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漕运工程决策中的数据诱惑

王健

数据，往往是崇高目标的具体、生动的体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光鲜的数据会让人眼前一亮，吸引眼球，甚至具有无法抵御的诱惑力。然而，漂亮的统计数据里，可能掺杂着虚假和水分，其背后，甚至带有提供者的某种私利，盲目相信，说不定会造成人们对目标的客观判断，由此影响决策的正确性。这种数据的诱惑而影响决策的事例，在古代文献中也普遍存在，官员们抬高数据而向上夸大政绩，朝廷因迷信数据而导致决策错误、劳民伤财的事例屡见不鲜。西汉为解决漕运难题曾经实施过几项工程，在这些工程从提出到决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因数据诱惑而造成的问题，轻者可能因夸大数据而放大了政绩，多支出钱财；重者则导致工程失败，造成巨大损失。数据准确与否，直接关乎领导决策的成败，古今同理，尘封的历史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

夸大政绩的漕渠数据

秦汉时期，都城在西部的关中，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分别位于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水的北岸和南岸。西汉定都长安以后，国家强干弱枝，迁徙豪强至关中，官员军队云集，关中人口不断增加，到汉武帝时期，粮食已经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运。调粮主要从关东地区水运至长安，故称“漕运”。汉武帝时的函谷关从河南灵宝东移到新安境内，黄河、渭河是主要的东西水运通道，漕船溯黄河转渭河而西，有两个艰难的河段影响运输：一是关中渭河段河道长而不畅，二是黄河三门峡底柱段天险。

渭水东流至今潼关一带而入黄河，长安至入黄口大约300里，初期京城漕运可以通过渭水而至长安，到汉武帝时，因泥沙淤积河道曲折而水流不畅，影响漕运。郑当时任分管农业的大农，他建议汉武帝开凿与渭水并行的漕渠专司漕运，同时，渠水还可以解决农田灌溉，一举两得。《史记·河渠书》记载：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经济效益如此之大，汉武帝很快批准了他的方案：

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这样，西汉通过开凿关中漕渠，解决了第一个难点。此段材料透露的信息有三：第一，开一条300里的新渠，花费人工数万，工期3年完成，以此可考察对比其他工程所花时间。最易让人想到的是后来的隋朝，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包括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及江南河等，都是在发诏书后短短数月完成的，虽然时隔千余年，但在开挖工程机械没有本质变化的古代，如何能够以这样快的速度完成？显然，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其实只是疏通现成河道，并非都是平地开河。也许会有少数河段平地开河，起沟通作用。长期以来大运河始于隋朝已成定论，从数据中或可重新认识。第二，关中漕渠径流300里，而渭河自然流程900里，相差3倍，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上，开挖一条河源与入黄口基本一致的平行河流，弯道拉直缩短的长度不太可能相差这么大。经过今人实勘的漕渠河道遗址也证明其基本上与渭河平行。这个数据太离谱，可能是夸大了新漕渠的成就，其目的或许在于夸大政绩，以获得奖赏。“九”、“三”数字，在古代往往是吉利的约数，不一定当作实数。第三，900里航程漕船要走6个月，180天，每天仅走5里，如此之慢，几乎不可能。300里航行3个月，与900里航行6个月，数据也相差不小，都不太可信。当然，这些数据还只是夸大政绩，并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遭受巨大损失的河东引渠

遭运的第二个难点是底柱天险。底柱位于陕县以东、渑池以西的黄河之中，自古就是黄河最危险的河段。历代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解决航行至此船翻人亡、漕粮倾覆的问题。最安全的做法是停船卸货，转陆路数十里，绕开这一险段，但费时费力，十分不便。因而就有人建议，在山陕界黄河龙门、禹门之间的东岸，今山西运城的河津、万荣、永济一带开凿河渠，引河、汾之水灌溉农田，保证粮食丰产，由河东地区供应京城粮食，这样不用从关东漕运粮食。河东守番係立即向中央报告这个方案。《史记·河渠书》引其言曰：

