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利用外资的短板及对策

赵建华 江 玮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6)



浙江利用外资的短板及对策

赵建华 江 玮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6)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利用外资也面临新的问题，浙江是我国外资利用比较典型的地区，其经验及举措为其他省区市提供了借鉴。文章总结2001—2015年浙江外资利用的特征及短板，并围绕供给侧改革提出浙江利用外资的对策。

利用外资；供给侧改革；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

习总书记指出：“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①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1月4日，第2版。利用外资仍是浙江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利用外资屡创新高，量质并举。“十三五”时期，浙江利用外资将进入新常态，优化结构、提高引资质量和效益成为主要目标导向。2015年，全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是外资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文献综述

外资对于拉动就业、增加税收、推动出口以及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明显的作用。利用外资这一主题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所涉领域非常广泛，既可以针对不同行业、产业，也可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前沿，是外资来华投资的热点地区，浙江在吸引外资方面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实效。裴长洪(2008)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的外资利用并作出展望，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是数量更多、质量更高、产业领域更宽和形式更多样，特别是外商投资者的并购投资以及服务贸易领域对各种形式的外资吸引将成为新的亮点。②裴长洪：《我国利用外资30年经验总结与前瞻》，《财贸经济》2008年第11期，第26-37页。浙江是我国外资利用比较典型的地区，浙江“十二五”时期的外资利用就明显呈现这一特征。

笔者以“利用外资”或“外资利用”为主题，在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限定为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然后再以“浙江”及11个地市名称作为主题在结果中进行检索，得到290条结果，排除报纸的文章，余168条结果。可见，对浙江利用外资主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从已有的文献看，浙江利用外资的数量不断攀升，利用外资的结构和质量亟待提升，通过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实现利用外资的持续健康发展。章楚楚等(2015)指出，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使浙江的产业结构不断完善，未来浙江省FDI增长点在第三产业上，应引入高品质外商直接投资，多产业协调发展；降低服务业外资进入门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③章楚楚、杨丹萍：《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科技与管理》2015年第4期，第94-102页。倪伟清等(2015)

通过计算2002—2012年的统计数据得出,浙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国及地区、行业分布、投资方式等，目前来浙投资最多的主要是我国港台地区、新加坡等华人国家以及西欧、美国与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特别是香港地区的投资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浙江第三产业的外资利用规模后来居上，已占据全省外资利用的半壁江山。为此，应拓宽引资渠道，实现投资来源国和招商形式的多元化；加快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应着力引导外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①倪伟清、厉英珍：《浙江利用FDI的结构演变分析》，《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34-44页。王军锋(2012)指出，浙江坚持提升外资利用水平，重视政府角色转换：一是改善环境，增加外资引进数量；二是明确重点，提高外资引进质量；三是创新方法，拓宽外资引进渠道；四是重视关联环节，实施“嵌入式”发展模式；五是强化投资新优势；六是发展互利互惠双边、多边经贸关系；七是加强“全程防控”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八是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树立“一把手”抓意识。②王军锋：《引进外资：重在政府角色转换——以浙江为例》，2012-09-25 http://www.cssn.cn/sf/bwsf_jj/201312/t20131206_896270.shtml。外资利用质量的提升与结构的改善，关键在于政府提高办事效率、强化服务。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利用外资也面临新的问题。2016年5月，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利用外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使外资发挥更大作用，应持续推进外商管理体制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③吴力：《利用外资应加快供给侧改革》，《国际商报》2016年5月20日，第A3版。，更加关注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笔者全面回顾2001—2015年浙江利用外资的情况，并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浙江利用外资的对策，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浙江利用外资进入新常态

(一)外资规模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

继“十五”时期年均25.5%的高速增长后，“十一五”以来，浙江利用外资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十一五”时期，全省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7.3%，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502.80亿美元，比“十五”累计翻番；“十二五”时期，全省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9.0%，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716.60亿美元，比“十一五”累计增长42.5%。外资规模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已经到来(见图1)。

