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变了，新闻也变了

李北方

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发展给媒体行业带来的颠覆性的冲击，它带来的舆论生态的改变也重塑着社会，给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新挑战，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认真辩论的地方。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重新定义了媒体，不但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冲击了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媒体意义上的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国家对网络的监管曾经是空白的，直到近几年才真正开始。在这个领域，很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公共讨论。就相关问题，本刊记者对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靖教授进行了专访。

新媒体的去精英化趋势

N：我想就互联网时代舆论场域的特点及其社会后果向你请教一二。网络时代的特点是，一段时间以内有一个主要的热门议题，在一个议题火爆的同时，其他的问题就会相对被冷落，这种关注度的分配并不是按照议题的重要性进行的。关于舆论热点的制造机制你怎么看？

W：这不是互联网时代特有的现象，我觉得谈这个话题得往前推到媒体市场化时期。市场化媒体的运作机制和传统的公共性质的媒体不一样，后者的议程是由上至下来设置的，它不会特别顾及有没有受众。而市场化媒体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寻找热点，甚至制造某些热点，来获得注意力，背后有营销驱动或广告驱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有一定的社会矛盾存在，媒体从业人员相对来说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一个群体，他又有渠道进行表达，就会比较积极地推动对带有挑战性质的一些事件的炒作。

互联网出现以后，又恰逢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盛行，认为互联网代表的是社会的理念和情绪，传统媒体代表官方，在一个大的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就很容易形成对同一事件的对立。通过炒作一个热点事件，使它获得符合公众期待的解决，会被视为社会对国家的胜利。这种情况的标志性意义比较强，所以大家就非常乐意去参与。公众加入了以后，就带有了狂欢的性质，大家不断转发，共同参与制造一个热点事件，这会让大家觉得有参与感。

N：如今热点事件都是先从网上热起来，然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开始追，以前传统意义的媒体人还有议程设定的功能，但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权力，哪怕市场化媒体也是。

W：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转折是需要注意到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初期就是微博，微博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传统媒体精英影响的，它的运营也是请传统媒体精英来做的，从微博的设置和运营的思路都看得出来。他们的想法还是要把浏览量做大，然后把一些个人捧出来，打造大V，给他们提供粉丝，给他置顶，把大V捧出来后，再用大V得到的社会影响力去传播一些事件。这个时期传统媒体和微博还存在这样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媒体利用它原有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资本，把它原来在官方媒体渠道上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或者没有办法说的那么透彻的一些信息通过微博、通过大V传达出来。

但是后来的一些新媒体不一样，像微信，它是基于个人电话本的，在技术上精英很难控制了。这样一些互联网渠道逐渐兴起后，再出现某种炒作的议题，很快能看到相反的言论出现，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这就和微博时代不一样了，微博还有点儿众口一词的味道，在某些事件中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的。但今天的舆论环境会看到多样性了，会出现反转了，或者是批判性的话语。这背后是社会分裂，不同群体之间实际上有很大的意见对立，只不过以前这个意见对立没有办法在精英垄断的平台上，包括新媒体平台上体现出来。

舆论制造有规律可循

N：关于舆论场，持批判立场的学者认为其中存在精英控制或者说资本逻辑的控制，但2016年的热点事件仿佛在挑战这样的看法。比如魏则西事件，大家激烈地批判百度为了挣钱放弃道德，更有意思的是围绕赵薇电影选角引发的争议，从质疑她选有“台独”倾向的演员，演化到反对资本对舆论的控制。也就是说，在资本化运营的新媒体平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反资本的声音，这很有意思。未来这两种冲突的逻辑会如何演变呢，比如新媒体是否会对反资本的声音予以吸纳？

W：新媒体领域也有博弈。资本在媒体领域需要追逐最大多数人认可的和关心的东西，所以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它肯定是有民粹主义的一面，只要能够获得市场占有率，它可能会乐意去推广一些反市场的观念，这很正常。但是，当它发现民间的情绪直指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也会警觉。其实从来都是这样，当媒体自身的政治经济基础没有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它都是站在公众一边的，揭露大公司，或者是揭露腐败，揭露环境破坏，这些都是公众关心的议题。唯一的禁区当然就是它自身资本化的问题。

