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非教育援助政策的若干思考

CHARLES LEOPOLD CHRISTIAN MBALLA （查尔斯）（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关于中非教育援助政策的若干思考

CHARLES LEOPOLD CHRISTIAN MBALLA （查尔斯）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321004）

殖民时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新的战略合作方式：南南合作。这些合作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技术以及知识共享和政策等各个领域。中国作为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提供了广泛的帮助，如在基础设施项目、采矿业、农业和工业上都有很大的投入，同时中国也关注着非洲文化的发展。因此，近些年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促进非洲教育的发展，例如提供非洲在中留学者奖学金和对非洲的数千名学生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本文将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陈述：一是中非教育援助的基础；二是中非教育援助的项目；三是当前中非教育援助所取得的成果；四是对中非教育援助政策进行评估；五是针对中非教育援助方面的挑战提出几点建议。

南南合作；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教育援助的政策

一、导言

殖民时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新的战略合作方式：南南合作。这些合作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技术以及知识共享和政策等各个领域。中国是南南合作中的成员，主要向一些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在非洲，中国在基础设施项目、采矿业、农业和工业上都有很大的投入。近年来，中国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非洲以促进其语言和文化发展，例如向他们提供奖学金，也包括对非洲的数千名学生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我们通过这些方式来进行中非教育援助，这是中国资本回归非洲的重要表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主要是基于一个双赢的政策，涵盖了很多领域：政治、经济和 社会文化等方面。但由于大部分的研究著作集中在经济方面，导致人们忽视中国对非洲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论文主要研究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如何促进其社会文化发展。其中该研究问题包含了以下问题：一是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本质是什么；二是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成果有哪些；三是将阻碍这些政策发展的挑战是什么。

二、中非教育援助政策的基础和工具

（一）中非教育援助政策的基础。

1.政治和战略基础。

中国对非洲战略援助的基础包括政治方面和战略方面，且两者在国际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讲，作为南南合作的领导人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者，中国的职责是促进非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教育援助政策的框架内，虽然中国也从和非洲的交流中获取了一些利益，但中国也的确是通过这些措施来帮助非洲，这是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的国际责任。从战略方面来讲，在当前文化软实力的斗争中，中国虽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其文化影响力不与其国际影响力相匹配。非洲是中国的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中国通过文化软实力的手段向世界展现了它在这个方面的成功。中国向非洲提供大量的奖学金，组织大量的讲习班和研讨会，以促进其思想、价值观和文化的传播，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2.科学和学术基础。

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政策允许了中非之间进出口知识。通过这一渠道，加快了中国教育体系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政策允许中国通过引入新的内容影响非洲学术项目，也支持非洲通过新的知识内容影响中国学术。中国学者们对于非洲的兴趣不断增长，两者之间丰富的科学工作和不断增加的研究组织可见一斑。中非双方将长期在科学发展和学术研究方面友好合作。

3.经济基础。

在经济层面上，中国对非洲的教育援助政策，是通过短期、中期、长期的金融投资的形式来进行的。中国的非洲移民是一个相当大的经济来源，同时高等教育学术机构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通过中非之间的教育合作，不仅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能促进贸易的发展，并建立一个重要的、安全的贸易市场。

（二）中非教育援助中的工具和项目。

在这部分的工作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中国的政府机构方面，旨在通过研究其教育援助政策来找出中国的吸引力所在，这个援助政策包括中国文化教学的语言和传播、非洲学生和专家的培训、机构之间的学术合作等。

1.国家汉办。

因为中国承认语言和文化是其软实力的主要元素，为此他们创建了国家汉办。这个特殊组织通过一些特定的工作模式来确保中国语言和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孔子学院是其传播语言和文化的一种模式。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教育机构，由国家汉办国际汉语委员会办公室人员监督。国家汉办是孔子学院的总部，主要职责是为孔子学院筹集资金、筹备教材以及促进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

