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航空救国

程薇薇

（孙中山纪念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江苏 南京，210042）

孙中山与航空救国

程薇薇

（孙中山纪念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江苏 南京，210042）

孙中山一生追求真理，坚持革命，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探索。他曾数次远涉重洋，考察亚、欧、美诸国，寻求救国之路。他积极号召和组织爱国侨胞学习航空技术，创办飞行学校，大力培养航空人才，鼓励设厂制造飞机，极力推动建立航空工业，孕育中国新型国防建设计划，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开端。本文试从人才培养、航空工业建设、新型国防计划建设等角度阐述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和实践。

孙中山 航空救国 民国 空军

孙中山追求真理，坚持革命，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探索。他曾数次远涉重洋，考察亚、欧、美诸国，寻求救国之路。他积极号召和组织爱国侨胞学习航空技术，创办飞行学校，大力培养航空人才。孙中山还鼓励设厂制造飞机，极力推动建立航空工业，孕育中国新型国防建设计划，为中国空军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孙中山对空军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和实践，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属领先地位，对中国航空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空军建设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始建于1932年，从特定角度展现了中国空军建立的意义。

一、重视航空技术

孙中山密切关注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理念。1903年，自行车商出身的莱特兄弟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架带有发动机的飞机。同年12月7日，莱特兄弟驾驶他们制造的飞机“飞行者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海岸的斩魔山的沙丘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持续的、有动力的、可操纵的飞行。

美国莱特兄弟的试飞成功，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让孙中山受到很大的触动。1911年9月14日，孙中山在给萧汉卫复函中谈到飞机对军事的重要作用：“飞机一物，自是大利于行军，唯以无尺寸之地党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1］同年，孙中山在致旅美同志函中说：“阮伦兄等谋设飞船队，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以为国家出力，幸甚。”［2］

飞机出现后最初十余年，被当作一种娱乐的工具，主要用于竞赛和表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首次用于战争。先是用于侦察，继而装上机枪，进行空中格斗，后又带上炸弹，轰炸敌方阵地和地面部队。孙中山意识到飞机对革命的帮助。1914年11月20日，孙中山在致戴德律函中写道：“象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那样，一种全面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下一次行动，将由我直接控制全局，定能做到万无一失。我确信，胜利的成果将超过第一次革命。……请代为购买至少十架最新式的飞机并立即运交马尼拉的古恩上尉（Capt.Tom Gunn）。如果不能购到飞机，则请购买那么多的发动机（至少一百马力）和必要的材料与配备。”［3］

了解到一些技术先进国家对飞机军事用途的重视，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用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和对地投弹、射击等，孙中山受到启示，逐渐萌发了航空救国的思想。

二、创办航校培养人才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就鼓励华侨青年学习航空技术。1910年3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极力倡导华侨青年建立“飞船制造公司”，并鼓励他们学习航空技术。

1911年5月31日，孙中山在给同盟会会员、时任旧金山新闻记者的李绮庵的信中指出：“飞船练习之事，为吾党人才之不可缺，其为用，有不可预知之处。”［4］“不久，同盟会员李绮庵呈文孙中山准备在美国成立公司，招股10万元，以购买飞机，聘请飞行教官，培习飞行及维修人员。”［5］

1914年谭根在马尼拉进行飞行表演时，接受当地华侨赠送的银杯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把培养航空人才、建立空军力量作为重要工作。1914年8月2日，孙中山复伍平一函中写道：“飞机学校事，当竭力促成之，而且前训练尤不可缓，盖时局正佳，飞机之用即在目前也。尚祈准备一切，以备军用，是为至祷。”［6］他特派林森赴美，选拔青年党员，到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学习，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元老的杨仙逸、张惠长、陈庆云、胡汉贤等。

1915年4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多次以航空救国的思想激励学生。1917年2月20日，孙中山致南洋同志函：“兹有同志谭君根（飞行技师，原肄业于美国航空学校，1914年曾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飞机队队长——笔者注）、伍君平一（曾任中华革命党菲律宾联络委员——笔者注）由美洲回，道经此间。谭君为飞行大家，声誉著于世界。此次带有飞机机械多件，并有学习生二人，据称拟在日本暂应各界招聘，俟试演完毕，不日前往南洋各埠飞演，并拟就南洋演技筹款，开办飞行学校，招收学生，教育此项人才云云。按飞行机为近世军用之最大利器，谭君既有此志，于国家前途、吾党前途，均至有裨益。用特豫为介绍于诸同志，倘谭君到时，尚祈费神招待，并希代为设法开场试演，劝销入场票位，俾得醵集资财，成立学校，作育真才。诸公热心公益，谅能玉成其志也。”［7］

