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感性以及文艺的位置
——以美学作为学科的建立反观柏拉图美学思想

苏盈盈

身体、感性以及文艺的位置
——以美学作为学科的建立反观柏拉图美学思想

苏盈盈

身体、感情以及文艺在柏拉图美学的位置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少有从美学学科建立层面进行梳理，导致对柏拉图美学思想地位界定的含混与美学学科根基意识的遗忘，而重新发现、更新与复兴美学的种种主张，恰恰应该以此为起点。

一、重返柏拉图：以对美学作为学科的建立的反思为起点

在现代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对美学所作的最初的系统阐述中，美学首先指的不是艺术，而是指与更为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与感觉领域。审美就其原初意义上所强化的，与其说是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不如说是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哲学家似乎突然意识到，他的精神飞地之外存在着一个极端拥挤的、随时可能摆脱其控制的领域。那个领域就是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诸如下述之类：爱慕与厌恶，外部世界如何刺激身体的感官表层，令人过目不忘、刻骨铭心的现象，源于人类最平常的生物性活动对世界影响的各种情况。”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把这种审美的觉醒与感性的扩张起点确定在18世纪中叶，那个实在生活与精神空间产生承受着巨大裂变的时代，并紧接着提出如下追问：“如果政治秩序不致力于‘活生生的’最易触知的层面，不致力于属于一个社会的肉体的感性生活所有一切中的最有形的领域，它怎么能繁荣呢？难道理性就真的完全无法理解这个领域，正如它说不能明白百里香的香味和马铃薯的味道那样吗？人们必须像抛弃荒诞不经的思想那样完全抛弃肉体的生活吗？”

而实际上，这些追问，早在古希腊，那个我们的感知力浑然未分的时代，柏拉图或者说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就在其机智狡黠的论辩中显现。如果说身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的对峙以笛卡尔将“我思”与“我在”相区隔的意识哲学的产生为标志，那么其实它的隐秘而曲折的起源早已悄悄地驻扎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如果说美学作为“感性的科学”是一种矛盾的修饰语，那么这种矛盾与紧张早就存在于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构筑中。正如吉尔伯特和库恩所说：“柏拉图在狭义上的审美感受和一般的价值理论之间‘摇来摇去’”。

二、“道德主义”对“审美主义”的驱逐：以“反美学”的名义？

在《大希庇亚斯篇》中，苏格拉底在向希比亚斯抛出“美是什么”的问题后，以其惯用的“辨证术”对希庇亚斯美是一个漂亮的小姐、母马、汤罐、竖琴、女神的回答进行逐一解构，并在对 “美是相对”、“美是恰当”、“美是功用”、“美是快感”等时下流行的论调进行逐一批驳后以“美是难的”匆匆结束讨论，贯穿于始终的是他以“美本身”对“美的东西”的拒斥。由于漂亮的小姐给我们呈现的是视觉上的美，动人的音乐给我们呈现的是听觉上的美，美味的食物给我们呈现的是味觉上的美，希庇亚斯所孜孜以求的“美的东西”必然与人的身体感官欲求联系起来，这正是柏拉图一直以来所嗤之以鼻的。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拼命贬低身体，认为如果身体不是处在灵魂的控制下，而是处在它自己的控制下，烹调和医术这些身体的技艺不是处在灵魂的区分和考察下，而是由身体依据它们所提供的身体快乐来裁决，那么身体对声色感官的欲求将导致尘世间的苦难和罪恶。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更是把对声色快感的幻想沉溺视为培养合格的城邦护卫者的拦路虎：“纵情于乐曲者，把耳朵当作漏斗，让甜腻腻、软绵绵与哭哭啼啼的各种曲调唱腔；醍醐灌顶似地注入到心灵深处；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婉转之间，开始会使心灵中的激情部分由铁一般的粗硬变得柔软，尚可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像是走火入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就会使心灵中的激情部分烟消云散，变得萎靡不振。成为软弱的战士”（411B）而诗人作为这些幻想的制造者更是在理想国的构筑中首当其冲地成为被驱逐对象：“那么，假定有人靠他一点聪明，能够模仿一切，扮什么，像什么，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以为我们会向他拜倒致敬，称他是神圣的，了不起的，大受欢迎的人物了。与他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的城邦里来；法律不允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毛衣冠带，送他到别的城邦去。”

