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朱熹对“仁”的理解
——以《延平答问》为中心

张鑫鑫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0)

青年朱熹对“仁”的理解
——以《延平答问》为中心

张鑫鑫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0)

青年朱熹对“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师李侗的影响，《延平答问》是朱熹与其师李侗之间问学、论学往来书札的结集，其中不乏他们二者对“仁”的问答。信中关于“仁”的理解，在某些方面相同，但从根本上来讲，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朱熹对仁的理解更多地是倾向于一种认知积累意义上的仁。

仁；朱熹；李侗；《延平答问》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今属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出生于福建尤溪。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其思想的转折中，其师李侗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朱子24岁见延平，听从延平的劝告专心于圣贤书，到朱子34岁延平卒，他们之间近十年的交往对朱子的影响很大。《延平答问》作为他们之间问学论学的重要书信集，辑录了自丁丑年(绍兴二十七年，公元一一五七年)至癸未年(隆兴元年，公元一一六三年)七年中朱子与延平往来书信问答，是研究他们二者思想的重要资料。在他们二者的交往书信中，大多为对《论语》、《孟子》等经典的解读。观朱熹问目，其中不乏有关《论语》之问，涉及到了“学而”、“为政”、“八佾”、“里仁”、“阳货”、“微子”诸篇，其中不乏对“仁”的论述，对研究青年朱熹对“仁”的理解有重要意义。

1 孝亲之仁

朱子在问学延平之初，就开始了对“仁”的关注，他从孝亲的角度出发，开启了对“仁”的问求。

首先从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这一章的认识来讲，在朱子看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与“事父母几谏”同样的道理，他认为在父去世三年之内，若发现其父的处世之道出现了问题，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仍要在表面上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之孝，为了外在的“合宜”而去隐忍迁就，却又在私下将其改正，这样就可以体现出“孝子之心”。延平对此表示质疑，认为“父之道”乃为其父在日常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的处世原则，其中包含着父辈的精神，“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仁人孝子对父辈精神的坚守、继承与发扬，是从孝子之心出发去实践、去坚持的一种超越的仁的原则。既为道，则为历经实践的检验而可行者，不能因小段的“不合时宜”，而肆意去改“父之道”。既然大段有害，需要立即去改，也没什么可迟疑的。这与作为具体落实的“几谏”从根本上讲是不相类的，不能“执文泥迹”，只于文字理解上去论说。

1.1 无增父母之忧

在朱子看来，“父母唯其疾之忧”这是说连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疾病，父母都要为子女忧愁，更何况其他别的事情，仁人孝子在此应该体谅父母之心，以父母之心为心，不做让父母担忧之事。延平对此也表示赞同，并提出从自己的心出发，去深切体悟，发自内心的去孝亲，即是“仁”。这里是对朱子的肯定，并进一步强调要从人自身出发去体认。

1.2 恭敬以养父母

对于“今之孝子，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的理解，朱子认为养父母，除了在温饱方面满足父母的需求，还要有敬，对父母恭敬，时常反省自己，以免在不经意之间，对父母不敬。延平针对朱子的疑问，认为夫子之言于子游，乃是针对时人中有不恭敬对待父母者而论，“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求诸心也”“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于犬马之养矣。”也就是说要以恭敬之心侍奉父母，在这一点上朱子的理解也是延平所肯定的。

在朱子看来，只有从内心去体认孝道，真正以一颗纯孝之心去孝亲，自会“无改父道”、“无增父母之忧”、“恭敬以养父母”。真正的仁人孝子，是从自身的纯孝之心出发，对其父之道的秉持与坚守，是以父母之心为心，尽己所能地无增父母之忧，是常存孝敬之心，以免父母陷于犬马之养的境地。

