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长城小说的精神内涵分析
——以《大道岭》《佛耳山歌》为例

苏君礼 郑悦 王杰彦



潜思微探

近年来长城小说的精神内涵分析
——以《大道岭》《佛耳山歌》为例

苏君礼 郑悦 王杰彦

近期，生活在长城沿线的作家马国华、梅里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大道岭》［1］和《佛耳山歌》［2］，这两部小说以长城周边的农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两部小说将变革时期的农民与农村描写得真切、严峻，尤其是长城在作品中的存在，使小说更具象征意味，足以引发人们多向度的思考和追问。

《大道岭》作者马国华在后记中说，这是一部“以本地长城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呼吁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净化心灵、催人自省为主题”，其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从环境保护问题入手，涉及当下社会发展，尤其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梅里的《佛耳山歌》在展布“旧社会把土地分给人，新社会把土地分给鬼”的悖论性故事中，将农民想象、想象的可能与现实的残酷，将有根的“土地”情结与无根的成长欲望等安置在一个由佛耳山、青龙河、长城以及白玉庵等意象世界组成的可能的艺术世界——佛耳峪村，从而探寻了新、老农民在当下的“土地流转”、“招商引资”、“开发旅游”等具体实践中的心理意识、阵痛行为活动，表征并深度化地表现了“家园意识”、危机意识和生命意识。

一、生态意识——对人性异化与欲望侵袭的反思

一般来说，与长城相关的作品最受瞩目也最具反思批判意味的就是长城的开发及其周边生态人文环境的保护问题。在金钱与利益的驱使下，人们的欲望无限膨胀，对于资源的过度开掘、掠夺使生态环境日渐恶化。对于长城来说，风雨的侵蚀加上人为的损毁使古长城伤痕累累，引发着人们的深思和追问。《大道岭》《佛耳山歌》两部小说均涉及此类现实中不可回避的题材内容。

1.魔幻外壳下对异化的深切批判

作为生态小说，《大道岭》生态意识的提出颇具神秘色彩。离奇怪诞的情节和人物，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象征意味。文本中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现实”比比皆是，这一点，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作品“引子”反复渲染一场罕见的大雨，引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暴雨中长城被浇塌，电闪雷鸣中，上演了一场立体电影——2008年暴雨中的长城上，各烽火台狼烟四起，许多身穿古代士兵服装的人在长城上奔跑呐喊。这是时下流行的穿越式叙述，时尚而前卫。第一章第一节中，大雨浇塌长城后，沉默二十年的村民刘大军突然开口说话了，而且还有了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身患癌症的画家薛莲“总在做着一个内容相同的梦，梦里有一个地方，有山，有水，有长城”，地域色彩浓重，且她从未去过的地方却反复出现在梦中。受梦境召唤，画家来到大道岭长城，半年之后，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奇迹般的踪迹全无。小说“尾声”和“引子”前后呼应，尾声增添了全书的魔幻性，将全书十五章内容归结为邢大通看到长城倒塌新闻后的一场梦。情节设置巧妙、新奇。以“梦”写现实虽不鲜见，但要写的亦真亦幻，颇需文学表现功力。魔幻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表现手法的“魔幻”性，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显著特征。刘大军、薛莲、孟如风都是梦境中人，但又兼具现实中人的特性，梦醒后随着时间发展梦中情景变成现实，但发生了“变形”。梦中才华横溢、献身环保的孟如风变成了现实中獐头鼠目、唯利是图的庄申晨，画家薛莲叫燕品，梦中借助长城击退病魔的才女，在现实中却“一副病态”。真实和幻境的对比下是作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在市场经济语境中，人的“物化”“异化”是司空见惯的，小说的深刻性恐怕在于，在揭示了这种异化过程的同时，也提醒着人们思考——我们将向何处去？如果说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那么其最根本的核心是“真实”二字。所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都应以此作为基本立足点。不管作品采用什么样的“魔幻”、“神奇”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反映和揭露现实。《大道岭》正如此。在看似悖论的叙写中，生态意识的提出，自然合理，追慕的是英国湖畔派“伟大的生态寓言”式效果。

“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常清静经》）《大道岭》的“道”含义深远。作品借自然环境导致人类疾病或促进康复，而过度开发、破坏环境导致狼群报复等描写，表达了人类面对自然时该有的虔诚与敬意，提示人们改造环境时必有的谨慎与适度。作家以责任担当提出问题，从而印证了加缪所说：“世界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3］

2.成长进程中对欲望的拒斥

《佛耳山歌》中同样对于欲望推动下人性的变迁有所反思。文本中与残破不堪的古老长城相对应的是人们对于欲望的无节制的追逐，而这将更加推动对资源的掠夺，对生态特别是长城生态的破坏。土地、基层政权、上访事件、青年人的恋爱与命运等具体场景与事件组构而成的整体性存在，真切、可信。对之感性化认识，表层化表现容易，但理性化、审美化表现极不轻松。当郭有田、马起根们的无奈也“无理”上访的悲喜剧，与宋清宇、韩香柳们的恋爱、创业的曲折、坎坷经历，以及钱龙、贾德正们抢权、抢地、抢资源等的各种丑剧纠结在一起的时候，说明在孤竹之地的夷齐辞让精神正在遗弃和流失，人们对“物”的欲望、贪婪，必然导致道德的滑落、信仰的缺失。而对精神富裕的渴望，伴随“成长”的渴望，也定然在精神贫困的时代更显孤单和珍贵。物欲危害社会，阻碍社会的进步，这是情节推进中处处流露出的。如“大鱼坊”的生活的隐喻意义恐怕在于：对物质世界的过高向往与沉醉，是对人类理想化和既往生活方式的背叛与背离，这种生活方式最终必将反生态而行之。反之，如宋清宇等青年人对文化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爱情的追寻等，并未按部就班地按上一代农民的希望路径走，而是背离和超越，这说明人并不完全生活在物质、物欲的世界中，这是对于欲望的最真诚的拒斥。诚然，在文学史上乡土或乡村叙事已有太多的成功案例，但是《佛耳山歌》还是显示出对于人的欲望问题的深度关切和追问。

