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学斌
三个晚清知识分子的从官之路
文/王学斌

1886年6月11日,盛夏初至,骄阳似火,偌大个京城,居然无一丝清风。这一天,朝廷放榜,将公布殿试名次。湿闷的暑气令焦急盼望的士子们内心愈发躁动难耐。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日头偏西,朝廷的喜报才姗姗来迟。天津籍考生徐世昌(1855—1939)恰外出拜客归来,于客栈门口见到上谕:“徐世昌,第二甲五十五名,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十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徐自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于当天日记中写道:“君恩高厚,受宠若惊,益当努力有为,以期报国承家也。”与此同时,在房中枯坐了一天的贵州籍考生陈夔龙(1857—1948),也接到上谕。点儿背的是,他的考卷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他不禁捶胸顿足,慨叹上天不加眷顾。要说反应最淡定的,尚属蒙古正黄旗考生荣庆(1859—1917)。听闻榜单,此君既未喜极而泣,也无愤愤不平,而是悠闲地倚在枕上翻看历代名人字帖。
按照清代仕宦惯例,若不出意外,20年后,这三位“50后”士子应能位居要职,成为新世纪清廷倚仗的栋梁之材。果不其然,这三位科举同年日后皆腰金衣紫,出任朝廷高官。只不过,一入官场深似海,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预料到,几十年后,居然蜕变为自己当初最厌恶的那类人。
这三位士子,都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之人。故他们唯有从基层做起,期盼凭真才实学来为朝廷效力,谋得升迁。只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成绩优等者授编修,次等者授检讨,合格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