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阈下的历史追索与探询

孟缨

著名电影学者丁亚平主编的《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版）已于 2016年6月付梓成书。这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电影理论文选，既是对前两版的进一步增订完善，也是对编著者自身的突破与超越；既彰显了编著者求新求变的智识与学术诉求，更是献给中国电影理论界的一份意义超乎寻常的厚礼。该著翔实丰富的史料、严谨紧凑的结构框架和缜密的逻辑思维体现了编著者对史料的明辨能力、对历史理路的整合贯通能力以及对历史现象条分缕析的能力。

《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版）之所以能够在纷繁的历史中呈现给读者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得益于该著结构方面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该著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对百年中国电影理论进行历时性的纵向追索，同时对共时性的历史横截面进行历史扫描，读者在清晰的纵向脉络中也不会错过每个重要时间节点的重要历史风景。这种网状的结构构造方法与糖葫芦有某种神似：编著者以历史为经，这就像糖葫芦的那根木串，而以历史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多维话语为纬，恰如木串上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果，美味可口，这种逻辑思维与历史史实合力制作的美味糖葫芦使得该著能够在社会、文化的多维层次感中透视历史的是非曲直，还原历史的真相，极大地方便了史论工作者对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该著所选文章，因具有作者的心路历程的表述而带给读者一种读稗官野史般的愉悦，这种愉悦夹杂着读者还原历史真相的好奇心和窥视欲，使得该著所具备的工具书特质在读者愉快的阅读体验中潜移默化地被接收，克服了一般工具书枯燥乏味的不足，在知识性丝毫未减的前提下又不失历史的趣味与大众在地性。

这套书在内容方面同样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式。主编丁亚平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百年中国电影艺术理论，最重要、最活跃的当推影戏论与社会派，其次是影像论与人文派，再次就是梦幻论与浪漫派”，将百年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历程置入社会、文化、美学等多重语境中进行全方位的观照，指出对中国百年电影理论、电影发展的探询需要“仔细揣摩中国电影理论话语” [1]，通过重要理论家、批评家等重要电影工作者的观点、主张梳理中国电影理论话语类型的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划分角度从作品、主创人员的艺术风格切入，合乎历史的规律又不失新巧。电影作为新兴艺术，在带有舶来品外族基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被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涵纳，而与电影有着最近血缘的中国本土艺术——戏曲便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电影在中国的地理空间与观众的心理图式中觅得一方安身立命之所。影戏观应运而生并且影响深远，随着时代的变迁，影戏论不断地进行基因突变，与社会大背景相适应。

影戏论—社会派从 20世纪 20年代追求影戏与社会运动以及社会改良理想结合的明显功利性到 30年代投入理性思辩和理论思索，这是一个政治抹杀个性与个性挣扎求存的博弈与交融的过程。中国电影理论在 20世纪 30年代和“十七年电影”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这与时代变革息息相关。 30年代著名的“软硬之争 ”透出政治规训的强大力量，在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话语中，左翼电影理论应时而动，在论争中胜出是时代使然，社会派一直占据中国电影理论话语的中心。社会派之外，正如丁亚平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影像论、人文派和梦幻论、浪漫派以及娱乐论、商业电影话语则为中国电影及观众打开了一个个新的世界，昭示个别理论与创作文本独创性”，人文派以战后“文华”“昆仑”这两家电影公司的创作为代表，其代表性人物“费穆、史东山、桑弧、佐临、曹禺、张爱玲、柯灵”等以其“注意诗情诗性、融画入影” [2]，在影像风格等方面积极探索符合本民族审美观的艺术表现形式，费穆提出的“空气说”以及沈浮提出的“开麦拉是一支笔”电影理论是此时期人文派在西方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支点的典型代表。以田汉和孙瑜为代表的浪漫派以其明朗的色调和洋溢着浪漫主义激情的创作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电影的画卷，表达了他们积极进步的现实关怀。在编著者设计好的逻辑线中沿着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之路前行，不难发现，早期中国电影理论以夏衍为代表的社会派为发展的主干道，而其他流派虽然在时代的浪潮中寂寞坚守难上加难，但却曾经为中国电影理论界、整个中国电影界开垦出别有洞天的历史图景。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爆发，中国电影理论发展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思潮使得银幕上出现大量英雄形象。此时期中国电影理论在剧作方面的理论论述硕果累累。重总结轻思辩、重实用轻穷究的社会历史原因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家热衷于在具体的电影创作实践中探究电影的发展规律，这也是一直以来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研究直到 80年代引进西方巴赞纪实美学才受到重视的原因，纵观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在电影剧作、导演方面的理论著述颇丰也在情理之中。虽然 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界追捧西方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纪实美学，但是这种外来的电影理论仍然是嫁接的产物，在革新电影语言的强烈呼吁下，中国电影在影像上有了很大改观。此时期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共同为中国电影的繁荣积极努力，虽然电影语言革新让中国影坛一改“文革”样板戏的矫揉造作的“高大全”之风，但是中国电影理论与创作实践紧密联系、注重为电影剧作服务的实用理性的思想仍然没有动摇。

