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编译出版内情

史义军

“灰皮书”“黄皮书”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0年，在中宣部直接领导和计划下，由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社出版了两套丛书，一套习称“灰皮书”（时称老修正主义的著作），一套习称“黄皮书”（时称现代修正主义的著作）。

“灰皮书”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漓江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郑异凡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中说这个发明权是康生的。当时在中宣部负责《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编辑工作的冯修蕙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反修批判工作是在康生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1963年（或1964年）我曾参加康生在旧中宣部教育楼主持的一次反修批判文章分工和资料工作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研究单位和大学。……‘灰皮书的称号和发行据说都是康生提出来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包装封，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黄皮书”基本是以文艺类图书为主，“文革”后期出版较多。

这些书的范围很广，如托洛茨基的著作现已查出八种（《托洛茨基言论》《斯大林评传》等），《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一至第五辑；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阶段》《同斯大林的谈话》《卡斯特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纳吉与匈牙利革命）》；还有《苏联大使馆内幕》《共产主义掘墓人》《日本结构改革论》，以及吉田茂的《十年回忆》等。这些书的出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对于帮助中央及学术界了解当时外部世界的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

笔者手头有全套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通过这套《简报》可以看出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流程和当年中央有关部门结合反修对外国政治出版物的关注程度。《简报》是1962年2月5日创刊，至1966年4月13日第65期结束。

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部门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办公室”。

这两套丛书“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出版，从1972年起又陆续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灰皮书”已出版190多种，据说“黄皮书”还要多许多。

中央领导对编译工作的重视

郑异凡在《从“灰皮书”到“人民文库”——“灰皮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回忆说：“1962年秋冬，中宣部曾给毛泽东打报告，汇报解放前和解放后‘老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著作的出版情况（这是编译局国际室编写的），同时附上《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的言论选集》（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出版）两本。同年底，许立群又在编译局主持写了一个《关于一年来（1962年）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请示报告》，提出把14个‘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言论编成一部50万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发展史料选编》。康生看过这个报告后指示，就照这个报告做。”毛泽东对于翻译出版“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著作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多由康生通过主管宣传工作的部门层层下达，然后由编译局根据指示的精神加以落实。康生说：“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还说，毛泽东看了《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兴趣。1963年底，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批“灰皮书”。康生对姚溱和包之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1962年2月8日，第2期《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刊登了南斯拉夫哲学家普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上册已经出版、下册当月中旬出版的消息，此消息引起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兴趣。随后，中央理论小组要求中央编译局译出该书目录并写出简介报送中央。1962年六七月间，目录和简介先由编译局报送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周扬、许立群、姚溱、胡绳等，并由康生办公室转送中央。在接到邓小平批示后，中宣部立即开会讨论组织翻译力量，并指令尽快译出。编译局南斯拉夫组共组织了20多人进行翻译，跨部门运作，不到半年译竣，并于次年2月由三联书店作为“灰皮书”出版。据《灰皮书回忆与研究》记载，康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同样饶有兴趣，当他把书拿到手时，非常高兴地对写作班子说：“好书来了，好书来了！你们都应该看看！”

1967年，中宣部出版处原处长包之静回忆说：“六二年秋冬之际，周扬对我说，主席的意见要出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书，周还说不仅要研究修正主义，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后来康生说要抓紧。没几天周扬要姚溱抓。”

1963年11月30日，《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第29期刊登了《修正主义书籍翻译出版情况和明年的初步设想》，1964年计划出版的现代修正主义书籍82种，计划出版的西方资产阶级（包括共产党的叛徒）评介现代修正主义的书12种，计划出版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的书37种，“托派”第四国际书籍4种。郑异凡在《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中披露了康生的批示：“同意，送主席、常委和书记处。”郑异凡说：“‘灰皮书的出版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曾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给江青；后来通知说‘灰皮书每次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文革”后重启“灰皮书”出版工程

从郑异凡主编的《灰皮书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可知，“文革”前这套丛书的具体领导单位是中宣部。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负责组稿、翻译和出版，许立群、王惠德、包之静、张惠卿、范用、冯修蕙、沈昌文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后重启这项工程基本还是这些人，1980年刚刚平反后担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也加入并具体负责了这项工作。

