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书画相砥砺

2016-12-09 10:54李雨桓
贵州文史丛刊 2016年3期

李雨桓

摘要:郑珍为清代道、咸时期学问大家,其书画与学问并辔而行,往昔言郑子尹先生书画者多笼统概括,未有具体所指,郑先生书画存于今者较同时代书画大家似少了一些。笔者目力所及,兼作田野查考,对郑子尹先生几件书画作一知半解的认识,抛砖引玉。

关键词:郑珍墓表 待归草堂图 爪雪山樊图 隶书

郑珍,字子尹,号柴翁,别号五尺道人,自署子午山孩,巢经巢主,遵义人。清嘉庆十一年(1860年)生,卒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以小学、经学为本,以汉、宋为宗。他与莫友芝共同编纂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中第一”。诗则被尊为清代同光体诗家宗祖,诗中多关心民间疾苦。工书画,楷书具颜、欧、二王韵致,行书在颜鲁公、苏子瞻、米元章之间,篆书效冰、斯,隶书远法汉,近师完白,

“画宗思白,间摹文、沈。”宾虹先生认为子尹画当属“金石家之画”,是典型的学者型书画冢。

一、孝行永驻艺贯于石

《黎太孺人墓表》,立于遵义城东乐安江畔子午山郑氏故居望山堂遗址郑珍母亲黎氏的墓前,郑珍自己的墓在他母亲的墓之后,今皆为省级文物。《黎太孺人墓表》为“珍手勒斯石”,由他亲自撰述、书丹、镌刻而成,因其文美、字佳、刻精,黔中学界仰称为“三绝”。郑珍事母至孝,此表固为先生孝行之一:道光廿年(1840年)三月八日郑先生母亲黎氏逝世,翌年葬子午山,壬寅(1842年)勒斯石。

表竖十六行,前十五行行廿四字,第十六行十四字,计三百七十四字,楷书。额篆“黎太孺人墓表”,笔画浑圆劲健,结构匀整妥贴,处处藏锋以示高古,何以为此,盖柴翁远绍《说文》,二徐的文字渊源,近受其时金石学一贯的重碑抑帖影响。

楷书则端正博雅,沉雄浑茫,厚重无虚行。结体间显示出朴拙感,一望便知先生具有深湛的颜真卿楷书《家庙碑》、大字《麻姑仙坛记》的功夫。放眼先生存留于世的楷书作品,显示出的面貌风格多元变换。此石想来是为逝去的母亲作表,须郑重其事,便写得极为肃穆。单字在方正的主体基调上略扁,横画适宜地伸展扩延,纵笔又收束内抑,笔调“如锥画沙”,饱满醇厚,隶意楷形,端庄质朴。又在收笔处锋芒外露,故使正直、倔强与内蕴之美并显。

此表原石历经劫难,一百七十四年来仍立于郑母墓前,依然完好,值得称庆。更因其问传递出的品行、文章、书艺以及挚诚、本真的人性之美,意义实在宏博。无怪乎论者以为“载体竖牢,文笔庄丽,为邑中金石第一”。

二、随性挥洒寄意林泉

子尹先生的画,或逸笔草草以抒胸臆;或依托实景以纪其事;或刻画渲染以志情怀;《待归草堂图》,虽是应友人嘱咐而作,实为作者对人生况味终极追求的体现:向往不被世事纷扰、潜心学问的生活状态。

从款识中获知,该图是应“鄂生属”而作,鄂生是唐炯的字。炯父唐树义,郑珍称为表叔,唐炯一生屡立军功,仕途跌宕,光绪八年(1882年)云南巡抚任上,法军入越南,窥我滇粤,炯受命出击,委之刘永福,因滇军擅自撤退,永福军解体,因之论罪下狱,十一年(1885年)革职,十二年(1886年)赏还巡抚衔,办云南矿务。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受盐务案牵连,再革巡抚衔。三十三年(1907年)病归,赏还巡抚衔。三十四年(1908年)卒于贵阳成山待归草堂(其址大概在今天的贵阳十九中一带),年八十一。

此作虽托名“待归草堂”,却不是唐炯时或盘桓其间之处所的真实写照,真是这样,这位知府大人(至郑珍辞世时,炯署定远(治今四川武胜县)府事)的宅院岂不显得寒酸。但观画作:房屋一楹,屋侧篱边梅树一株,又梧桐一株,临水山石叠垒错落,小舟偎于岸,石上修篁数竿,竹间处士观书行吟。的确惬意。

如此方法绘友人居所,是意向性的高明表达。无意于雕梁画栋,那只是“造像”而已,了无生趣。对幽园雅居的写意,对理想环境的营造方能直指本心,才能使人心随物化,陶然忘忧,甚至“天人合一”。遥想唐炯当年得此画,必定激赏。

柴翁作画,不宥于一家之法,能博采众长,其《与柏容论画》诗中言:“……但闻识者说,此事勿死缚。……必执谱论求,一痼反难药”。《待归草堂图》可视为确证:用笔“随心所欲不逾矩”,画石如“干裂秋风”,树叶又“润含春雨”。房屋结构笔笔分明,腕力注其间。墨色浓淡变化,时或点染,殊为有趣。绝妙者在画竹时的轻盈随性,能见出与写字一样提笔按腕间的深厚功夫。画中人物,自是柴翁与鄂生的化身。难怪时人评论此画时说:“笔墨纵横排募,淋漓酣畅,老笔纷披,随意生发,已入化境。”

