之父荥阳公阻止了荥阳生与李娃的分别，促成一段好姻缘。李娃与荥阳生的事迹被当时皇帝知晓，又是赏赐又是升职，李娃也被封为洴国夫人。此时再对比荥阳生落魄之时的惨状：

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瓯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

真是“凄婉欲绝”，结局可谓曲终奏雅，叙事过程中情节的起伏变化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引导受众，这种前后情节的突变得以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作品先以公子金尽、 娼家绝情反转了情节方向，继而以李娃脱离娼门、孜孜劝学使叙事再度逆转，于极尽跌宕之中两度把个人从群体中区分出来，使离奇怪诞的情节想象在特定的语境中取得艺术的理性，使文本自足的事实斩断与历史的联系，代之以艺术原则。正如明桃源居士所说：“唐人小说摘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白行简在叙述的过程中加强了自身的控制力度，费尽心机，诉诸于虚构世界的愿望表达。

三、大团圆叙事探微

民俗之源上及原始遗风，在先民们创造的各类文化形态中，其深层无一不暗含他们对自身的思考。在民俗系统中，人生问题始终居于价值中心，成为凝聚民俗文化元素排列和组合的内驱力。

（一）文化心理结构

在中国民俗中，天人一体同构，天文与人文的相互交涉，犹如一股巨大的精神潜力推动着民俗运转的轴心。这种调和意识与哲学思想“阴阳五行说”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庸之道”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正蒙·太和》）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处世行事时，允执其中，不偏不倚，凡事折衷调和大吉。（《论语·八佾》）对待不仁之人，也不能疾之太甚，否则就会产生祸乱。“圆”一词大概是中国民俗文化里用意最广泛也最美好的词汇，代表一种圆满意识，具有美好的意义生成。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大团圆”结局作了如此描述：“（戏曲）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又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脚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因此，对圆满的迷恋是一种世俗之性，表现在戏剧中就是以苦开头，以乐结束；以悲开头，以喜结束；以逆境开头，以顺境结束。相互转化的圆形结构在戏剧作品结尾洋溢着浓厚的乐和喜的大团圆色彩。

（二）创作意图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下，中国叙事文学注重信实，而信实之作又与儒家的道德思想存在一定不合之处，因此，中国古代作家常在叙事文学主体故事之外加上一个大团圆的尾巴，以实现惩恶扬善之目的，弘扬理想道德和理想人格，并使情感的发泄归于中正平和，一定程度行冲破了灰色沉幕，给世俗青年男女以希望的火光及诱惑。《户婚律》（总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女为妾者，徒一年半。”由此可窥见以妓女为妻实在不可想象。若李娃离开荥阳生回去重操旧业倒是非常符合逻辑，然而白行简安排了荥阳公对于李娃身世的不介意，而是“命媒氏通二姓之好”，怕也是非常有远见之举。婚后李娃“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有四子，皆为大官，气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封建家庭嫡长为核心下这样的局面似乎无从解释。李泽厚称此“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对门阀制度的户婚律给予无情的嘲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庶族欲打破森严门阀制度的愿望。

（三）审美接受

丹纳有云：“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因此大团圆的叙事不仅与创作意图有关，更与期待视野有关，即所谓的审美接受。斯托洛维奇将艺术的功能分为娱乐、享乐、补偿、净化、劝导、评价、认识、预测、启蒙、启迪、教育、交际、社会化、社会组织等十四种。大团圆满足了受众某种补偿心理，由于文学作品的情感特征和理想品性，使得文学阅读成为满足人们情感补偿的最理想的方式之一，人的审美需要促使人通过审美鉴赏活动得到一种“想象的满足”，心理和情感的补偿就有了陶冶和净化的作用。从而借文学之“圆”弥补生活之“缺”，使饱受苦痛的人们心理得到抚慰与平衡，从而达到对痛苦的“坐忘”与“心斋”，这也便是中国古代大团圆审美心理找到了适宜它衍生的温床。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 410082

唐荣卉，女，汉族，湖南大学2014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