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未到拐点”

2016-12-02 10:34郑挺颖
环境与生活 2016年11期
关键词:渔民海域海洋

◎本刊记者 郑挺颖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未到拐点”

◎本刊记者 郑挺颖

中国是海洋大国,管辖的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为我们提供了食盐、海产品、石油、天然气、矿物等资源;海洋是非常复杂的巨型生态系统,海洋环境的好坏,既关系到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战略的成败,也与国民健康息息相关。10月31日,《环境与生活》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海洋学院的王亚民教授,请他谈谈我国海洋环境的治理情况。

2000年,王亚民博士在湖北宜昌将渔民捕获的中华鲟放生回长江。

王亚民教授很早就与大海结缘,他在地处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获得生物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后来又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读了博士,毕业后曾在农业部渔业局环保处、中国常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表处(在意大利的罗马)、中国渔政指挥中心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工作,后来回到中国海洋大学教书育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渔业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及管理、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管理。

10月31日下午,《环境与生活》记者在中国农科院附近的一家名为“海洋文化空间”的咖啡馆,采访了王亚民教授。目前,王亚民还兼任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渔业分会副秘书长、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鲨鱼专家组成员等职务。可以说,和海洋的亲密接触使得他对海洋治理有不少体会。

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未到拐点”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国家海洋局对外发布了《2015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指出,2015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基本稳定。海水、沉积物质量总体较好,管辖海域海水环境维持在较好水平,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占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94%。生物多样性状况保持稳定,部分区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赤潮灾害有所减少。但《公报》也指出,我国近岸海域环境问题依然突出。面积在100平方

公里以上的44个大中型海湾中,21个海湾全年四季均出现劣四类海水水质。陆源入海达标排放率仍然较低,88%的排污口邻近海域水质不能满足环境质量要求。

采访就从我国海洋环境的现状谈起。

经过多年的治理,我国海洋环境是否已经迎来趋势向好的拐点?王亚民的判断是,可以说海洋环境此前迅速恶化的势头已经得到遏制,但拐点还谈不上。随着我国经济增速减缓,钢铁、水泥、发电等行业的去产能化,工业陆源入海污染相应减轻是肯定的,但要防止一旦经济增速,重工业企业的排污又可能抬头。

王亚民认为,现阶段我国海洋主要还是陆源入海污染。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有的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海洋中。还有一些矿区的矿渣含有重金属,雨水一冲刷,重金属就进入地下水,再流进河流和海洋。另外,海洋石油工程和海洋船舶运输发生污染的风险也高,但这方面管理比较严格,造成的污染没法与陆源污染相比。

就我国沿海四个海的污染程度来说,王教授说,最严重是渤海,其次是东海;南海的面积比较大,南海北部的污染也挺严重,但南部要好很多。污染程度最轻的是黄海。

今年夏天,《环境与生活》记者去了渤海之滨的北戴河,看到海水浴场里的水母、浒苔很多,记者就此事向王教授请教原因。王教授解释,渤海近岸农业污水、生活污水、养殖污水、工业废水等大量排放,导致水质富营养化,包括水母在内的浮游生物大量繁衍,还几次出现严重的赤潮现象。但王教授对此有一个“反潮流”的观点:“氮、磷、硅这些海洋营养盐元素被排入海洋,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生长,整体上是利大于弊。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污染。舟山渔场之所以海产品丰富,正是由于它地处长江出海口,长江的水流带来大量营养盐。当然也必须注意,铅、汞、镉、锌、铬、铜等重金属元素也会被海洋生物吸收到体内,最终可能回到餐桌。”针对渤海已没有大型鱼类资源的现象,王教授解释说,渤海太浅,只有几十米深,本就不太容易出现大型海洋动物。

海洋环境责任需全球分担

那么,我国海洋污染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呢?

王亚民坦承,在各大国里,中国的近海污染程度应该说是最严重的。“中国现在是世界工业第一大国,美国这些年一直在去工业化,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有治污成本太高的问题。日本、德国也是如此,退出利润薄、污染重的重工业。就说钢铁产业,这些国家的粗钢产量大幅减少,但技术含量高、利润丰厚的特种钢生产还是保留在本国。”说到这里,王亚民颇有感慨:“环境治理之难,在于经济成本问题。发达国家把一些高污染的产能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回过头还指责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带来污染。”

海洋是一个完整的水体。王教授认为,海洋环境责任的分担,必须在全球框架内讨论。国际上要建立明确的责任分担制度。美国等商品进口国也要承担环境责任。环境污染治理的核心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谁在海洋中获利谁补偿”

海洋本身对污染物有着巨大的搬运、稀释、扩散、氧化、还原和降解等净化能力。但这种能力并不是无限的。

“大家都以为污染物经河流入海就没关系了,其实不然。海洋有公用性、无主性,所以导致了公地悲剧,多数国家都不愿承担海洋环境治理的责任。”王教授解释,“国内也有这个问题,未来海洋治理要各相关地区共同分担,要算清楚账,谁在海洋中获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则就是谁获利,谁补偿。海洋环境治理是社会管理问题,需要全民监督,民众一旦发现污染苗头,就要立刻举报。”

产能过剩也导致过度捕捞

王教授长年关注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他说,对我国海洋物种多样性危害更大的是过度捕捞,这不仅导致鱼类资源减少,很多大型海洋动物也濒临灭绝。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捕鱼大国,拥有世界上1/4的渔船,而捕捞量则超出全球总产量的1/3。我国目前的海洋养殖量也是世界第一。海产品是我国居民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渔业捕捞能力很强,超过了我国渔场的承载能力,一些渔船不得不奔赴远洋去捕鱼。“吃不饱”的渔业捕捞能力,让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这几年大鱼少了,渔民的生计也成问题,于是网眼越来越小,不自觉陷入了“越少越捕、越捕越小”的恶性循环。王亚民介绍:“海监船会管渔船网眼的问题,一些渔场也有季节性休渔的管理制度。国家还给渔民一些补贴,但渔民还是觉得亏了。比如长江,现在每年实行4个月的禁渔制度,渔民就抱怨管理部门光会讲漂亮话,不让人吃饭。”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亚民去过多次南海。他说:“我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的鱼群比较大,资源丰富,可捕量大。但台风多,渔民觉得不安全,有的渔民就不太愿意去。”

本栏目责编/郑挺颖 zhengtingying@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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