三、图形纪实别意遣怀

郑珍画作,存于今者寥寥,余目力所及尽为山水画,想必柴翁于林泉雅意情有独钟。以手法观之有二端:一种遣兴游心,寄超尘之想,《携琴载酒图》《待归草堂图》可归于此类;一种以造化为依托,纪实其事,图形存史,方法却是艺术化的,《爪雪山樊图》当如是。

斯图郑子尹先生绘于“癸亥(1863年)先母忌日”,即是年的农历三月八日。是“写付湘佩妹氏存之”的。“自己未(1859年)来,乡人苦于湄贼,遂因山砌垒,聚居其中者几三千户。吾中妹黎湘佩避贼依母家,亦作此山中人”。是年(1863年)“三月四日,(子尹)自郡城(遵义)归,适禹门山寨筑成,暂住表妹黎湘佩寓舍,拟居数日入蜀往绥定依唐炯,道梗未行”。由此可知,子尹因咸同间农民起义,道阻不能入蜀谋食,在禹门“贫况不堪”,心情不佳,如坐樊笼,思及“禹门山,顺治初昭觉丈雪大师避难来结道场,地之幽胜,殆难为匹。”似乎自身境遇与丈雪僧相若,于“兀坐翛然”间,“念飞鸿指爪,一印丈师残雪,随便涂染,庶他时谈山故者,爱而见我云”。“爪雪山樊”清晰明了。

所绘为当时禹门山之景象,甚至按图骥索可窥雪泥鸿爪。中段红色屋宇当为禹门寺,山门、殿堂、廊庑俱全,很恢宏,惜今已大半颓圮。左下方朱红楼阁为大悲阁,阁内存有郑珍书刻木质篆书“殿耸地樘千岁柏,神归天倚万人刀”联。阁边古树在画中也有体现。大悲阁临水为乐安江,“即唐《元和志》之带水,又名牢水。”蜿延曲折。阁前江上有石板平桥,今已圮,改为三线建设时期所修之拱桥矣,二者皆名为“锁江桥”。桥以西是通往郡城,也就是遵义城的道路,古今亦然。乐安江东岸禹门山上房屋鳞次栉比,四围寨墙坚固,从画中的三角红旗可知有团练守卫山寨,在在皆可作历史观。山上古树槎枒,今尤郁勃,房屋却少了许多。画次田畴广陌,亦今之所见。

郑珍的“画宗思白,间摹文、沈”确为的论。以技法看,《爪雪山樊图》之树木勾勒,山石皴擦及行笔走线间,多与董玄宰(思白)山水画相合。愚以为:山体峻峭,线条坚劲,中锋运笔兼作折笔,得一“瘦”字诀耳。

四、天真烂漫古趣横生

在悦雅斋中得见这幅乡贤郑珍应“芳谷仁兄大人雅属”而写的隶书对联,原装原裱,无疑是真迹。初看时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及至细细品读,益发觉得有味,笔法古拙苍老中见爽逸,墨色非一味的黑,却是可以因为那墨的浓中有淡看到行笔的轨迹,一如剥笋,层层地剥开来,精华也就呈现在眼前了。

联曰:“牛羊自归邑巷,童樨不识衣冠”。款署“柴翁郑珍”。款下钤印两枚,上白文“郑珍私印”,下朱文“子尹”。上联引首钤朱文印“子午山柴翁”。右下方钤朱文印“上下千年”一枚,笔者不敏,未知此印是否为郑珍先生所有,抑或是其他人钤盖上去的。

郑珍先生的书法真像他的学问那样既“博”且“精”,楷书既可写出《黎太孺人墓表》中颜体的庄严端正气象,也有《归田赋》出宋入晋的婉约多姿;行书学苏(东坡)、学米(芾)、也学黄(庭坚)……博取兼蓄,融冶一炉,“不言取法某家而自有某家在,不称摹拟某家而自有某家意,随才情的抒发,作书应具的技巧,胸中存书万卷的学养皆涣化其中,提颖挥洒的风流韵致尽显”;篆书虽“远绍冰斯”,实在是“善变”的,运笔“兼柔钟鼎笔意”,笔画粗阔,“用墨饱满而时显枯渴,挥写纵意而不失法度”。

子尹郑珍先生的隶书,“已是学古而能化迹了”。变化多端,比如省博有其作品“天生我才必有用,神纵欲福难为功”隶书对联,写得淋漓酣畅,直来直去,绝无半点的矫柔做作。而此幅对联,又变化婉转了许多,收放自然,轻重变换,直笔曲笔互用,行笔随书写时个人生理气息的变化使得存于纸面的墨线波磔颤动,古意盎然,与汉碑如出一辙,更可贵的是写得古而不生硬,看“归”字与“识”字,那种严谨与轻松的形式统一简直让人无复言表,不知说什么好了,其背后的书写功力支撑几近极致。“观他的隶书……予人沉厚、凝练及墨色饱满的感觉……细微处的用笔,相间着灵巧、活泼”。

书贵有自家面貌,郑珍先生大才,隶书虽融《礼器》《曹全》诸碑,又取法邓石如,绝不囿于一家,是将邓氏隶书的饱满,《曹全》碑的隽秀,《礼器》碑的挺拔活泼泼地为我所用。甚者篆、行、楷、隶一齐搭配,合为一体,看落款“柴翁郑珍”四字,写得何其畅快与自信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