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对汉统治者的看法

陆子卓

简析《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及对汉统治者的看法

陆子卓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回复其友人任安的一封书信，信中陈述了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后的一系列不幸的遭遇，表达内心的痛苦，交待了撰写《史记》的原由，其中更包涵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与人生观。从《报任安书》中可以小见大，充分反映出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思想以及他对当时汉朝统治者（汉武帝）复杂的态度。

司马迁 史学思想 理性评价 人文精神

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史记》，对司马迁的史学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报任安书》详细交待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背景，是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文本。本文以《报任安书》为主要研究材料，结合《史记》与《汉书》中的史实材料，从中归纳总结出司马迁辉映后世的史学思想的特点以及从中映射出的司马迁对于当时汉朝统治阶层的态度。透过《报任安书》此文，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司马迁在困境中的坚持与抉择，敬佩于司马迁精神的不屈和撰史的严谨。

一、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报任安书》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句精简而深刻的概括了司马迁对待历史的态度，并以其为中心发散成多方面的视角来观察种种历史现象，在尊重史实叙述之中穿插加入自己的评判。《报任安书》主要体现了司马迁史学思想这两个方面：以人为本、注重人性的态度和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评判标准。

（一）以人为本，注重人性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主要内涵在于探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天人之际”这个命题提出的真正意义在于明确探讨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神，是一种人文主义历史观。以人为本，注重人性的真实自然也就成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这或许也可以理解成是司马迁的《史记》采用的是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的原因之一。

历史说到底是人的历史，记载的是“人事”，这就避免不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行为、性格，思想表现进行充分的认知、剖析和评判，而这些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撰写历史要做到相对真实客观，就必须注重还原人性的真实，若是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去叙述评判，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岂不都成了模板傀儡一般毫无生气与真实感可言。“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这些基本的人性情感抱以充分肯定的态度。虽然在某些“大义”的角度上看，这些人性情感中包含着自私的成分，但司马迁对此还是予以肯定。即使是对自己撰写《史记》的原由，司马迁也没有一面的说“大义”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而是“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直白的表达出自己有着通过立言而流芳百世的私人追求，也有几分受辱之后“不得已”的成分在其中。这种率真正是因对真实人性的肯定而产生的，令人人可叹可敬。

而这种以人为本的“动情”并不会影响到历史记述的客观真实性，令史实扭曲。相反，正因为有了这种对人性情感肯定的态度，使司马迁能够站在各个传主的立场来看待世界，表现历史人物为人称道的光辉一面的同时也剖析其劣根性，如此，《史记》才能达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境界。《史记—高祖本纪》便能集中体现这一点，要知道司马迁写的可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但即便如此，他也能不留情面的把刘邦一些地痞流氓式的行径与虚伪的一面展现在《史记》中。正是有着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境界，才会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想把《史记》“藏之名山”的策略。

总之，“究天人之际”的司马迁已然认识到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人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力，而并非是所谓的“天道”。“天道”也必须服务于“人道”。而以人为本，还原人性的真实，才能达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境界。

（二）不以成败论英雄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态度表现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历史观，而“通古今之变”的过程则是揭示了司马迁的因果观。《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司马迁注重的是历史发展所经历的过程以及其中能够给予后世以启迪的永恒精神价值的结果，而不是世俗的成与败的结果，奉行的并不是“成者为王败者寇”的评判原则。

“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司马迁透过这些王侯将相的成败经历，得出了“勇怯，势也；强弱，形也”的结论。成与败是形势所趋、因素多样，非一己之力所能决定。若是单以“成与败”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那么我们不禁要发问：胜利者就一定是公平正义、仁爱无双的吗？失败者就一定是残暴无情，罪有应得的吗？答案不说不是，但至少是不一定的。人都“在尘埃之中”，成与败也是“古今一体”，无法避免且变化莫测。司马迁对此的态度是“审矣，何足怪乎？”，也就是说结果的成与败是正常不过事情，没什么值得引以为奇的。评判历史人物的重点不在其成败之结果，而是在其过程中产生的永恒的精神价值。

“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学思想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最典型的莫过于给楚汉之争中的失败者项羽单独写了本纪，这可是帝王才有的待遇；还有给一生都未封侯的李广单独写了列传，连功名赫赫的卫青和霍去病也没有受到此等待遇。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两位“失败者”的评价也是精神层面多于世俗功名层面，对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与光明磊落的精神表示肯定，对李广的忠厚朴实，与士卒的同甘共苦表示高度的赞赏。

