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诗文的安民思想探究

王小峰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陈子昂诗文的安民思想探究

王小峰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陈子昂作为初唐时期一位重要的诗文创作家，他的诗文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直陈己见，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思个对百姓的同情之心。同时对政治有着独到的见解，意识到了百姓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他的诗文中体现了它安民息兵的政治主张。

陈子昂;诗文;安民思想;探究

陈子昂属于初唐诗歌发展到盛唐阶段的第三代诗人。①他是初唐时期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倡导者和诗歌创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的一些散文，尤其是政论文，内容朴实，直陈己见，既包含他的政治热情，也充分体现他的安民思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巴蜀一带战略地位的论述，更是显示了他独到的政治眼光。

武则天时期，历经贞观之治的“与民休息”，在地域扩大的同时，较贞观、永徽时期，社会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加之，武则天重视科举取士，对庶族士子重用，这种背景下，通过科举进入政坛的庶族士子陈子昂，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曾两次奉命出塞，这两次出塞的经验使陈子昂对边塞更加了解，也更加能体会百姓疾苦。

1 他反对劳民伤财，主张与民休息

文明元年(684),唐高宗在洛阳行宫驾崩,朝廷欲迁灵驾回长安,刚中进士还未真正踏上仕途的陈子昂上书《谏灵驾入京书》②, “臣伏见诏书，梓宫将迁坐京师，銮舆亦欲陪幸。计非上策，智者失图，庙堂未闻有骨鲠之谋，朝廷多见有顺从之议，愚臣窃惑，以为过矣。”首先指出，灵驾西迁，是错误的，接着陈述了缘由，“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以西,莫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白骨纵横,阡陌无主”,本就遭遇天灾，百姓疲敝不堪，流民顿生，如若在迁灵西归，只会加重百姓负担。这篇谏文，充分展现了陈子昂的政治眼光，对关陇地区，以及山东的形势了然指掌，若灵驾西归，必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本就凋敝的百姓生活会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对天下形势的了然分析，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接着,又上《谏政理书》(第九卷，207页),直陈“安民”的主张:“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矣。”可以看出，陈子昂吸收了儒家以民为贵的主张，只有百姓生活太平，天下才可能太平。出生于蜀中，对蜀中尤为熟悉的陈子昂，更以蜀中为例，阐述“安民”的重要性，对巴蜀地理位及其战略地位可谓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圣历元年(698年)，陈子昂作《上蜀川安危事》(第八卷，173页)(三条)，针对百姓养兵运粮，第一条即指出“蜀川百姓，每见免五十万丁运粮，实大苏息”。本来是减免人丁运粮，但是实际效果却是“然松茂等州诸羌首领……利得此财帛粮饷，以富己润屋”，直指弊病，百姓辛苦运粮，承担繁重的徭役及苛捐杂税，与国家却益处甚少，多为官吏盘剥富己。第二条指出，蜀中农民大量逃亡及揭竿而起，“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如此劳民伤财，只会让百姓揭竿而起。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百姓被逼无奈，才会聚结劫财，从“安民”角度出发，希望朝廷能罢除痹症，让百姓修养生息。