2 心之正理

朱子谓仁是心之正理，能发能用底一个端绪，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气无不纯备，而流动发生自然之机，又无项刻停息，愤盈发浅，触处贯通，体用相循，初无间断。延平认为此说推广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乎禽兽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则不得而与焉。”在这里，朱子对“仁”的理解，认为仁乃心之正理，是天理之发动流行自然之机，是心之所发，是合于日用伦常的一种德行，他对“仁”的这一理解，为延平所认同。但朱子又认为唯人能得之以为性，犬、牛皆“不得而与”，以此来区别人与禽兽。而延平则认为人与禽兽之分，只在于人得“五常中和之气”“秀而最灵”，而禽兽则得其偏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子对仁的理解虽相较于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没有理解透彻。

后来，朱子接受延平的意见，对此加以修正，认为“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气之运，亦无项刻停息，所谓仁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

此时朱子已经接受了延平的意见，但又表现出与延平的不同。从延平本意来讲，他向朱子强调理一分殊之重要，是为了引导朱子从人伦日用处下工夫。而朱子仍旧偏重于从义理角度去理解。朱子对理气禀受的偏正进行了明确地表述，认为天地万物本于一源，所以人与草木禽兽都禀受仁之天理，且无丝毫欠剩，此为“理一”；但因气有清浊，禀有偏正，人与物的不同，则在于人禀气清，并能自觉此理，对之进行存养，而物禀气浊，虽具此理，却不自知，此为“分殊”，即所谓的理同气异。在这里，朱子阐发了明确的“理同气异”的观点，从对文字解析上看，他的理解达到了极致，同时也表现出朱子极好辞章之学。朱子的理论推演越精密，反而透露出他在日用间工夫的懈怠。

3 当理无私

“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是延平对朱子理解“仁”的一个引导，意图使朱子可以从道德主体的角度出发，在日用伦常中去体悟仁，实践仁。

问:“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无所择于利害而为所当为，谁仁者能之。”熹未见微子当去，其子当囚，比干当死，端的不可易处。不知使三人者易地而处，又如何？……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为之，非有所择，此求仁得仁者也。……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辨。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

此一段为朱子对“殷有三仁”的不理解，引尹和靖的“无所择于利害而为所当为，谁仁者能之”，而向延平请教。尹认为的仁者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没有个人的私心利害考虑，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是从道德的高度去“为所当为”。延平也认为“仁只是理”“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在延平看来，只要发心正，从一心出发即为仁，不能以成败来论仁、论英雄，不能以私心论仁。延平对“仁”的看法，一方面认为仁是处于道德本体的高度，另一方面，求仁之方则为去除私欲，以此来得仁。而朱子只从求仁之方来论，对仁的体悟还未处于道德本体的高度，只停留在了表面，单纯地从文字义理的角度在分析。

在经过数次对“仁”的问答之后，针对朱子对“仁”的理解上的问题，在壬午十月朔日书中，延平作了如下回信，他说:“承谕近日看仁一字，颇有见处，但乍喧乍静，乍明乍暗，子细点检，尽有劳攘处。详此足见潜心体认用力之效。盖须自见得病痛窒碍处，然后可进，因此而修治之，推测自可见。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己。’乍明乍暗，乍喧乍静，皆未熟之病也。”延平一直希望朱子可以真正识得仁体，而非只是从辞章、文本义理等方面去理解。朱子在这一方面一直难以把握，才会出现求仁工夫不熟的现象，朱子对“仁”的理解，更多地倾向于从文字义理的角度去把握，尽管其师多次提点，也未能使之改变，这不得不说是朱子的遗憾。

《延平答问》反映的是李侗与朱熹思想的交往，从中不难看出李侗对青年朱熹有很大的影响，正是李侗的引导，使朱熹进入道学系统的轨道。同时，朱熹在与李侗的交往中，也不断的深化着他对“仁”的认识和理解，为后期他的思想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道学系统内的发展方向上，二者还是不同的。

[1]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三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3]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4] 丁为祥.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赖尚清.朱子早期仁论思想研究——以《延平答问》为中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张鑫鑫(1991-)，女，山西临汾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专业宋明理学方向。

B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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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11-01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