再以司马迁自身为例，他在《报任安书》中写到“诟莫大于宫刑”，自己还有什么名声可言。而对于自己的职位，更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显然也无显赫之功能表，而通过撰写《史记》的方式，不仅能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且能使自己的名字为后人称道。而如今的事实以的确如此，谈到《史记》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司马迁，想到各种褒扬人的词语。这也证明了司马迁评判历史人物时以其永恒精神价值为标准的史学思想。

综上所述，司马迁不是以成与败来评判历史人物的，而是用历史人物所创造的永恒精神价值来评判一个人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也以此标准来“成一家之言”。

二、司马迁对汉统治者的看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叙述了李陵事件的全过程，除了表达自己的愤懑与羞耻外，其中也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当时汉朝统治者即汉武帝的些许看法与评价。

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以塞睚眦之辞，使得司马迁因言获重罪。再结合《报任安书》的写作背景，任安在“巫蛊之祸”中对太子受节但闭门不出。在事件平息后，汉武帝一开始认为任安的做法得当，但后来有人进言太子“子盗父兵”，又使汉武帝的态度突然转变，认为任安是坐持两端，就判任安腰斩之刑。任安写信向司马迁求助，于是就有了这篇《报任安书》。而任安的情况与司马迁“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的遭遇实在是如出一辙，都因汉武帝一时之愤怒而遭此横祸，汉武帝晚年残暴多疑且善变的一面由此被司马迁表现出来。

在司马迁叙述李陵事件时还有一个细节，便是汉武帝“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也就是说，司马迁因言获罪的真正原因也许并非是为李陵辩护的行为，而是被汉武帝怀疑在攻击贰师将军而已，而史实表明李陵事件主要责任的确在于贰师将军。那么贰师将军李广利是何许人也，能让汉武帝如此袒护。其实与卫青、霍去病相似，李广利的姐姐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和汉武帝同样有着裙带关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意无意地提到这么一句话，想必也是对汉武帝的任人唯亲、处事偏私有所不满。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班固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但司马迁毕竟不是圣人，因为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司马迁出于个人情感，很难客观公正的评价汉武帝，这也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所以《史记》有“谤书”之称。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武帝的政策负面描写较多，时不时暗藏讽刺。对汉武帝所宠爱的人多作讥贬，包括霍去病，卫青等一代名将。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孝武本纪》所记的几乎都是有关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的一系列荒谬事件。《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期的官吏。一方面，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汉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虚伪。《酷吏列传》中记录了儿时的张汤审鼠的故事：“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磔”是古代的一种酷刑，就是我们俗称的“五马分尸”。少时的张汤对待一只老鼠尚且残忍至此，那么其对待真正罪犯时的严酷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另一方面，司马迁对酷吏制也不是一味地谴责否定。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小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司马迁承认酷吏制的产生也是有其现实必要性的，它的产生也是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状况的需要。但若全是歌功颂德之辞，司马迁也就不会有如此高的史家地位了。正因如此，汉武帝时期朝政的种种弊端，其个人的不足，也能通过司马迁的笔展现在后人面前。

总的来说，司马迁对当时汉统治者是全无盛赞的。虽有对统治者功绩的肯定，但更多的则是对时政的针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司马迁在的《报任安书》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从而分析当下的体现。

三、结语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对于自身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以此种以人为本、爱憎分明的态度，以人类永恒的精神价值为标准进行对历史的实录并发表自身的看法与观点。其史学思想无愧于鲁迅那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但司马迁在对汉统治者（主要是汉武帝）的态度上，由于受到个人情感因素，撰写评论的又是当代的人物，大多还未盖棺定论，司马迁对此在认知上难免有局限性，再加上司马迁评论时政更多的是站在国家民生经济的角度上，而汉武帝一朝主要的丰功伟绩则是在军事上表现最为突出，而军事上的消耗的确导致了民生、经济上的艰难。因此司马迁对汉统治者的看法是弊端过错多于丰功伟绩，“全无盛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第1版）［J］.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6）.

［2］王成军.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J］.人文杂志，1996（2）：107～101.

［3］王锐，王敏之.司马迁史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J］.广西社会科学，2007（12）：104～108.

［4］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第1版）［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7）.

［5］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第1版）［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7）.

［6］周振甫.史记集评（第1版）［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2）.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