1920年，孙中山委托陈树苹、蔡荃湘，组织杨著昆、杨仙逸、蔡司渡［8］等在美国旧金山开办“图强公司”，以“展布航空事业，图强中国”“作育多才，福群利国”为宗旨，培训飞行员。同年冬，杨仙逸奉孙中山之命选拔周宝衡［9］、陈卓林、杨宫宇、黄秉衡［10］、聂开一［11］、黄施、邓亮等人，在美国进行航空训练，并让首批获得飞行执照的黄光锐、林佛成、余玉华等9人继续进行深造。这批人先后回国，大多成为中国空军的骨干和领导人。

1924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军军官学校（习称黄埔军校），以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同年9月，又成立了广东军事飞机学校（习称广东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由大元帅府秘书兼航空局局长陈友仁任校长，苏联将军李縻任航空顾问。除3名德国教官外，其他多为旅美华侨飞行员任教。1924年7月14日，孙中山谕航空局长陈友仁，预拨飞机为俄国各军官凌空巡视惠州、东江各处。陈奉令后备机，于15日晚出发。［12］11月，陈友仁随孙中山北上，改由李縻将军为航校校长。当时主要从黄埔军校第1、第2、第3期毕业生中挑选飞行学员。1925年10月，张治中接任广东航空局局长，兼任航校校长。

航校第1期共10人，他们是黄埔军校学生刘云、冯询、王勋（即王叔铭）、王翱、万鹏、袁政、郭予如，还有从飞机制造厂选调的实习生唐铎、朴金夏、金震一（后两人为朝鲜籍）。

航校第2期招收学员42人。航校机少人多，于1926年6月，又抽调12人去苏联学习，其中就有4名中共党员，他们是常乾坤［13］、徐介藩［14］、李乾元［15］、黎鸿峰［16］。1927年1月，航校第2期7名飞行员毕业，他们是毛邦初、张匡梦、龙文光、刘铁山、李乘云、金震一，还有1名女飞行员李玉英。

1927年2月，第3批赴苏学习的飞行人员20余人。其中有黄光锐、周宝衡、梅龙安、丁则徐、杨宫宇、黄毓沛、黄毓全、刘植炎、叶以芬、杨标、李槐、梁庆铨、陈兆机、马季鲁、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刘铁山、李乘云等。

孙中山亲手创办的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真正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自1924年至1936年，12年间共办了8期，培训飞行员527名，他们成为抗日战争时中国空军的骨干力量，不少人成为中国空军的中、高级将领。

三、推动建立航空工业

孙中山极力倡导华侨青年投身航空事业，冯如、谭根等成为其中的佼佼者。1909年9月21日，冯如驾驶他研制的“冯如1号”试飞成功。当时美国报刊以《东方的莱特在飞翔》为题，惊呼“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孙中山在美国知道后，大为赞许地说：“吾国大有人矣。”

1911年2月，孙中山闻知冯如几经磨难而第7次研制的“冯如2号”进行飞行表演时，即从旧金山赶到奥克兰现场。当看到“冯如2号”飞行速度为78公里，高度200多米，航程35公里（最大航速可达105公里）并获国际飞行协会颁发的优等证书，称赞曰：“吾地中国有杰出人才！”还鼓励冯如把他的智慧献给祖国的革命事业。此后，冯如的名字迅速“飞腾于世界”。

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又处在战乱之中，建设空军只能靠购买欧美国家的飞机。冯如、谭根等制造的飞机，难以改进和提高，投入批量生产。孙中山深知必须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

1909年冯如等华侨青年设计制造的飞机，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1912年，杨著昆［17］等爱国侨胞集资在美国圣地亚哥成立中华飞机制造公司。1913年10月，中国第一所航校——北京南苑航空学校修理厂厂长潘世忠［18］设计制造的飞机，由潘世忠驾驶试飞成功。他们再接再厉，于1914年再制造出装有80匹马力推进式发动机的飞机，并在飞机头部装上机关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飞机性能相比并不逊色。

1915年1月16日，孙中山致函宋德根、伍平一，告以“飞行之事业，此间正在筹划”，“请兄等暂待”。［19］1915年3月3日，孙中山委任许崇智、何天炯、叶夏声为南洋特务委员，谭根为航空队司令官。［20］1915年3月8日，孙中山致函伍平一，对伍筹购飞机事表示慰勉。13日，再致函伍平一，告以“飞机问题，刻以缺款尚难办到”，请转告谭根。［21］

1916年1月13日，孙中山在批薛汉英函中写道：“薛君借出飞船公司之款，因谭根君欲由公司填还，故未收发条。若飞船公司不能，当由本部认归公款开销，发还收条就是。”［22］1916年3月21日，孙中山致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电中写道：“请将存款尽买百万以上适军用之飞机十数台，速付来。并着能飞之同志及林森、邓家彦等回来。”［23］