“文革”前出版“灰皮书”是为“反修”斗争服务，是为了批判这些书。据曾彦修1984年回忆：“事实上，对那些书一本也没真批过。可能有过要批判某些书的想法，但因为仅仅知道人家一点东西，又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也就没有可能去批了。像一论再论陶里亚蒂和‘九评这类当时的‘反修文章，并不需要也不是参考了这些书才写出来的。出版这些书，无论在当时及现在最主要的都只是起了了解外部世界，了解敌友我的政治、经济、思想动态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各方面痛感闭关锁国10多年，对外部世界是更加无知，而对外交、国际联络、理论宣传、学术研究、经济建设、教学研究各方面来说，都有加强了解外部世界的必要。因此，各方面均有继续出版这类内部参考书的强烈需求。1980年3月，当时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负责人在与中联部七局、苏联东欧研究所的有关业务骨干及负责人多次交换意见后，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关于编译出版有关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书籍的意见》，提出：“过去，我们只着重在共运的历史方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它转移到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我们应当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翻译出版这方面的书。”人民出版社一位副总编批示同意，并提出拟在近期内找几个单位座谈一下，再定计划。此件送到总编辑曾彦修处，曾彦修表示同意。

1980年3月25日，曾彦修写信给于光远（社科院），王惠德（中央编译局），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以上三人属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出版局）等五同志，建议由他们出面邀请有关单位开一次筹备座谈会，成立书目选译小组，然后再开一次有外地三五家出版社参加的具体分工会议。3月31日，陈翰伯在原信上批：“送曾彦修同志。惠德、光远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来未能开展此项工作。建议把此件送陈原同志一阅。我希望在七月间开会（指具体分配出版任务的全国部分出版社会议）。”

4月16日，由王惠德、于光远、陈翰伯三人联名代表编译局、社科院马列所、国家出版局发出邀请信。4月16日当天，全国部分出版社第一次座谈会在国家出版局召开。陈翰伯、王惠德、于光远以及国家出版局的几位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由陈翰伯主持，与会人员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这是把过去荒废了15年的工作重新拾起来做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会议原则确定先成立一个选题小组，由20世纪60年代初始终参与此事的冯修蕙任临时小组召集人，选目小组由中联部七局、中联部苏联东欧研究所、外交部苏欧司、马恩编译局、北京图书馆、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代表组成。并原则决定一旦书目初步弄好后，即由国家出版局召集全国部分出版社会议，分工承担任务。

胡耀邦的重要批示

书目选题小组经过多次研究后，拟出了一个初步书目，有100种。因为此项工作时断时停多年，一下子恢复这件工作，选目做得有些粗糙。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将这份初步目录自行打印，并于1980年7月18日以该室名义将书目草稿分发一些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又单独分送胡耀邦、胡乔木各一信，并各附打印书目草稿一份，请他们指示意见。据曾彦修回忆，国际政治编辑室给胡耀邦、胡乔木送材料是自行决定办理的，事先未征求过任何社级领导人的意见。三天后，即1980年7月21日，胡耀邦在注有“胡（80）1003”编号、注明退还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的原信上批示如下：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该指定一二十人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此件由中央秘书局编号后正式发回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批示中的“你们”即是对该室而言，不是无对象的批示。胡耀邦并在极少数书名、作者名或简介下画了红铅笔线或符号，这就是《斯大林政治传记》、曼德尔的《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等几本。

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得到胡耀邦复件后，十分惊喜感动，立即告诉了曾彦修。曾彦修后来回忆说：“因为要大致看完这份目录并画上符号，恐非二小时不可。我当即批评了有关同志几句，大意是：一件这么粗糙的东西为什么可以直送总书记，而且社领导全不知道；其次，筹备会上谈过，这东西将来弄好后报书记处，是中宣部的事，不应由我们报。之后我深觉此事直寄总书记有点孟浪，当即写了一信与耀邦同志办公室表示道歉，说明此件是不该送的，但‘文革后的无政府状态还未能完全克服，虽承耀邦同志批示鼓励，但在我们领导的工作上是混乱的，失于控制的，并说明此事将来当另由发起单位向中宣部请示。”