2.非洲专业人士和学生的培训。

中国依靠短期和长期对非洲学生和专业人士的培训，通过近几年以广泛的奖学金计划和研讨会形式来对非洲产生深刻的影响。奖学金是中非教育援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向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在非洲相关研究领域中培养他们的才能，帮助他们发展。中非相互了解也涉及到了非洲专业人士的培训。中国已经为非洲建立了一个最大的专业培训项目——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

3.大学间的伙伴关系。

中非关系的动态性也可以通过非洲和中国大学间的发展来感受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中国提出的跨大学伙伴关系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多个方面有所不同。这有利于中非长期交流与合作。

三、中非教育援助中取得的成果

与其他发展援助项目不同，中国在教育援助上没有一个具体的政府机构①。但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却是显著的，尤其是对非洲。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2000年成立了泛非洲机制——中非合作论坛，这已经成为中非外交官召开重要会议的见面场所，用以讨论具体的合作项目。

自论坛创立以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有明显的增加，这显然也影响了其他一些领域，比如教育领域。事实上，对中国来说，“教育不是孤立的领域，而是社会发展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②，在教育领域合作政策中要求建设者对与其相关的政治援助政策有一个较深的理解。各届部长级会议后采取的行动声明和计划包含了中国对非的教育援助政策信息的文件③。

（一）中国在教育援助领域对非洲的承诺。

自2000年以来，中非合作论坛经常在强调教育援助领域方面的承诺，例如每次中非会议都会产生新的重要文件。五次中非合作论坛会议都是以建立和平、加强交流、深化合作为目的，以实现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相互激励。其中越来越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交流。第五次会议中，明确强调重视中非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合作。中非协定要加强人文之间的交流合作。为了推动中非文明之间的对话，在教领域将开展一系列新的交流，进一步提高青年人和学术机构之间的联系，加深中非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

（二）中非在教育援助政策中的承诺。

在中非合作的项目下，双方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定下了接下来三年的合作目标。这些都包括在一个行动计划中以确保两国的合作能更持久。计划包括相关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以及非洲学生和专业人士的训练和学术交流三个方面。中国将继续扩增在非洲国家的孔子学院，增加向非洲学生和专业人士提供的奖学金和培训课程的数量，增加中非合作的创新项目的数量等。

四、对中非教育援助政策的评价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④，评价是“对一个援助发展的行动评估，以及对其设计、执行情况和结果进行进行客观的评价。

此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开展发官方展援助（ODA）评估时，几个因素必须考虑进去，包括评价过程的透明性、评价者的公正性、和各组织间的最大化的独立的参与（政府、民间社会、国际合作等）。在评价官方发展援助的行动时，确定的调查结果和结论可以为今后的设计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对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评价有助于改善其决定。

在我们研究的特定语境下，通过评价中非教育援助政策来研究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中非合作论坛成果并更好的应用于非洲的教育援助中。

（一）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特点。

中国不是发展援助委员会（DAC）⑤成员，从而不需要在此机构上进行复杂的评价。中国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而官方发展援助对分配方法、制度结构及其治理模式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的观点几乎相同。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方式被称为“一揽子交易”，中国政府不把钱直接借给非洲国家。它是在非洲国家的允许下，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执行的。在收到中国的帮助后，非洲政府给中国公司相关特权。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制度结构是零散的、复杂的。在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顶端是起主导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外交部和财政部同样也参与中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在教育和文化的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机构分为：一是负责项目资金的机构，主要有两部分：外交部和进出口银行。不过，它也经常发生在省政府和城市基金的奖学金和培训项目上。二是负责监督的组织，外交部负责在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层面的对外援助。三是制定政策的组织，商务部负责学校建设、发放物资捐赠，以及志愿教师的培训等。四是负责项目实施的组织。教育部通过四个层次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包括博士，硕士，学士和短期培训课程的奖学金。中国将其官方发展援助的有效性措施落实到项目的执行上。因此认为它更有效。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中国影响评价的时间比同行少，其项目研究的速度比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所进行的项目要快。其次，中国声称其项目的实现是低成本的。事实上，比起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所进行的工作，中国项目的官僚化管理需要比较小的劳动力。中国雇员比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薪水要少，并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