1916年3月23日，孙中山复马尼拉革命党人电：“飞机除尊处及内埠出款外，此间出款六千。应使谭将款交还吾党，否则飞机仍吾党党物，谭不能携去。”［24］1916年3月25日，孙中山复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电：“机价太贵，可否改买百六马力之加的士机？价约美金万元，因机以多为妙。”［25］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致电旧金山《少年中国报》：“飞机寄时用Osaki Ukitern名义，并电告船名。如有款，请多购百五以上马力发动机寄东，装机体较廉。美、加同志曾习军操决心效力者，请资遣先来东。”［26］1916年4月10日，孙中山复胡维埙函：“领袖支部来报，积存各处来款二万余金，已电饬其代购飞机，以备军用。惟现时机价极昂，只能购两座，望诸同志竭力筹捐，俾得款多购。”［27］1916年4月19日孙中山致上海革命党人电：“海外同志多欲回国效力，并备有飞机饷械。”［28］

1922年杨著昆变卖家产购置4架飞机，加上其他侨胞捐购的8架飞机，运回广州，组成“国民党飞机队”和“中山飞机队”。还有6架飞机被北洋军阀派奸细烧毁。1922年，孙中山指示：要在国内兴办飞机制造厂，并任命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兼任广东制机厂厂长，周宝衡为工务科长。

1923年6月，该厂第一架可用于侦察和教练的飞机制造成功。孙中山高兴地指出：“至于飞机，自己可造，目前完成第一架，比之外国所造者尤甚，此后，当陆续自造，不须外来矣！”孙中山还为组织领导该飞机设计制造的杨仙逸题写了“志在冲天”和“天下为公”的条幅。

1923年8月10日，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等乘船至广州大沙头航空局。航空局长杨仙逸将自制及新购飞机十余架陈列机场。先由孙夫人行开始礼，继由各飞行员表演飞行，孙中山及来宾均赞赏不置。6时后，孙夫人坐航空局自制之一号机摄影留念。孙中山面谕各机出发惠州及撤放“投降免死传单”。［29］航空局长在试飞现场采访观众的提议下，将该飞机以宋庆龄女士在美国学习时的用名ROSAMONDE命名为“乐士文”1号。该厂又制造了“乐士文”2号、3号。其后，该厂共生产了60多架飞机，是当时我国最有成效的飞机工厂。

1936年8月，民国南京政府接管该厂，至1938年底，共生产教练机20多架，仿制美国霍克-3飞机40多架。

周宝衡，广东开平籍，美国华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了韶关飞机制造厂的建设

四、孕育新型国防建设

当东西方列强尚在为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否建立独立的空军军种、制空权的重要性等问题争论不休时，孙中山就明确指出：“飞机是未来战争决胜的武器”，“飞机一物，自是大有利行军”，以“飞兵”代替骑兵，并最早成立航空局，组建航空队，直接用于战争实践。

通过使用空军讨伐两广军阀的作战实践，孙中山对空军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化，陆、海、空三军新型国防计划的蓝图日趋成熟。

1921年7月8日，孙中山致函廖仲恺，具体阐明了他拟撰写的国防计划。计划要目共63项，其中直接涉及和指明空军建设的就有9项。

①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建设计划。

②发展航空建设计划。

③举行全国国防总集员令之演习计划和全国空、海、陆军队国防攻守战术之大操演。

④向列强订制各项海、陆、空新式兵器，如潜水艇、航空机、坦克炮车、军用飞艇、气球等，以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和仿制兵器之需。

⑤聘请列强军事专门人员来华教练我国海、陆、空军事学生，及教练国防物质技术工程之意见计划书。

⑥组织海、空、陆军队之标准。

⑦我国之海军建舰计划，航空建机计划，陆军各种新式枪炮、战车及科学兵器、机械兵器建造计划。

⑧训练不败之海、陆、空军队大计划。

⑨列强之远东征空、海、陆军与我国国防。

其中，对发展航空建设计划，空军建设之标准，机场建设，购置和仿制飞机、飞艇、气球，航空人才培训，训练不败之空军，以及空、海、陆军队国防攻守演习，以及空军与国防等均列入其中。孙中山自喻其国防计划为“救国计划”。

1924年5月，孙中山在给黄埔军校创建训示中明确指出：“自航空机参加战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划分言之，往昔所争领土领水，今有领空之划分，……就其效力而言，已打破兵舰、潜艇、战车之偏枯性能，极控制三界之能事。故欲因应同代国防之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孙中山以他的远见，充分肯定了建立空军的重要性，空军的出现将国防战争的领土、领海之争增加了领空之争。这些观点完全可以和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位空军学术思想的先驱者，如意大利的杜黑、英国的特伦恰德、美国的切尔相提并论。

