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主义与美国外交转向

林盛波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2000)



门罗主义与美国外交转向

林盛波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2000)

门罗主义的发表一直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标志。彼时弱小的国力使美国的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上顾虑重重，而门罗主义以平和的语言宣告美国开始作为大国在国际舞台独立的发挥作用，它对国家战略的启示是引人深思的。

美国；拉丁美洲；门罗主义；孤立主义

1812年战争后，联邦党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影响。詹姆斯·门罗总统任内形成了民主共和党人独掌政权的局面。波士顿的《哥伦比亚哨兵报》称之为“和睦时期”。这个时期大概延续了10年之久。在此期间，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外交有所扩展。门罗主义应运而生。

一、门罗时期的美洲国际环境

门罗宣言的发表源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拉美各国趁西班牙内乱之机发动独立运动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在世界上率先承认了拉美国家的独立。在面临神圣同盟威胁干预的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建议英美两国联合，共同反对西班牙重返拉美，主张承认拉美独立。美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决定撇开坎宁的建议，独立阐释美国立场，于1823年12月2日由美国时任总统门罗以国情咨文的形式发布，是为门罗主义的由来。

门罗主义针对的地理范围在拉丁美洲，涉及的列强主要是西、英、俄、法，西班牙是拉美新独立国家的宗主国，极力主张镇压拉美独立运动；俄国是神圣同盟的领袖，在美洲拥有阿拉斯加，试图向中美扩张；法国与拉美经济关系密切，也积极主张干涉拉美事务；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是拉美新独立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虽然乐见拉美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但和美国相互猜忌，试图遏止美国势力的扩张。如何应对多方角力的拉美变局，对年轻的美国是一次重要的考验。

二、两种战略选择

针对坎宁的建议，美国的外交决策层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门罗总统和前总统杰斐逊、麦迪逊等人，尽管不信任英国的意图，他们还是认为“美国应该与唯一能够对它构成伤害的大国结成同盟以获得安全，这个同盟将保护拉美的独立，或许，这也是吓阻神圣同盟支持西班牙的最佳途径。①”国务卿亚当斯则反对接受坎宁建议，认为“对俄国和法国直言不讳地宣布我们的原则，总比充当尾随在英国军舰后面的一艘小船要光明正大和体面得多”，②主张美国应该独立发表自己的见解。

国家战略理论认为，国家战略有霸权、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五种。③美国决策层的不同意见分属“搭车”和“自助、超越”战略。门罗等人最初主张接受坎宁的建议，借助英国的力量达到维护拉美独立和求得美国安全的目的，如杰斐逊所言，“有大不列颠在一起我们不必惧怕整个世界”。④这一战略是基于彼时美国国力弱小的现实，但时对于一个希望谋求美洲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显得过于保守。门罗宣言宣示的则是一个积极的选择，体现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大国气魄。同时，它又超越列强之间的纷争，不介入列强可能的对立和冲突，门罗宣言不针对特定国家，没有给美国树立敌人，而且迎合了当时拉美普遍存在的“泛美主义”思想⑤的需要，因而在当时也受到了拉美国家的普遍欢迎。

门罗主义在美国肇基未久、国弱势孤之时向列强展现强硬的姿态，引起了列强的不同反应，但是最终都接受了门罗主义。就此而言，门罗宣言是成功的。门罗主义从事实上奠定了美国此后的外交政策，可以说美国从地区小国迈向区域大国乃至世界霸主的思想路径都发轫于门罗主义。

三、门罗主义的国际战略启示

门罗主义在美国国力尚弱的情况下发表，它的提出和推行产生了经久的影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其意义已经超越了门罗宣言乃至国际关系本身。

首先，门罗主义体现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对外交决策的积极影响。

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一国内政的延续，外交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状况的体现，先进的经得起考验的政治制度能激发国民蓬勃向上的朝气，一个先进的国内政治制度将为外交提供适宜和有效率的决策体制，创造积极进取的外交风格，是积极外交的力量之源。而且，先进制度的吸引力本身就是外交的巨大优势，吸引别国学习借鉴本国制度，增加相互信任，其产生的作用是物质力量无法代替的。相反，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将制约外交发挥主动性，一方面，落后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外交决策体制的落后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落后的国内政治制度在外交上往往成为别国的攻击目标，外交人员的很大精力将牵掣在应付解释制度的合理性上，外交的战略决策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可以断言的是，不具备制度吸引力的国家的实力发挥将受到极大制约，将难以成长为一个经久的大国。