（二）对中非教育援助政策的评价。

1.非洲教育体系的改进。

通过研讨会，中国培养了非洲教师和非洲学校的负责人；通过提供基础设施，非洲国家中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非洲的学术机构，特别是非洲教育系统。

2.人力资源价值重估。

在中非教育援助政策框架内，价值和技术的转移主要是通过参加培训研讨会的非洲专业人士和在中国读大学的非洲学生。培训讨论会显然是为了推动非洲的人力资源，例如在非洲的大量中国投资项目还包括对电信领域、铁路和公路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的培养。为了优化工作效率，非洲工作人员接受了适当的正式培训，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解决未来的任务。同时，更多的非洲学生在中国毕业后将返回非洲，在实践中运用所学促进非洲的发展。

3.文化促进。

中非教育文化合作有助于非洲的国际文化建设，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外交武器。非洲合作框架下的教育合作的不断加强正在打破中国人对非洲人的偏见。这是得益于中非青年在大学或孔子学院的交流。同时由于非洲人对语言有种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们也希望通过学习汉语来促进中非交流与合作。

五、中非教育援助政策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

（一）在中非教育合作中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

中国与非洲在教育领域的交流近年来显著上升，这一趋势将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要使这种合作产生最好的效果，中非还需要一起解决许多的困难。对于非洲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非洲国家团结；如何进行良好的治理；让非洲国家明确自己的需求；传统的捐助者和新的捐助者之间的互补性。

1.团结的挑战。

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帮助中非关系获得双赢的格局和建立长期的关系的平台。中非合作论坛被大多数的非洲国家认同，虽然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它的做法。在非洲有人质疑其配置，内容和发展。在这场辩论中有些非洲国家完全满意中非合作论坛，他们认为该论坛对非洲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帮助非洲社会和外交的发展，并希望找到新的合作机会。有些国家认为应建立更广泛的发展论坛议程。他们希望通过高技术层面的交流来改善合作方案。还有些国家坚持一种狭隘的方法和自给自足的方式，非洲应该限制与中国以及其他大国的互动以防止殖民化，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经济来实现自我发展。这三个不同的声音如果不能统一，无疑会影响中非合作。

2.非洲国家治理的挑战。

非洲国家治理效率低下的现状将使中非合作效果不理想。非洲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和实现长期目标上必须一致。另外，腐败是非洲经济和人类发展的一大障碍。非洲资源丰富，但部分国家内的腐败现象却很明显（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因此非洲各国政府必须监督法律和加强监管，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使人们摆脱贫困。

3.明确非洲国家需求的挑战。

非洲国家十分配合合作政策，希望这可以大大帮助非洲获得长期的进步。在某些经济部门的发展中，促进非洲技术的开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在这方面，中国向非洲人民提供的培训是有帮助的。然而，培训项目必须符合非洲的条件和要求。在这一点上，非洲民间社会组织的贡献更为突出。中国的援助只有符合非洲国家的需求，才能更好地促进非洲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合作共赢。

4.多边主义的挑战。

自从中国援助非洲后，非洲在许多方面都受益。但由于中国本身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在多个领域缺乏足够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可能鼓励中国在该援助项目中采取更多的三方合作项目以分享相近的价值观和协调方法。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对非洲文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非洲仍然需要更多能帮助它开发的合作伙伴。

（二）非洲国家的应对措施。

对于非洲在中非教育援助中所面临的挑战，非洲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使其对非洲社会发展产生最好的影响。非洲必须坚定中非之间的合作以促进教育和培训的发展进程。

1.统一所有非洲国家的想法。

在教育合作框架中，非洲国家必须团结起来一致面对中国，因为只有团结才能增强谈判能力和维护非洲国家利益。非洲国家需要加强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加强其在教育领域的融合与获取。