在谈及为什么要下这样的逐客令时，“不表现真理”和“败坏道德”，是柏拉图给诗人定下的两大罪状。在他看来，诸如哀怜、感伤、性欲，恣情、忿恨、快感、痛感等一切“本性中诙谐的欲念”都“理应枯萎”，而“诗却灌溉它们、滋养它们”。而这些柏拉图所不能厌恶的“小丑的习气”，都与身体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斐多篇》对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记载中，柏拉图更是借苏格拉底之口断言，与诗人通过“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获得“和真理隔着三层”的伪知识相对，“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在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与其说伦理学与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深刻和有力的联系，不如说他关于美的艺术之性质的整个探讨，都“背着道德主义的包袱”。这就不难理解，柏拉图何以对包括荷马史诗和埃斯库罗斯悲剧在内的差不多全部古典美的世界，都采取了公开的敌视态度：文艺作品对各种身体欲念的影象说和快感说的满足，显然与其追求灵魂太一的禁欲主义哲学背道而驰。

按照康德从主体的三种内心机能上对认知、快感（或不快感）、欲望三种形态与在哲学上对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三大领域的区分，特别是就后两者而言，一种艺术上再现的美引起的审美兴趣，同可以满足欲望的事物所引起的兴趣，即自私的兴趣是截然有别的。柏拉图将“美的领域和道德的领域之间的直接的主从关系，代替了间接的并列关系”的做法的合法性，从近代美学观念看来是相当可疑的。于是有人宣称，柏拉图的哲学同现代标举审美自为与高扬感性解放的艺术观念和美的观念很少或根本没有相同之处，朱光潜认为“所谓‘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学，这里‘美’与‘真’同义，所以他就是哲学”，吉尔伯特和库恩甚至直言：“柏拉图的著作与其说是美学著作，不如说是反美学的著作”。

这样的评价显然是过毁的。当我们简单地以“美学”和“反美学”强行为柏拉图的思想作非此则彼的注释，而无视两者的张力，就难免 “削足适履”，犯下我们一直认定柏拉图所犯下的以极端追求终极“理式”的“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谬。无独有偶，柏拉图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其思想悖谬背后所潜藏的深刻洞见。

三、正反之辩：柏拉图美学的张力

柏拉图思想最为明显的悖谬出现在《理想国》第三卷后半部分。苏格拉底在谈及哪些人天然地成为城邦的护卫者的时候，以一个关于金银铜铁造人的神话传说，来使城邦统治者或者城邦里其他人相信人有贵贱、人以群分的所谓事实，从而把所谓由天性所决定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合法化。在苏格拉底所希望构造的这么一个充满理性化、哲学化的城邦，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关乎身体的、充满神行与诗性的寓言？这本身就是对一直为他本人所弃绝的东西的绝佳摹访。就此，就不难理解对照《理想国》第二卷、第三卷与第十卷所呈现的另一个关键的悖谬：在前者（第二卷、第三卷），诗与哲学是完全冲突的，而在后者，它们却某种程度上契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会饮篇》，向来对身体极度贬斥，认为“肉体使我们充满了热情、欲望、惧怕、各种胡思乱想和愚昧”的苏格拉底却对把“只爱某一个形体美”作为进入理式世界的最高的美必不可少的起点，为什么认为没有哪一位女性不愿意跟荷马和赫西俄德结合，生下他们的孩子，而去跟凡夫俗子结婚生子呢；为什么荷马的名字是如此地“如雷贯耳”，即便现在要数落他的罪状，“这名字还直在他舌尖上打颤”。他所表现的对身体、感性乃至艺术的弃绝，远非简单地用“反美学”能概括，这种表述上的反复无常恰恰是其巨大思想张力的呈现。