厄恩斯特·R·梅曾经指出，“就门罗主义而言，我的结论是其结果最好通过国内政治来理解”。⑥亚当斯意见能够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是适宜的外交决策体制的产物。民主共和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前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在世界处于绝对统治地位，但是其弊病已经充分暴露，在西欧各国已经呈现颓势；与此相对的是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生机和活力，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民主共和制度充满信心，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就包含对民主共和制度优越性的理解，要将美国的独特制度与旧大陆的专制制度分隔开来。门罗宣言终究也包含对自身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门罗主义中的“两个半球主义”和“非扩展原则”，前者的提出是基于欧洲和美洲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包含着认为美国建立的和美国希望在美洲新独立国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优于旧大陆的君主专制制度；后者指美国视欧洲列强将它们落后的专制和殖民制度扩展到美洲的企图为对美国“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反对神圣同盟在拉美恢复旧制度，有先进的制度可供选择，就不应该再退回到落后制度。“非殖民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也多少包含认为民主共和制度优于专制殖民制度的因素。不能排除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在国家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发表门罗宣言包含对民主共和制度有充分信心的因素，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理解促成了外交上的积极行动，尽管“美国扮演该角色所需的物质力量如果受到进一步考验实际是不存在的”。⑦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各国受到普遍欢迎，也在于玻利瓦尔、圣·马丁等人向往在拉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对共同制度的向往促进了拉美和美国的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外交的优势。

其次，门罗主义是美国政治精英建设强大国家决心和信心的延续和发展。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必须由它自己来决定。在实力弱小时，国家往往选择“搭车”战略，为国家崛起积蓄力量。但一个国家要最终崛起为一个大国，在确立大国地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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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国民心态，在国民特别是在精英层表现出追求国家强大的强烈愿望和信心，在外交风格上转化为积极有为的姿态。在保持与现有国际体系和谐的前提下，顺应世界发展的大势，以大国姿态清楚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既向昭示本国作为大国应有的影响力，又可为本国外交树立经久的传统，延续的强国外交传统是国家强大的持续动力。当然，这不是要在国家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承担超过实力所允许的责任，追求实力达不到的国际地位。

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块顶石”，开创了美国新的外交传统并经久的延续下去。玛丽·贝克·爱德在1923年《纽约时报》纪念门罗主义100周年的文章中写到：“我严格信奉门罗主义、我们的宪法和上帝的律法。”⑧

最后，新兴大国要引领国际关系趋向文明进步。纵观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是不断趋向文明进步的，这一趋势推动国际关系不断进步、不断趋向文明。同时，国际社会的发展又是阶段性的，既有大国保持大国地位和新兴大国崛起，必然自觉或不自觉的使自身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时代的要求，成为国际关系体系前进的引导者。国际社会从最初的“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演进到今天的相对文明状态，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⑨对于处在崛起进程中的新兴大国，不仅需要增强自身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为国际社会引入新的准则，引领所处时代国际关系趋向文明进步，能够做到这一点，该国将获得道义力量的支撑，美国在外交史上就很擅长利用这一点。

在门罗总统执政时期，国际主流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国际关系准则是基于权势平衡的均势政治，殖民制度盛行。在这样一个时代崛起的大国，要遵循既有的国际文明准则，将已有国际文明向前推进。在门罗时代，门罗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关系文明的进步方向，道义的无形力量起到了弥补美国实力不足的作用。

同时，门罗主义在当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门罗在咨文中对欧洲列强所发出的警告，并没有在欧洲引起很大的震动。欧洲的政治家们对门罗宣言持蔑视态度，未予重视。另一方面，门罗宣言在美国国内也未一起十分重视。门罗主义的推出并没有在短期内扭转美国在外交上被动退让的态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门罗主义本身包含美国控制拉美的野心，在以后的历史中，门罗主义被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不断加以扩展，发展成为美国扩张主义的幌子。以今天的国际文明标准来衡量，对它所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进行谴责是必要的。这也正是不能对门罗主义加以肯定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Ernest R.May,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5,p198.

②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814-1871》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③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论·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33-634页。

④Dexter Perkins,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63,p46.

⑤[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31页。

⑥Ernest R.May,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5,preface.

⑦Dexter Perkins,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63,p54.

⑧转引自 Dexter Perkins,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63,Foreword.

⑨参见：“负责任的大国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72页。

[1Ernest R.May,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M],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

[2]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814-1871》[M]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3]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论·战略思考》[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4]Dexter Perkins,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M]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63,p46.

[5][美]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M]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6]《负责任的大国观》[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P72

D801

A

1671-864X(2016)10-0055-02

林盛波(1991-)，男，汉族，重庆人，世界历史在读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