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

番係的方案是在他主政的河东郡（今运城、临汾辖地）引汾河水灌溉皮氏（今河津）、汾阴（今万荣）、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今永济）地区河岸边土地，由此建立5000顷粮食生产基地，就近供应关中，替代关东漕运。这个计划看上去挺不错，如果实现，一举多得，既可化解三门峡河段天险，又能大大缩短关东漕运线路，节省大量运输开支，还能因地制宜，开垦河东河边弃地。河壖弃地，裴骃《集解》引韦昭曰：“谓缘河边地也。”《汉书·沟洫志》作“河堧”。颜师古注：“谓河岸以下，缘河边地素不耕垦者也。”这些弃地原本用于放牧及种植草料的非农耕地，这些地方属河、汾漫滩之地，水一上涨便会泛滥，河道干涸或改道就无法灌溉，收成根本不能保证，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即使耕种也是要减免租税的。而这个方案竟然将关系首都粮食安全的“天庾之供”寄托在这种类似行洪区的河段地带，显然是非常冒险甚至愚蠢的举措。

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汉武帝应当是被漂亮的数据和充分的理由所打动，马上批准实施。汉朝动员了数万劳役开凿河东引渠，这个开垦计划一度顺利实施，但几年后，由于汾河河道变迁，新开的河渠无法引水灌溉，农田不能耕种，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计划完全失败了。最后只能将这些废地交给迁徙来的南方越人耕种，因为他们懂水利，租税多少就不计较了。这可能是古代一项典型的地方官盲目贪图政绩，皇帝拍脑袋决策，使国家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的一个典型。我们不知道汉武帝在做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前有没有组织大臣讨论或找专家论证，明显是听信了番係所描绘的方案，被其数据所诱惑。

再说另一个问题，即番係提供的粮食产量数据的可靠性。5000顷土地能否收获200万石产量？这可是个大数目。明清时期从各省调运北京的漕粮量年平均也就在300万石，这河东废地50万亩就能产明清漕粮的三分之二，怎么可能呢？即便能够顺利引汾水灌溉，长期保持稳定，能否达到这么巨大的产量目标呢？我们看到战国末期韩国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游说开渠三百余里的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库存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郑国渠灌溉亩数4万顷，是其河东地的8倍，关中土地肯定不会比河东河边弃地差，仅产1钟（六斛四斗，250斤），如果产4石（1石按120斤计），总产量高达1600万石，19.2亿斤，满足关中绰绰有余。

汉代的粮食生产水平，5000顷是不可能达到200万石产量的！一顷按100亩计，共计50万亩，亩产4石。按汉代的粮食产量，每亩无论如何也生产不了4石粮食。学者研究汉代的亩产量，认为这是最高产量，很难成立，因为这只是预测数据，并非实际结果。这样大面积新河边地达到汉代粮食最高水平的概率很小，简直可说是天文数字，为了达到工程上马的目的，古人也会放卫星。昭帝以前（公元前87年）是小亩（100平方步），之后为大亩（240平方步）。而王曾瑜说汉武帝时为大亩，约折合0.6916市亩计，50万亩就合今亩34.58万亩，相当于今亩产量5.78石，两汉粮食以粟麦为主，这么高的产量，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列举了当时的粮食产量，战国秦汉时期，文献中提供的一般亩产量数字有：（1）魏李悝说，平年“岁收亩一石半”。战国时，亩制混乱，据临沂出土银雀山《孙子兵法·吴问》，“韩、魏制田”，以“二百步为亩”。可见魏亩为当时东亩的两倍，约合0.5764市亩，从而推知当时每市亩约产粟5斗，约合67.5市斤。李悝说上熟亩产为4倍，则为270市斤。（2）秦修郑国渠，“收皆亩一钟”。一钟是六斛四斗。秦行大亩，每亩约合0.6916市亩，可推算每市亩产粟18.5市斗，约合250市斤。（3）汉文帝时，晁错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汉初行小亩，每亩约合0.2882市亩，可推算每市亩产粟6.9市斗，约合93市斤。（4）《管子·治国》：“嵩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可推知每市亩约186市斤。（5）《淮南子》卷九《主术训》记载：“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中岁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汉武帝时行大亩，每亩约合0.6916市亩，约合每市亩产粟157市斤，这在当时应算是水浇高产田。（6）东汉仲长统说“今通肥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约合每市亩117市斤。总的说来，按大亩计，战国、秦汉时期一般亩产应在100市斤上下，只有水浇地才能达到150市斤乃至200市斤。