五、伟人长眠，精神永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孙中山逝世后，在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国内外革命党人及海外华侨共同努力，开创了中国空军发展的良好基础。

1928年10月，南京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成立了航空队，次年改为航空班。1931年7月改为军政部航空学校，并将校址迁往杭州笕桥，习称“笕桥航校”。1932年9月1日，改称中央航空学校。1937年，广东航校归并于中央航空学校即后来人们常说的的笕桥航校。自此，中国有了中央政府统一起来的培训飞行员的航空学校，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培养飞行员的主要基地。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之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伟大的辛亥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飞机问世不久，空军刚刚登上战争舞台，各国学者和军事家们对空军的发展、建设、使用，是否要建设独立的空军军种等问题，尚在探讨争论之中，孙中山就明确提出“航空救国”，其战略眼光着实为世人敬佩。

［1］［2］［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5月第3版，第539、583、521页。

［3］［6］［22］［23］［24］［25］［26］［27］［2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11年5月第3版，第137、106、233、252、253、254、267、269、274页。

［5］胡建民：《我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孙中山》，《航空世界》2001年第11期。

［7］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2011年5月第3版，第14页。

［8］蔡司渡（1884—1970），台山市大江镇岐岭村人。1900年赴美国谋生。1910年加入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尤倾心于孙中山的“航空救国”主张。1917年毕业于纽约寇蒂斯航空学校。1918年与杨仙逸等合作在旧金山成立“图强飞机公司”，任总飞机师。1920年奉孙中山之命，从美国运回三架飞机，在大元帅府飞机队任飞行员。1922年参加北伐，随飞机队入赣作战。次年任飞行教官兼飞机队队长，直至孙中山逝世。

［9］周宝衡，广东开平籍，美国华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了韶关飞机制造厂的建设。

［10］黄秉衡（1900—1989），名钧，字秉衡，浙江余姚人。1920年赴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1922年回国任孙中山侍从，不久即受命组建航空学校。1924年任广东航空学校教官及飞机队队长，校长。一度代理航空局局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处长。1929年秋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队队长。同年9月20日任军政部航空署副署长。1931年7月6日升任航空署署长。

［11］聂开一（1899—1944），字道义，祖籍四川成都，生于贵州贵阳。1916年考入烟台海军学校。五四运动中，为反对学校用朱子《小学》作复古思想教材，要求培养人才民主化，聂和一些进步同学组织起来，领导了该校罢学抗争风潮，被学校开除。随后，与11名被开除的学生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孙中山勉其学习飞行，为国家新兴航空事业作贡献，报效国家。1920年到广州学习飞行。1921年，孙中山派杨仙逸率领一批青年去美国学习飞行驾驶技术，聂为其中一员，在美国旧金山瓦勒航空学校学习。次年完成飞行教学计划回国，成为广州航空队队员。

［12］［29］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第1947、1665页。

［13］常乾坤，中共党员，1925年广东航校2期学员。自苏联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领航员。后又学习广东航空工程。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主持修建延安机场。曾任共产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14］徐介藩（1901—1983），原名徐齐邦。安徽省固镇县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学习，毕业后转入广州航空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5］李乾元，无锡籍，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苏联学习期间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冯金妹结婚。无锡市史志办郁有满曾有文章，提及李乾元1938年参加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武汉上空与日军激战时牺牲。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纪念墙上镌刻的首批牺牲的空军空勤人员和飞行人员共有9人，其中就有李乾元的名字。

［16］黎鸿峰，越南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周恩来的推荐下进入黄埔军校二期学习。1925年10月进入广东航空学校二期飞行班学习，与常乾坤、龙文光(红军历史上第一位飞行员)、毛邦初、张廷孟、余世沛、李玉英(女)等人同班。1926年6月，与徐介藩、常乾坤、李乾元、金震一(朝鲜人)等12人赴苏联学习。1940年在越南狱中因病逝世。

［17］杨著昆（1853—1931），又名亚然，广东香山县北台乡人，华侨富商，孙中山挚友，1894年加入兴中会，并成为骨干。1915年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号召，以大股东身份与当地华侨集资筹建“中华飞船公司”，准备生产战斗机供革命使用。1922年，杨倾家变卖田产购买4架飞机，支持孙中山扩充粤军飞机队。

［18］潘世忠，上海青浦人，1889年出生于建筑师家庭。1908年赴法国留学，荣获国际航联飞行证书，并学过机械。1911年回国，曾任武昌督学府飞机事务顾问，1913年任南苑航空学校机械教官和修理厂厂长。1930年病逝。

［19］［20］［2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第927、939、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