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通伦理 ”观的基本范畴及其现代价值

李冰+方庆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下称《意见》）中反复强调，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生产，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项文艺发展的顶层设计，必当促进音乐艺术的深入研究，激励音乐艺术工作者在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同时，唱响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音乐作品，构建健康的、可持续的现代音乐文化生态。当下，如何让中国精神成为音乐艺术的灵魂，如何创作更多具有激浊扬清正能量的音乐作品等相关问题，将成为每一位音乐工作者必须思考的时代课题。

一、”乐通伦理”观的基本范畴

时代精神、中国精神与中国音乐艺术具有相融相通的共生关系，可追溯至《乐记》中的“乐者，通伦理者也”的相关理论。笔者试图从讨论我国古代文献中“伦理”一词的准确含义入手，阐明“乐通伦理”观的形成机制、乐与德、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乐通伦理”的基本范畴，并由此来加深对音乐艺术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关系的理解，思考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音乐艺术相通的文化合理性基础。

（一）“伦理”“乐”释义

现代伦理学把“伦理”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论证方式，哈贝马斯认为伦理的考察方式涉及到的是带有强烈价值取向的自我理解，这与中国古人对”人伦之理”的理解极为相似。哈贝马斯认为自我理解包括“大我”和“小我”，“大我”特指道德共同体，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性道理或者“应该”的状态是什么？作为道德共同体成员之间生活的秩序？对秩序之间关系的期待而言，什么是至善。”小我”体现了个体生活设计的垂直视野，主要关注的是“美好生活如何可能”。在《说文解字》中，“伦，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玉，治玉也。 ”许慎认为“伦理”二字连用，在调节人际关系时，不仅能连接内外，沟通上下、甚至能在宇宙“大我”和“人类”小我中建立通道。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围绕着强调人伦的普遍性来理解”人伦之理”，与现代伦理学所考察的“大我”相似。“乐”所通的伦理，对于“大我”而言，是用来指导我们生活的时代精神、风俗习惯、共有的传统等；对于”小我”而言，其音乐审美与伦理是一致的，即在实现“生命的自由扩张”过程中追求艺术化“乐”的境界。“乐通伦理”观的基本范畴包括，音乐与时代精神相通和音乐与个体人格相通。

（二）音乐与时代精神相通

《乐记》载有“论伦无患，乐之情也”。阴法鲁的注解如下：合乎伦理道德（即仁义道德、三纲五常）而不致有害于社会，是乐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主流理念，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音乐文明和礼乐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因致力于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我认同的精神家园，且以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为主要研究内容，从而占据了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主导地位。从孔子所开创的“乐教”理论到《乐记》，是儒家传统礼乐文化的核心。《乐记 ·乐象篇》中所载“故乐行而伦清也，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加深了笔者对“乐”与“伦理”之间关系的理解：第一，不是伦理以音乐为基础，而是音乐只有在伦理中才能得以完成。第二，“伦”从属于“礼 ”，“礼 ”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井然有序的宗法血亲制度、耳聪目明的君子之行、血气平和的仁爱之心。其中，集理性化与艺术化为一体的情感内涵在“天下皆宁”的伦常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乐”与它相通，并在其中扮演了“安顿人心 ”“教化生命”等重要角色。第三，从“乐通伦理”观的基本范畴来讲，“耳目聪明，血气平和”指向”小我”的气质、德性、品格。“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是“乐”所通的人类生活的秩序，及秩序之间所体现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

（三）音乐与个体人格相通

魏晋时期，传统的音乐文明开始在杀夺无常、人命如草、人伦殆尽的乱世中寻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和个体存在的价值，实践音乐和个体的真正“自觉”。“自觉”既是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音乐与人关系的正确认识，音乐的“自觉”是思考如何在动荡不安的人伦关系中安放音乐，重塑人性，如何从完成社会控制的功能主义倾向去把握”人伦之理”。音乐和音乐人以垂直的个体生活设计为视野，考察“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应当如何生活、美好生活如何可能”等等问题，并成为祖述庄老的“正始之音”，拉开了中国音乐文化生命之歧出，成就了具有中华民族精神代表的古琴音乐，及嵇康、阮籍等魏晋风度。他们为后世所敬仰和膜拜，因在生死无常时局下，他们用洒脱不凡、慷慨激昂的音乐精神，不屈不挠的执著人生，追求人格。音乐与时代精神、个体人格相通，并在社会关系中实践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对“善”的人伦关系、时代精神的讴歌是自我实现。对“礼崩乐坏”的抗争，则是个体”人格”的自我超越。

二、“乐通伦理”观的现代价值

《意见》在阐述如何“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时，强调”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价值追求”。笔者认为，“乐通伦理”观作为“让中国精神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灵魂”之理论基础，能够指导当下的音乐文化发展如何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

先秦时期，“和”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法等级社会的时代主题，实现“政和”“天地同和”等理想，是儒家音乐文化发展的鲜明主题，如“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大乐天地同和”。“和”与音乐的关系为当下中国梦成为音乐创作的时代主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音乐一直或隐或现的参与其中。刘邦在“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一路高歌中建立了汉王朝；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倡用“乐歌”新民、救中国；在“一切为了救亡”的抗战时期，音乐深度参与了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伟大历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一方面，音乐要讴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的人和事，丰富中国梦的内涵。另一方面，把中国梦作为音乐创作的时代主题，能进一步促进音乐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上文讨论了“乐通伦理”观的核心价值“仁”，在“人者，爱人 ”规范的引领下，音乐既通人伦又通人格。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是音乐文化的时代表达。首先，在个人价值层面上，因“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 ”，故音乐应当滋养民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道德规范和价值目标。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生动地表述了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能够成为音乐家们讴歌真善美的核心价值。第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目标，亦是音乐创作的顶层指导思想。如此，“三个倡导”全方位、深层次地融入音乐创作和音乐文化发展中，促进健康、向上的”多元”音乐文化生态的形成。

当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倡导个人层面要实现的价值目标。

（三）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在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音乐文化发展的文化基因，也是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主线，正如梁启超所言：“天下之盛德大业，孰有过于爱国者乎？ ”其一，爱国主义是近代绝大部分音乐家创作的出发点。其二，爱国主义是音乐文化转型时期先进理念的核心部分。抗战时期，音乐文化宣传的“爱国主义 ”集中表现为道德主体的正义诉求。当下，“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则要求如下：第一，集中以民族英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心路历程为音乐创作的题材。第二，树立正确的音乐史观，辩证处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创作中国的好声音。第三、不断丰富“爱国主义 ”的时代内涵，拓宽音乐创作的形式、手法。

（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乐通伦理”观是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其与人格、人伦相通的基本范畴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命脉，应当取其精华（包括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价值追求）为“让中国精神成为音乐文化的灵魂”所用。众多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构成了我国多元音乐文化形态，需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加大对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总而言之，“乐通伦理”观相袭千年，成为我国音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当继续作用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对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深远，亦能为“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提供价值参考。

参考文献：

1.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http：//news.xinhuanet.com/2015-10/19/c_ 1116870179.htm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3.94

3.王泽应.伦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

4.转引自邓安庆.康德伦理学体系的构成[J].复旦哲学评论（第2辑）

5.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

6.王文锦.礼记释解[M].北京：中华书局， 200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