2.建立教育和文化发展官方发展援助评估机制。

对于中非之间教育援助的有效性评价，不应该只关注接受国。政府必须建立更好的干预措施，以确保非洲人民得到有益的影响。缺乏对中国的援助治理会使非洲国家政府存在管理隐患。因此政府需要建立教育和文化发展援助评估机制以监督和确保援助的有序开展。

3.在教育援助中考虑非洲的优先权。

中非合作的目的在于帮助非洲人民在教育方面得到改善，非洲也有义务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寻求最大帮助非洲发表观点的组织。如果不关心反对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对社会发展的争论，不关心是否对这种合作有帮助作用，那么这将是一个真正的错误。非洲社会各个领域的辩论会显示非洲在培训领域，如应用科学、技术、工程和工业等方面的落后。非洲抓住了和中国合作的机会来发展这些领域。因此在援助中必须考虑非洲的优先权。

4.促进捐助者之间的相互合作。

非洲必须努力通过与其他捐助者的合作来减少非洲的分裂。事实上，非洲和每个捐助者之间单独的合作在捐助者中创造了一些竞争。援助者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集团。为了扩大中非之间教育合作项目对非洲的积极影响，非洲必须使中国和其他捐助者相互合作，促进他们之间的互补。

5.加强从中国大学毕业的非洲留学生的联合。

在中国大学毕业的非洲留学生必将参与中非之间的合作项目。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因为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他们在日常中接触中国文化。精通中文的非洲学生是非洲教学上的一个有利武器。他们不仅是中非语言和文化鸿沟之间的桥梁，而且因为有着足够的经验使他们能协助政府设计和实施更加积极的战略，以实现更有效的中非合作。

缺乏统一的非洲国家发言人、缺乏监督和评价以及腐败等问题是中非教育援助政策中所面临的挑战。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一合作的收益，非洲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在非洲，我们提倡非洲力量的汇集，ODA保证了教育能帮助到真正的受益者，非洲学生能够做出正确的援助选择，提高非洲和捐助国之间的互补行动等等。一个一个的攻破这些挑战，将促进中非之间的社会文化合作以及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六、结论

通过分析中非教育援助政策的原因、工具、评价、挑战，提出了应对措施，目的是为了在中非教育合作中使非洲国家能更好的理解这一政策，从而让非洲国家在教育援助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我相信通过中非之间越来越好的合作，非洲的社会文化将得到更好的发展，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将会更加深厚。

注解：

①例如，在日本：日本的合作机构（JICA）；韩国：韩国国际合作局（KOICA）和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② Gu Jianxi， China’s educational partnerships with Africa：toward a new good practice inside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ramework？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rrag） NN39， January 2007， pp 94-96.

③该文件包括中国的外国援助（白皮书，20111，2014），和中非经贸合作（白皮书，2013）。

④成立于1961年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是34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目的是刺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贸易。这是一个国家的论坛，致力于促进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政策对比、解决共同问题等提供了一个平台，实施正确措施和协调成员国内的国内国际政策。

⑤OECD的DAC是一个国际化的联合捐助国和国际组织帮助受益人国家的平台，有助于减少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1］倪建平. 中国在非洲的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0（04）

［2］徐丽华.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5）

［3］王学军.教育援助与国家软实力培育——中日在尼日利亚小学援建项目的案例比较［J］. 比较教育研究. 2013（03）

［4］Chaponnière， J.R and Ali. ， Emergent countries and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Financial Economy Revue， Volume 95，nO 2，2009， P. 181.

［5］Gu Jianxi， China’s educational partnerships with Africa：toward a new good practice inside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Framework？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orrag） NN39， January 2007， pp 94-96.

［6］Niu， Changsong，”China’s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toward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 Iss 1， 2013pp. 31 - 45.

［7］King， Kenneth， China’s Aid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 The cas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John Currey， Ed 2013.

［8］Xu Hui ， Sino-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FOCAC Framework， Explor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07

G526.9

A

1671-864X（2016）05-0133-03

CHARLES LEOPOLD CHRISTIAN MBALLA （查尔斯）（1980.12-）男，喀麦隆人，研究生在读，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