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汽油荒”

李开周

1948年12月，上海四川中路与广东路交叉口，一座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轿车、卡车、出租车、摩托车、公共汽车……各种车辆穿插排列，车与车之间还能见到许多夹着蓝布铺盖卷、扛着铅皮汽油桶的老太太。这条人车混杂的队伍排得很长，从加油站排到了广东路，又从广东路一直延伸到了外滩。

不用问，这些车都是来加油的，那些夹着铺盖卷的老太太也是来加油的。

加油为什么要带着铺盖呢？因为加油的人实在太多，等待加油的时间实在太长，有的人已经整整排了48个小时的队，仍然没有加到油。

事实上，这些人不但带了铺盖，还带了干粮和水。卖粽子和生煎的小贩也找到了商机，既能向大家兜售食品，还能挣到替人排队的小费。

如果您扮成记者，去采访这支加油大军：“大家如此执着地排队加油，是因为油价马上要涨了吗？还是因为这个加油站正在搞一个非常优惠的促销活动呢？”他们会摇摇头，然后告诉您三个字：汽油荒。

所谓“汽油荒”，是指汽油短缺，市场上的供应满足不了需求。

民国时代的中国是贫油国，从1912年到1949年，国产原油的总产量不到200万吨，同期进口的“洋油”总量却高达2000万吨。这也就意味着，人民要加油，主要靠进口。

进口货当然要贵一些。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那年，北京（当时叫“京兆地方”）前门某药店代销壳牌汽油（早期北京没有加油站，汽油由洋药行代销），1加仑卖到2块大洋，比西欧贵一倍左右。当时鲁迅家的保姆月薪也是2块大洋，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月薪是8块大洋，骆驼祥子省吃俭用拉一月洋车的收入约5块大洋。他们当然没有汽车，即使有车，也加不起油。

1948年1月6日，德士古公司北平分部规定汽油每加仑零售价上调至50万元，相当于纱厂经理一个月的工资。民国汽车较为耗油，当时福特公司出产的家用T型车，5个座位，加1加仑汽油，只能在城区行驶10公里而已。

汽油涨到如此地步，老百姓肯定加不起，有钱人也不一定舍得开车上街，照理说加油站已经没有生意了。可是不然，在上海、南京、天津、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加油站前都排起了长队，有车一族来加油，没车的老百姓也来加油。几户人家共同集资，凑出钱来加一桶汽油，回家埋到地底下，过一个月再卖掉，换钱买米。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汽油一天一个价，比黄金涨得都厉害，买了汽油囤起来，可以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

194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出台《私人汽车使用限制办法》：“私人汽车用油凭行车执照，每三个月向当地主管交通管理机构领取购油证，所需汽油每辆每月以六十加仑为限。违反规定者，由交通管理机构吊销其牌照与行车执照。”

也就是说，私家车想去加油站加油，必须带着政府发给的“购油证”，没有购油证就不许加油。每加完一次油，加油站的人就在你的购油证上填上数字，填够60加仑，你这个月就不能再加了。

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又把私人汽车的每月加油限额降低到20加仑。前面说过，1加仑汽油只够跑10公里，20加仑自然是200公里，从通州开车来一趟市区，这个月的加油限额就算是用完了。

可是运货的卡车和拉座的公共汽车不能停啊，于是各种各样的“新能源”应运而生：煤炭车、木炭车、桐油车、酒精车，纷纷上路。

木炭汽车最流行：请人简单改一下发动机，然后在车身后面装一个“煤气发生炉”，炉子上面放一个水罐，炉子旁边接一根管子，往发动机上一接，木炭车就成了。开车之前，把木炭装入炉子，生火点着，待炉子里的炭烧到一半，打开水罐，滴入冷水，使木炭不完全燃烧，产生煤气，然后再拉开风门，用摇柄摇车点火。

木炭燃烧很快，平均每跑20公里就要加一次炭。所以在当年的京津公路上，每隔20公里就设有一处“加炭站”，防止长途汽车熄火趴窝。假如错过了加炭站，客车无法前行，司机只好发动乘客下去找木柴。

最“奇葩”的是上海街头还出现了马拉汽车，当时《新民报》主笔张慧剑写道：“上海油竭，汽车作废者以数万计，最近乃有人试行马拖汽车，拆去前部引擎或更去篷顶，减车重，以马曳之，疾行于光滑之沥青路上，速度约为每六分钟一公里。”

（摘自《北京青年报》 图/傅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