总的来说，柏拉图在构筑他的“正义之城”时总是把与身体、感性直接相关的审美感受放在一定的、常常是低下的位置上，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作用，而恰恰是看到了它们的深远的影响。“感觉当然属于身体并深深地受身体的影响。所以我们的感性有赖于身体怎样感觉和运行，依赖于身体的所欲、所为和所受。”“混乱”的感性必须在理性的“绝对王权”的管辖下，以对最高的永恒的理式或真理的“凝神观照”为己任，而不管以何种方式到达真理，身体都是绕不过的起点，所谓的弃绝只能是徒劳。甚至如果“混乱”的感性永远处于理性的“绝对王权”的认知范围以外，理性的“绝对王权”怎么可能保持其正统性呢？难道权力就不需要某种剖析权力从属的感情的能力？难道权力就不需要某种科学或任由权力支配的具体逻辑？鲍姆加登以美学作为“低级认识论”、“与理性类似”的“感性的完善”的科学所作出的回答实际上是沿着柏拉图通过与身体直接相关的体操训练和与感性直接相关的音乐教育，以理性节制情感、以灵魂规训身体的路子接着往下说。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第二卷的376c到第三卷的412b，一共用了36个斯特方码来论述对城邦护卫者的教育问题，足见其对此的重视。对潜在的护卫者的教育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文艺方面的训练；其二为体能方面的训练。正如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所发出的感慨：“如果有一个人，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在有形的形态举止上也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这样一个兼美者，在一个能够沉思的鉴赏家眼中岂不是一个最美的景观？”（402D）在柏拉图看来，一方面体育和文艺分别服务于人的“激情部分”和“爱智部分”，一个完美的人应该使这两部分张弛得当，以求得身心和谐；而另一方面，正如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中作为灵魂中最为高贵纯粹的理性对靠近与参杂激情和欲望的统帅一样，与由理性统帅的灵魂的完善相比，由感性所支配的身体的完善始终被处在等而下之的位置。因此当格劳孔把心灵上有缺点的人与身体上有缺点的人做区别对待时，苏格拉底也表示赞同。

既然灵魂的完善具有全局性的决定性意义，文艺训练就更成为城邦护卫者培养中重中之重的问题。柏拉图很重视文艺教材对受教育者所起的陶冶作用，是否有利于对城邦护卫者所必需的智慧、勇敢、节制与虔敬的天性的激发，是否有利于城邦正义的构筑，是否有利于营造美好生活的可能，是贯穿于对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文艺教材的检讨的一条红线。因此我们给柏拉图总结所谓的“驱逐诗人说”更多只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说法，“柏拉图并非不要诗和艺术，只是不要当时流行的那种诗和艺术”，在理性的严格监控审查与限制下，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这类于教化有益的诗，依然能为“正义之城”所保留。在这里，柏拉图的主要观点是，艺术具有其社会责任，就像其他快感的源泉，或者病态（如嗜酒与纵欲）的渊源一样，必须“在公民生活的整体框架中找到其理性的位置”，并且他相信自己是“从艺术的本性和好的生活的本性通过有力的逻辑推演而形成的立场”。正如鲍姆加登在建立美学学科时，认为把她作为逻辑学的姐妹、一种次级的推理，或感性在理性生活的低层次上的“女性类生物”，“让她虽从属男性又有着自身必要的谦卑的任务要完成”，是一个于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的本身都无比正确的决定。

四、重申柏拉图的意义

远古的思想倘若不能与当下发生呼应，那么对它的研究只是徒然。当如今层出不穷的各类“美学”以身体与感性的解放的名义轮番登台的时候，那个因身体无限恣欲、感性无限高扬、能指无限膨胀乃至所指最终导致消隐的“拟像”时代终究到来，柏拉图的远古忧虑在现实找到对应物，他对身体、感性与文艺的驱逐似乎不再那么难以理解。在美学的发展历程上，对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驱逐还是保留、贬斥与赞美，实际上都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体多面。本文通过反思美学作为学科建立的相关话语，对柏拉图美学思想中关于身体、感性与文艺的位置的考察，归根到底是希望从对美学的根基意识中找到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冲击下“重新发现”、“更新”或“复兴”美学的种种主张。

作者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528000

苏盈盈（1990—）女，汉，广东广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