国内的讨论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涉及到媒体资本化的问题，更多的人是把网络当成属于民众的平台，进行网络反腐、人肉搜索坏人什么的。民众是怎么发现媒体自身被资本控制的呢？这很吊诡，反而是那些很深切地介入了媒体商业化进程的人提出来的。比如说赵薇的那个事是一些深度追星，非常熟悉文化公司在包装、营销、制造话语舆论给明星造势宣传的人看出来的。他们正是因为浸淫在这种资本化的媒体环境里，才比较能够彻底地理解这些话语并不是公共性质的，绝大部分话语背后都有商业利益。这反而不是学者或传统媒体从业人员能做到的。

N：戴立忍问题是赵薇的粉丝先提出的，在大是大非面前粉丝也没有盲从偶像。而控制舆论删帖的事，大概也是做得过分了点，连共青团中央的微博都给删了。这才引起了好大的争论。

W：对，他们接触了大量明星的宣传，知道公共关系是什么，知道所有的表述背后都是有一套营销逻辑，所以他们不会单纯认为某一方是正义的，另一方一定是邪恶的。这些人在和商业媒体打交道过程中，可能比大多数传统媒体消费者更早认识到，商业媒体不是一个公共言论的平台，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表述的平台，更多是一个商业言论生产的平台。

N：根据你的观察，在目前的新媒体时代，舆论热点的形成背后是否有一些规律？如果有的话，规律就可以被发现被利用，来制造舆论，当然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不太成功。

W：我觉得肯定有规律，但这个规律一定不是定量的，肯定是定性的。其实还是和社会心理有关系，就是靠人对社会心理的一个把握，现在的高房价问题、户口问题、城乡差别问题、阶层固化问题，都可以成为爆发的点，但是并不一定所有的时候都能引爆。我觉得和人对社会心理的跟踪和把握有关，跟分析能力也是相关的。人人都可以是一个业余的社会学家吧，炒作者有经验了成功率也会提高。

对网络的管理还太粗糙

N：政府在几年前开始对互联网管理，也把网上舆情作为政策和行政行为的依据，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多上网。这样一来，互联网上发酵的舆论就不光是可以看看的热闹了，我们更需要去区分真正的民意和网络舆论背后被策划被操纵的部分，否则的话政策就很容易被带歪了。

W：对，我说参与炒作的人是业余的社会学家，但是作为管理者就不能太业余了，得学点理论，有点方法。一方面，肯定不能忽视网络舆论，它一定是反映了社会心态，一定是反映了社会问题，但不是只解决某一个问题就能解决舆论所反映的整个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能谁喊的声音大、谁的炒作成功，就只解决谁的问题，那就变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管理者应该能从个案中看到全局性的问题。

你刚才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干部的要求，他实际上是让各级干部，各个方面的干部，都要去了解舆情。舆情背后实际上是社会心理或社会结构的问题，要从舆论中了解社会治理出现什么问题了。

N：有个说法很睿智的，叫“按闹分配”，如果政府对舆论应对的方式不恰当，会越来越强化这样的机制。

W：对啊，确实存在这种异化的现象。如果谁喊的声音大，谁制造的事件更有影响力，就满足谁的诉求，那么肯定就会有人模仿。拆迁就是这个道理，有一个钉子户出现，然后媒体通过一种特定的形式来报道，地方政府可能因为维稳的原因就满足他的要求了，那么其他人就会跟着学。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拆迁问题一大堆，有时候是没办法避免矛盾的，应该形成一套共识，建立后面的人可以依赖的一个判断标准。不能说完全不能拆迁，也不能说每个人对自己所谓的私有财产都可以狮子大开口。