根据学者研究，即使到了农业经济十分发达的北宋，“北方多种小麦、杂粮，江南水田，粗略地说，北方每亩收获约一石（一斛）。范仲淹说：‘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张方平说‘大率中田亩收一石。肥沃的土地，产量可超过一石；瘠硗的土地，不足一石。南方稻田或稻麦间作的地方，年产量每亩达二三石。范仲淹曾提到苏州一带‘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朱熹说南宋浙东‘六县为田度二万亩，每亩出米二石；周弼诗：‘长田一亩三石收。王炎说湖北鄂州一带‘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北方亩一斗、江南亩三斗的秋苗税率，大致约为当时农田产量的十分之一。”（孙毓棠：《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换言之，孙毓棠估计北方平均亩产1石，江南平均亩产3石。

清人顾炎武论及江南一带农业情况时说：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迄贷者。（《日知录）卷十》）

清朝农业条件最好的江南尚且产量只有3石，甚至1石，西汉岂能达到清代的水平，甚至比清代更高呢？况且粟、麦的产量本身就比较低，与稻谷产量不可比。

这样，按当时平均产量计，汾水边5000顷新造灌溉农田的产量应在75万石左右，而河东守则以最高产量数据来预测未来粮食产量，用一幅美好的蓝图诱惑汉武帝，为自己主政之地争取了国家大工程，其谋取地方利益的意图十分明确。汉武帝不明就里，轻信决定，导致重大失误。汉武帝是一个想做事、能做事的皇帝，但好大喜功，往往为臣下所利用，也算是好心办错事吧！

劳民伤财的褒斜水道

底柱之险正面解决不行，迂回包抄如何？于是又有人提出从南阳通过沔水往通过汉水上游的水路到汉中，打通褒斜道的褒水，入斜水，再接渭水，打通到关中的水路。《史记·河渠书》记述了这件史事：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擬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河流水水相通，可以航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可以节省400余里线路，但在崇山峻岭之中，陆路蜀道都相当难行，更何谈水运穿越，况且其中还有百余里无法通航，只能车转。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然而，数据同样诱人，这次汉武帝没有再直接决策，他请教了张汤这位御史大夫，但张汤似乎并没有派人实地勘探地形，深入了解情况，而仅从节省线路和运输巴蜀物产的远景着眼，支持了这个方案。我们不知道汉武帝为什么要征询这个与漕运水利无关的监察大臣的意见，是否是因为要任命他的儿子为汉中太守的缘故，清廉如张汤这样的酷吏，是否也有利益关系，总之他稀里糊涂地答复了汉武帝的咨询。后来，汉武帝任命张汤之子为汉中守，征发数万人开辟褒斜水道500里，结果因河水湍急，乱石中梗，无法漕运而作罢。这又是一次因数据迷惑而干的劳民伤财工程，司马迁的笔墨不多，似乎轻描淡写，但其历史背后蕴藏着多少民夫的血和泪，多少财富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明朝末年地理学家王士性在《五岳草游·蜀游·入蜀记》中记录实地探查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辛酉，发留坝，饭武关，则悉随黑龙江南矣。水深处约二丈余，然皆巨石激湍，汉张汤欲从此通漕于渭，不知当时水石何似？特有小鸬鹚，千百为群，飞水际，立磐石上，为注目久之。

显然，河道中的这些磐石是不会在张汤以后才形成的，当年的构想，只能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奇思妙想”。

上面讨论了西汉朝廷为解决关中漕运难题而实施的三项国家工程，第一项工程是正确的，但大臣在数据上有夸大政绩之嫌。之后的两项，都因数据诱惑而做出了错误决策，河东引水工程，因对河流的改道估计不足，绕道汉水的航道工程，没有实地勘探，根本不了解褒斜河道中巨石嶙峋的复杂情况，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一个几年报废，一个半途而废，损失惨重。当然，也没有始作俑者因此受处罚的记载，不了了之，只能算是交了学费。由此可见，重大工程的提出，计划要周密，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前期的精心准备非常重要，特别是最高决策者不能被崇高的目标和光鲜数据所迷惑，需要格外谨慎，因为这其中可能隐藏着各种利益关系。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