2 反对穷兵黩武，同时主张加强边防，保境安民

要实现“安民”，首先必须要做到“息兵”。垂拱三年(687)，武则天欲开蜀山道，由雅州因以袭吐蕃，陈子昂上《谏雅州讨生羌书》(第九卷，200页)，谏道“臣闻乱生，必由怨起，雅州之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一日为盗，今一旦无罪受戮，其怨必甚……”无罪受戮，本已归附的边羌部族只会心生怨念，而一旦产生异心，就会烽烟顿起，而结果将会是“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蜀之祸搆矣。”蜀中本是富饶之地，陇右及河西诸州，军旅给养的来源，一旦开蜀山，必然大量征集百姓服役，百姓脱离生产线，大量农田荒芜，百姓生活没有来源，进一步指出：“今国家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蜀山本为天险，素有蜀道难于上青天之说，西连吐蕃，本是天然屏障，但是开道后，给吐蕃东侵创造了交通要道，祸福相依，开道本为征伐吐蕃，但是却也给吐蕃以可乘之机，从大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开道后，吐蕃将会连年入侵，那么整个剑南地区，将会不断遭受战火的摧残，百姓的生活只会越加困苦，进一步说，整个河西陇右也同时没有了给养来源，且百姓大量服役，不堪困苦的情况下，会揭竿而起。并且进一步指出“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劝谏武则天应该“息边鄙，休兵甲”，以安民。在《上军国利害事》(第八卷183页)三条中，以隋炀帝为例，穷兵黩武，兵役繁重，百姓穷苦，导致各地群雄并起，遂丧天下，告诫武则天“国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国之众,半天下受其弊”，百姓受军旅之弊日深，应息兵安人，否则只会是“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若在一味“谋动甲兵以事边塞”就会“机失祸构”,带来天下的危机。在《答制问事八条》(第八卷，164页)中，陈子昂阐述了息兵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事最大者,在兵甲岁兴,赋役不省”，如果 “兵甲岁兴,赋役不省”只会是“人何敢安。”希望武则天能知人善任，取治国良策，使“兵不虚行,赋役自省。以此安人,得贤可理”,“则戎狄不足灭,中国可永宁”。只有息兵，才是长久之计，在内，可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从而加强社会生产力，提升整个国力。在外，“戎狄”部族有感于大唐的与邻为善，自会臣服。则可实现“永安”。

但是陈子昂的安兵息人并非一味退让，在他的诗文中，提出了修固边防，保境安民的主张。

陈子昂曾两次出塞，对边地子民的生活有着更为深切的了解，在《感遇》其三(第一卷，3页)中，“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铺陈了一幅极其荒凉凄惨的画面，边地道路旧废不用，瞭望敌人的烽火台也孤耸矗立，百姓白骨累累，让人不忍卒读。“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针对这种边防空虚，谴责朝廷御边乏术，更表达了对边地人民深切的同情。《感遇》其三十四(第一卷，10页)，“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候”，以汉指唐，一个“羞”字，将作者对边防空虚，边地子民受难这一现状的不满表达的可谓淋漓尽致。对《感遇》其三十七，(第一卷，13页)“塞垣无名将,亭垠空崔鬼！咄磋吾何叹？边人涂草菜”，陈子昂亲自目睹了这种边地的惨状，鉴于对边地的了解，和边地子民的同情，以及为国家长远之计，他提出了修固边防，保境安民的主张。

垂拱二年(686)，突厥同罗、仆固等诸部叛乱,陈子昂随左补阙乔知之北征,参与了平息这场叛乱的战争，在《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中,他立足于自身对边地的实际考察，提出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出塞归来后，又上书《上西蕃边州安危事》(第八卷，190页),提出羁縻河西诸蕃，对已经招降的部族要厚待，又立足军事现状，提出甘州扼西部咽喉，应该屯田增兵这些策略。对于这种保卫性的战争陈子昂是坚决拥护的，这是支持正义保卫边地子民的战争。在《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第二卷，34页)一诗中，“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作者标明王师并非好战，只是收到入侵，为了维护边地的安宁，才会被迫出兵。但是也同时指出“之子慎佳兵”，告诫边地将领，不要贪功邀赏，而肆意扩大战争，可以看出陈子昂的仁民爱物精神。在《度峡口山赠乔补闽知之王二无竞》(第二卷，21页)中“岂伊河山险,将顺休明德” 这些都表明陈子昂主张修明政治，反对不义之战。