N：之前在好长时间里面，互联网是缺乏管理的，十八大以后互联网管理部门才成立起来，强调网上不是法外之地。大体上来讲，你对互联网管理政策做何评价？

W：我觉得互联网管理的公共标准是需要有一个公共讨论的，但现在还没有。这种讨论需要从最根本的东西来讨论起，比如说公共言论的平台到底需要由谁来运营？垄断性的公共言论平台能不能由私人企业来运营？互联网审查的标准是什么？透明不透明？这个标准是怎么制订的？

公共言论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公共性的设置。有一些基础层面的讨论和辩论是需要的，早就应该开始了，但我们的特殊状况，所有权不讨论，运营全是商业化的。现在反而是普通民众提出了对资本垄断媒体的不满。传统媒体市场化时期，我们避免了在媒体的所有权层面做改变，但在运营层面实际上资本化、商业化了，也正是因为所有权层面没有改，就没有在法律层面有任何讨论。现在不一样了，网络公司都是私营的，早就绕开了国有的传统媒体平台了。

最近，一个传统媒体人写公开信骂腾讯，说腾讯没有资格来审查我，或者你审查也得给我一个标准，然后受到反唇相讥，说你传谣言，还有脸来骂我？在这场争论里面，很多人对谁都不同情，对谁也都不支持。一方面，这个人讲，腾讯封了我的公众号7天，让我这个商业号怎么活？而且他还说找了网信办的领导，腾讯都不给解封，不给我面子，也不给领导面子。这是用黑社会的方式来谈公共言论的问题了，公众发现他也不是代表公众利益来质疑腾讯的。反过来，腾讯说你传谣了，但大家也都体会过腾讯是怎么随意删别人东西的，所以大家也不会就相信腾讯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腾讯那个公在哪？我们也不知道，文章被删了号被封了，为什么，只能靠猜。

审查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谁有权利进行审查？审查的标准是什么？这是大问题。传统媒体时代是有一个新闻伦理在起作用，公众基本上认可媒体精英，他们有一个标准，来做审查，觉得不合适的东西就不刊登。但是现在没了。

传播方式的新变化

N：理论上，在今天的新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会对媒体行业的未来有影响。但更大的可能是学生出去要适应新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在网络时代，以后还会有媒体人这个行业存在吗？

W：我觉得还会有吧，只是这个行业秉持另外一套价值观了。新闻并没有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也是在历史中变化的，所谓新闻伦理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逐渐形成的，之前黄色小报的从业人员只不过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工人，一个商业品生产者的角色，和现在搞营销账号的心态是一样的。所以也不好说现在有多么堕落，以前有多么高尚，这是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媒体职业的社会地位下降了，这是重要的原因。没有了职业优越感和自豪感，伦理也就不好维系了。

N：以前公司要做宣传，得经过媒体这一道，现在公司已经可以把媒体绕过去了，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新媒体部门，直接开办新媒体面向公众了，这以后大概是媒体工作者就业的主要出路了。我根据“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造了个说法，觉得以后可能就是“有机的媒体人”的时代了。

W：对，互联网时代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做传播、做公关了，和新闻没有关系了，或者说新闻这个概念变了。

新闻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信息传播不便利的时候，必须有一些中介，就形成了新闻媒体和记者。在传统媒体时代，职业媒体人生产新闻，很多重要的事情只有记者去采访，人家才能给你回答。另外，只有记者有这个时间专门跑去，给大家报道。在新媒体时代，单纯传递信息可能不需要职业群体来做了。有什么事，谁都可以录个视频、拍个照，随手就报道了。至于事件的背景，专家能提供的比记者要多，比如在魏则西事件中，一大堆的医学专家出来解释，这种疗法是怎么回事，这个病到底有没有治，等等。所以记者作为职业人员，确实能做的越来越少了，你会做的事别人也能做。

N：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发展给媒体行业带来的颠覆性的冲击，它带来的舆论生态的改变也重塑着社会，给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新挑战，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认真辩论的地方，可惜这些辩论是缺位的。希望对您的采访成为讨论的一个开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