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场“文仗”

陈晋

毛泽东是文章高手，视文章为重要工作手段和开展舆论宣传的工具。他青年时代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亮相，靠的就是文章。那是在五四大潮中，不到一个月，他就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上面发表40多篇时事评论。最有分量的一篇叫《民众的大联合》，引起倡导新思潮的胡适刮目相看，将其视为精神兄弟。

在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中，打“笔墨官司”成为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在指挥打武仗的战争年代，他辅之以“文仗”，发明了“枪杆子”加“笔杆子”的说法。1948年的华北战场，他以一篇《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像诸葛亮唱“空城计”那样，硬是吓退了敌人两个军的偷袭。淮海战役中，又以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瓦解了大量敌军的斗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要指挥打“文仗”，但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也是常事。1958年打金门炮战，为阐明缘由，毛泽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文势磅礴，气韵畅然，说理透彻，在海峡两岸均起到张扬民族大义之效。

“文仗”缘何起

打“文仗”，是毛泽东在中苏论战过程中明确提出来的。所谓中苏论战，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1956年中方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批斯大林错误，以及如何看待1956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波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认识，即已隐含分歧的苗头。此后，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台湾问题、西藏平乱、中印关系等中国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领导层也多表示了不同看法。到1959年，中苏两党正式出现分歧。这年10月2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会见赫鲁晓夫时，双方当面争论得很激烈。分歧的结果是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第二个阶段，从1962年爆发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苏共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公开攻击中国，双方分歧走向公开，卷入纷争并攻击中国的东欧兄弟党也越来越多。中方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双方分歧最后归结到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和政策问题上。

第三个阶段，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文达3万多字，全面系统地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对中共领导人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事情就此闹大。中方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发表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而苏联方面则表示要对中国采取“集体措施”和“坚决的打击”。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争论结束。此后，不仅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也走向公开破裂，中国甚至面临战争的威胁。

这三个阶段的论争，毛泽东都亲力亲为，几十次召集中央领导层开会，讨论修改文章，仅是“七评”就修改了18次，最后都由毛泽东定稿。正是在第三个阶段的论战中，毛泽东1964年3月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时，明确把这场笔墨官司说成是打“文仗”：

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写写文章。这件事比较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仗，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不想打的，我们对打这场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文仗”怎样打

这场“文仗”的打法别具一格。毛泽东常以军事术语来解释和描述。“五评”发表后，苏方觉得有些被动，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应对方案，提出把论战从第二个阶段转向第三个阶段。他对论战形势的这个转变的描述，很有意思：

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1964年3月，罗马尼亚派出党的代表团来中国调停中苏论战。毛泽东对他们的解释，更是令人意外：

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么顽固的，叫作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苏联的2000多篇文章，每一篇都是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

喜欢打“文仗”的毛泽东，用打武仗的艺术构想论战布局，用战场上的攻防阐明论战走势，以寸土不让的姿态彰显论战意志，如此这般的比喻和讲究，古今罕见。

打“文仗”，毛泽东不只是动嘴，他确实有那么一股子实干劲头。1956年12月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他27日白天主持会议讨论文章的改法，当晚，留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三个秀才在菊香书屋住所后面的居仁堂修改。三人修改完一部分，毛泽东就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改到28日清早才完成。

打“文仗”，每篇文章都要成为在“战场”上能够炸响的“炮弹”，如何布局谋篇，毛泽东总是体察入微，很讲究章法、逻辑和艺术。1959年3月下旬，西藏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平叛后，为宣传中方的主张，反击印度的攻击，毛泽东指导写作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发表后轰动一时。他对这篇文章很欣赏，由此提出，“写文章要讲究提笔。看一篇文章好不好，不一定看文章各段落之间的文字上的联系如何，主要是看文章的内在联系如何。如果内在联系得紧，那么倒不一定追求形式上的联系。我们不搞形而上学，不搞形式上的联系，要注意内在的思想联系”。毛泽东提倡的这种写法，看起来形式上不太连贯，但内容上可能是一气呵成，由此每一段都可以给读者新鲜的感觉。这样的文风、文气有可读性和感染力，很适合论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