3 反对滥刑，主张措刑安人

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残酷的镇压一切反对她的集团和个人，《感遇》其四(第一卷，3页)，“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认为，此诗主题是“刺武后宠用酷吏淫刑以逞”，《通鉴》卷二百三云：“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在这种局面下，以致朝臣们上朝前，都要和家人诀别，“不知重相见否？”(《旧唐书.酷吏传》)不少人为了一己之利，罗织罪名，整个社会酷刑滥杀，殃及无辜的更不在少数，陈子昂虽拥护武则天的统治，但对此种滥刑却坚决反对，垂拱四年(688),他冒死上《谏用刑书》(第九卷，204页),指责武则天在“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统治，宠信告密之人，宠信酷吏，“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及其穷究,百无一实”,致使“天下喁喁,莫知宁所”;认为武则天的做法“可谓策之失者也。”文中指出，这些酷吏，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加官进爵，“滥及良善”，“以图荣身之利”，更有甚者，“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休然而生矣”，劝谏武则天要“顿息刑罚”，“杀一人则千人恐,滥一罪则百夫愁”，这种情势只会导致百姓人人自危，会直接危及统治，“上观三代夏、殷、周兴亡，下逮秦、汉、魏、晋理乱，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因此，他反对大兴冤狱。从长远之计来看，这种滥刑，只会危及整个统治。第二年，陈子昂又上书《答制问事八条》(第八卷，164页)，第一条即为《请措刑科》(第八卷，164页)，提出“措刑”乃“政之至要者”，“刑者政之末节，非太平之资”。为政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措刑,天下要太平，必须量刑使用，而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统治，不是有刑罚决定，只有在为政万不得已时，才会用刑罚来维护统治，且其要义不是刑罚本身，而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在《感遇》其十二(第一卷，12页)中，“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招摇青桂树，幽蠹亦成科。世情甘近习，荣耀纷如何。怨憎未相复，亲爱生祸罗。”诗作描述了猎人利用“由鹿”诱捕野鹿，不难让人想到当时的大兴冤狱，《通鉴》卷二百三，“来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络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枝节”，和诗作的诱捕野鹿如出一辙，也就不难得出，作者以隐晦的笔法，揭露武则天宠信小人，残害无辜，即陈沆所说的“伤权幸挟私诬陷士类也”。

这些诗文，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据严密，以安民为立足点，劝诫统治者要安民，必须量刑适用。

除了息兵措刑，陈子昂认识到，要达到安民效果，必须选贤任能，整顿吏治。在《重任贤科》(第八卷，166页)中，陈子昂提到：“官人惟贤，政所以理”，“实以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要想天下大治，必须选用贤能之人，任用贤能之人是至关重要的，“诚得众贤而任之，则天下之务自化理也”，“若得忠贤，相与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于此而就”。在《贤不可疑科》(第八卷，169页)中，进一步提到，得到贤能之人，要善用更要重用，且不疑心，“具知得贤须任，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忠须赏”，“愿任贤无疑，求士不倦，以此为务”，假若“外有信贤之名，而内实有疑贤之心”，“虽日得百贤，终是无益”。针对武则天的疑心贤能之臣，他提出如若不能做到信任，即使人才再多，不能善用，与国家而言，与朝廷而言，终是无用。可以看出陈子昂对知人善任有其独到且深远的见解。在《上蜀川安危事》(第八卷，173页)中提到“清官人”，清除贪官污吏，使百姓安居乐业。

作为一个时代思想的先行者，不难看出，陈子昂接受了儒家仁政的主张，他认为要想天下大治，必须认识到百姓在其中的作用，只有安民，息兵，措刑，百姓才会对朝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当然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些见解与武则天的一些治国举措背道而驰，所以，这也是他对社会情势了然与胸，却在仕途上一直未被重用。

这些诗文内容丰富，现实性很强。陈子昂对安边定国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是认识到安民的重要性，认识到国家要想发展，必须重视百姓，只有“安民”，社会的根基才会稳固，可以说是唐代思想的先行者。

注释:

① 袁行沛《百年徘徊》，《北京大学学报》，94年第6期。

② 《陈子昂集》，徐鹏校，中华书局。第九卷，196页。以下所引诗文均出自此本。

[1] 《陈子昂集》徐鹏校点，中华书局，1960 年版，后页陈文均出自此本。

[2] 《陈子昂诗注》，彭庆生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陈子昂研究论集》，四川省射洪县陈子昂研究联络组等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

[4] 《陈子昂论考》，徐文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王小峰(1989—)，男，汉族，陕西靖边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唐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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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2-013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