人民出版社得到胡耀邦批示后，选目小组又反复研究领会这个批示，并修改选题，初步定下了95本选译书目。

人民出版社牵头全国多家出版社承担任务

根据胡耀邦批示精神，1981年1月经中宣部同意，国家出版局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由全国几十家出版社和有关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确定了这套外国学术著作的名称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并确定以人民出版社牵头全国26家出版社共同承担95本中的绝大部分的编译出版工作。

会议由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主持，副局长许力以在会上说明出版这些书的必要性。王惠德、于光远、边春光（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讲话，曾彦修也作为实际的发起人之一和出版社之一的代表发了言。

会议规定，这些书作为内部发行与限国内发行（也不上书架），个别性质严重的交有关机关分发（控制发行），共三种方式。会上，曾彦修还反复建议这套书一律不发到县，国家出版局同意并做出了决定。

出版座谈会后不久，新华出版社已经译好并且已经发排了《权力学》《斯大林死亡之谜——贝利亚的阴谋》等书，他们要求将这些书列入这套书内。选目小组同意了。原来选目小组并没有选这些书，这纯粹是接受了既成事实。

1981年7月，选目小组准备了第二批选译目录草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惠卿于7月29日对之提了意见，认为第二批书目太杂，很不平衡，要求再精选，然后又将此书目送曾彦修再提意见。曾彦修鉴于当年1月分配选译书目时已有争抢惊人书名的倾向，即写出了一份较有系统的意见，并请求国家出版局登在《出版工作》上，作为向有关兄弟出版社的一点建议。曾彦修认为选书的目的应该十分明确，重点是：一、马列主义理论的最新探索；二、历史上重要的（指马、恩、列以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代表性的错误著作；三、探索社会主义各国发展规律的实事求是的著作（包括对苏联、东欧、古巴、朝鲜、中国等的研究、批评在内）；四、探索在不同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取得政权后各国共产党将采取何等措施等问题的著作；五、第三世界中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问题（包括真相、成绩、弯路，以至完全失败等）。同时又提出对下列情况要特别注意，不要选：“一、大量的大部头的为苏联现政权吹嘘的著作；二、一点马克思主义不懂，而又批评反对了一辈子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的著作；三、单纯以猎奇、爆内幕为号召，或没有重大意义的自传、回忆录等一类著作。”并提出“我们要始终强调严肃性、科学性和有重要资料价值的资料性著作”。选目小组于1981年8月28日、9月5日两次讨论修订第二批书目时，曾把曾彦修的意见人手一份作为参考，大家认为可以接受。

第二批书目初稿弄出后，选目小组将书目寄给了中宣部的王惠德。王惠德复信同意，并说比第一批书目好。

胡耀邦批评《权力学》等书

1982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苏联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这本书从政治上全面否定斯大林，并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

5月，胡耀邦批评了《权力学》《斯大林死亡之谜——贝利亚的阴谋》等书，人民出版社党委及总编办公会议为此专门讨论，并于同年6月1日对上级做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其中说：“今后应进一步明确选书标准，要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即关于苏联的历史经验和现状，东欧各国的理论与实践，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学说，关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新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著作，当代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理论、未来探索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凡专门以‘爆内幕、揭‘罪行而风格低、煽动力强的著作、回忆录，今后一概不得列入本丛书的目录中。”曾彦修后来回忆说：“这次讨论及写上述报告时，我本人不在京，但我以为这个报告的精神内容都是对的，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些话。至于耀邦同志指出的那类偏向，则这个报告已明确规定‘今后一概不得列入本丛书。因此这类问题早在1982年5月就已明确解决。”

8月20日，中宣部根据胡耀邦指示的精神，以中宣部文件形式发出《关于改进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的通知》，对出版这类书做了很严格的规定，并规定今后甲类书（即问题严重的）只能由人民出版社及其他中央级出版社出版。10月，中宣部又召开了第二次关于改进承担出版这套书的全国出版社会议，会议负责人、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再次详细说明了出版这套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强调了越是反动的书越只能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的道理。

到1984年初，列入选目的书出版了近100种，后有人认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有问题，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套承继20世纪60年代“灰皮书”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的出版工作也就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