二、家园意识——土地的守护与家园的重铸

中国文学叙事中，对于转型期的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尤其是劳作、爱恋、喜悦、痛苦、以及憧憬的表达是缺失的。在有些作品中，农民的生活世界和个人经验，变成作家新的世界和新的自我的“他者”，进而变成了新的世界与新的自我本质形成和凸显的镜像。如城镇化——是健康完美之境。谁是各种病象的诊断者？不幸命运的拯救者？农民的个人生活是被蒙蔽的，也是病患的、残缺的，“匮乏”——知识的、法律的、政策的、道义的等等，都存在，也都在引发思考。在梅里和马国华充满依恋和大爱的视域下，农民或农民生活按自身的生命逻辑和生存方式被忠实地叙述出来了，是固守延续？还是背叛出新？改变和虚构的经验，在想象与超越的层面，真实演绎了“土地”故事。

1.固守土地，守望家园

“土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化氛围浓重的社会生活中，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得与失，是关乎人的生存、生存境况、生存质量等人生命运的，难怪《佛耳山歌》中郭有田、马起根等因“无田”而频繁上访。一定境况下，人们的全部心思与汗水都聚焦于“土地”上，希望凭借（承包）“土地”彻底摆脱贫苦、悲惨的命运，佛耳峪村的先富起来的人部分地证明了拥有、占有土地等资源的重要性（钱龙、贾德正、韩香柳、宋清宇等）。在人们的生存理念和历史记忆以及现实存在中，有这样的曾经：高门大户的地主，因为占有大片土地，手不沾泥，脚不着地，便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过着优游的使奴唤婢、锦衣玉食的生活。而穷家小户的农民，因为缺少或没有土地，就是累折了脊梁，流尽了血汗，也难免时不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债台高筑。也许杨白劳、赵光腚们的记忆并不遥远和陌生。在各种制度、政策既定下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模式化的，既单纯又复杂，既亲近又疏远。尤其是当下“土地流转”，开发重建，“城镇化”进程加快的重重冲击，波波相激、波波相随，使各种关系极度紧张，矛盾十分尖锐，问题迭现。碰撞着家园意识，传统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等等各层次、各类别的问题。在“欲望”的生成与不足、想象的可能与成长的空间上，宋清宇等新一代农民除了恋乡、责任、道义之外，事实上交织着“城”与“乡”的二元对立思维（其恋爱中对薛倾城、韩香柳的不同，甚至秦勤外嫁也如此）。既依恋又逃避，既兴奋、欢愉，又哀愁、忧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环境描写上整体呈现的宁静、和美特征，彰显了他们天然、本然地导源于黏附和皈依土地的深层文化心理和传统民族性格。“怀乡恋土”只是一种情结，而不是作品表现的要旨，更不是人们要留存和找寻的生活方式。乡土性是中国人从古而今的生活方式、意识结构的底色，也自然孕育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并因果性地限定了农民的生存理想和审美想象。这使小说中离家出走的背井离乡故事较少，而固守、自由散漫、简朴以及狭隘、自私，图小利，使小手段等比比皆是。换言之，宋清宇、韩香柳们的经历和做法，较完美地诠释了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乡村生活的城市化，社会转型中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共生的。一群有血有肉、有喜有悲、活波可爱、浑身透着土气，也不乏城市气的青年人，闪跳在作品的叙述语流中，加之由歇后语、熟语等补足的泥土气息浓郁的地方语言，为作品平添了耐人咀嚼和回味的地域文化的韵味。

2.回归民间，重铸家园

在《大道岭》中，各色人物的书写颇具传奇性。虽然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掩映，但是我们依然能发现作者的写作目的在于塑造本土化的带有民间意识的家园守护者，并力图在其指引下走上真正的对于家园的重铸之路。在文本人物谱系中，首先是“预言家”刘大军塑造成功。他原本是个高中毕业生，成绩优秀，考上了大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被迫放弃学业。此后陷入自我封闭，不言不语20年，一直处在“失语”状态。这是人的主体让位于环境客体的体现。而在长城倒塌后，家园损毁后，“失语”的刘大军不但“恢复”了语言功能，还具有了未卜先知的能力，成为大道岭的“预言家”。神一样的刘大军面对日本人犬养要开发大道岭旅游区，村人代代固守的家园即将易主的困境时，在公判现场做了辩护并反诉成功。后来，他又被推选为村主任，退去神性光环，他成了真正的家园守护者。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者塑造的另外一个人物——邢大通。他是致富名人，能进能退，头脑灵活，是现代优秀企业家的代表。原本一直执着于开发长城旅游区的他，后来被刘大军点醒，终于明白开发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才能“行得通”，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最终放弃长城旅游风景区的建设。由此，以刘大军、邢大通为首的家园意识的觉醒者们，踏上了以发展为目的的重铸家园之路。

总之，近来长城小说创作的题材内容不仅更趋多样、丰富，而且也鲜明地表现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切。自然，这可以上升为危机意识、家园意识、生命意识的自觉和唤醒。（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参考文献：

［1］ 马国华.大道岭［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2］ 梅里.佛耳山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1.苏君礼（1960-），男，河北昌黎人，大学本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2.郑悦（1981-）女，河北秦皇岛人，硕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3.王杰彦（1981-），女，河北秦皇岛人，硕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