目前，中国尚未出现一套影响深广的电影理论体系，中国电影理论的光芒一直被西方系统化、规模化的电影理论体系所遮蔽，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自古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思想上的标新立异，理论服务于创作，中国电影理论早期的主要成果也多探究创作上的规律，纯粹抽象思辩的理论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在于当今中国电影界仍然是创作为主，对电影理论的发展重视力度依然不够，近几年中国电影理论发展虽然有起色，但是仍然没有形成规模。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中国电影理论能够结合市场化等热点展开深入研究探讨，结合实用思想又跳脱出这一思想的束缚，是一大改善与进步。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中国特色。首先，中国电影理论有着鲜明的实用特色，与具体的电影创作实践相结合；其次，中国电影理论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没有摆脱政治的影响；再次，中国电影理论发展呈现阶段化、不连贯的特点；最后，中国电影理论关于电影商业性的论述相对较少。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是最理想的文化共生状态，当今电影理论正在积极努力地构建这一和谐状态。实用型电影理论和电影创作实践环节如果被科学合理地整合到大的电影生产链中，其作用和价值将难以估量，中国电影理论的未来发展前景一片光明，如何实现资源整合与突破创新值得期待与考量。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以当代批判的眼光去辩证地回溯探询每时每刻都在成为历史的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历程，在对历史真相的执著求索中会发现过去被特定时代拘囿的美好事物终将会得到历史的再认识与厚待。作为在社会空间中真实存在过的电影话语，社会派—影戏论、人文派—影像论、浪漫派—娱乐论作为“一种文化，一种传统，比政治比时代观念更永久 ”[3]，作为精神层面的审美，正如丁亚平在序言中指出的：“历史地看，电影文化努力确实不是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或功利主义潮流所能完全淹没遮蔽的。 ”[4]《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版）在对中国电影理论按照历史的时序进行追索的过程中，编著者对史料搜集与修复，突显了他们对电影理论发展所自觉扛起的责任与担当，正如丁亚平在本书序言中所坦陈的：“如果我们做一点历史恢复工作，换一种角度，反观历史上影戏论、影像论、梦幻论、娱乐论等理论文本价值趋赴，社会派、人文派、浪漫派和商业派等电影话语径向，认识到它们对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性，发现差异与共性，对立与转化，都有代表性和独特性以及值得比较的价值，就能在更深刻的层面建立起开放的联系，使电影话语有一条新路可走。 ”[5]

《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版）较之前两版新增不少篇目，第二卷增加一部分，最显著的增订在于该著单独收录当代电影学者对中国电影理论的考证与思索的文章组成第三卷，与第一卷中电影历史的在场者和见证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平等对话与交流，透现出编著者的匠心独运。这种巧妙架通历史与当代的新颖构思既是基于编著者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导下，带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主观色彩的历史遴选；又表现出编著者以公正的当代眼光审视、考察历史横截面多重面向的严肃客观性。

这套书的史学价值因一手资料的摘编而愈益厚重，而其跨越百年的内容量则进一步增加了历史的广度与延展度。该著第一卷通过当事人或者历史在场者的有关影戏理论和电影表、导、演等技术层面以及电影创作等涉及理论、方法论的方方面面的文章囊括进去，编著者在选文方面严格把关，取精华以飨读者。正如该著序言中丁亚平所指出的：”《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充分依赖理性主义，坚持谨严、全面、独立的原则，不因倾心于一个理论现象，便抹杀另一个存在；同时对文选对象保持一份同情的理解，在坚持理论学术性与电影艺术和历史视角的基础之上，努力增加新的理解的维度。 ”[6]编著者作为资深、严谨的电影史学工作者，对史料的重视以及明辨能力值得信赖，所选文章虽然因其所处的年代或多或少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在主题内容方面与当代主流思想合拍，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

《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版）在当代语境中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从历史的纵深处以“推镜头 ”的手法追索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历程，探询其发展的历史真相，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电影研究疆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的互动与发展，堪称兼具实用性与可读性的电影学经典范本。

注释：

[1][2][3][4][5][6]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增订版 ·全3册）[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1、8、11、11、12、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