图1 2001—2015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增速变化/%

(二)外资行业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外资涉及领域不断拓展，结构不断优化，从最初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走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并不断向服务业倾斜。2012年浙江农业实际利用外资5 838万美元，占0.4%;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64.06亿美元，占49.0%；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64.64亿美元，占49.5%，首次超过制造业。之后几年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权重不断提升，2015年达到57.1%，进入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见图2)。服务业利用外资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扩大服务贸易、推动服务创新、引进新的商业模式、催生新型服务业态、激发新兴服务消费和提升服务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图2 2005—2015年浙江省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

(三)营商软环境成引资新磁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浙江对引进外资的需求发生很大的变化，各地政府的引资导向从“捡到篮里都是菜”，追求规模增长，向招商选资、注重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对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跨国企业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对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项目、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效应明显的外资需求趋于旺盛；着力推进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对促进国际产业集群形成的产业链投资需求明显增加。从外资对投资环境的需求看，要素成本导向逐渐淡化，对投资国的法治供给、制度供给、服务供给、市场环境供给和产业配套供给等需求趋于强化，上海自贸区以制度创新吸引外资大幅增长就是最好的例证。新常态下，以制度建设和服务供给为核心的营商软环境将成为引资新磁场。

三、浙江利用外资的短板

浙江利用外资的短板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资本身的质量问题；二是招商引资的营商环境问题。目前，这两类短板同时存在。

(一)质量短板

1.港资主导的外资来源地结构长期未变。香港特区既是离岸金融中心，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一直是浙江外资的主要来源地。特别在“十二五”时期，浙江港资比重保持在60%以上高位运行，最高达71.5%，比“十一五”时期提高近20个百分点(见图3)。从香港流入的FDI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港商投资、在港中资机构投资和返程投资，返程投资的存在是港资比重较高的原因之一，容易引发各界对外资工作的质疑。欧美国家投资比重变化不大，2015年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实际外资占11.9%，仅比2010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可见，长期以港资为主的外资结构问题，已经成为浙江利用外资的短板。

图3 2005—2015年浙江利用港资情况

2.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升级滞后。利用外资并没有带来服务业领域显著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境外资金流入的主要意愿是市场拓展和套利，很难在资金流动时转让其关键技术和先进服务模式。同时，服务业外资结构不尽合理。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占服务业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过高，2011年达到53.6%，2014年为47.6%，2015年仍然达到1/3(见图4)，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占比则相对较小，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外资比重较低。外资在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加大了浙江三次产业结构的偏差，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快速提高并没有改变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这两大短板(见图5)。

图4 2005—2015年浙江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

图5 2015年浙江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

3.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引进成效不明显。①根据浙江省商务厅世界500强数据库资料(共包含144家世界500强在浙投资的464家企业)分析。截至2015年，共有174家世界500强在浙江投资设立了526家企业和机构，占全省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0.9%；总投资266.0亿美元，占全省外商投资总额的5.2%(见表1)。从产业结构看，世界500强企业投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尤其是制造业。144家世界500强投资的464家企业中，投资第二产业的有337家，占72.6%；投资第三产业的有127家，占27.4%，说明高端外资及高端服务业代表，即地区总部，研发、采购、营销和物流等各类功能性机构设立不多，与上海、北京等地差距较大，成为浙江利用外资的一块短板。

表1 2010—2015年浙江引进世界500强情况

4.外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有待提升。外资的溢出效应(确切地说统称为FDI溢出效应)在学术界研究较多。FDI作为“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入，对我国企业、产业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日益重要。目前，国内从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经济宏观各个层面研究外资溢出效应的文献众多，但结论不一，总的来说，FDI促进当地企业技术和管理提升显著的结论不多。近年来，浙江不断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尤其是极具浙江特色的“以民引外”，但总体效果一般。

(二)环境短板

1.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亟待推进。主要表现在《外国投资法》尚未正式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尚未全面推广。我国按照先行先试、逐步推开的原则，将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此之前，包括浙江在内的未纳入试点的地区，在未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前不能复制和仿效，仍实行现行管理模式。在尚未授权推广前，各地要防止进入盲目推出本地版“负面清单”的误区，否则不仅将造成制度的碎片化，影响统一、有序的投资环境的构建，还可能导致涉外法律风险。

2.产业配套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外资总体呈系统化投资趋势，产业链竞争力的重要性凸显。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外资对东道国区域产业配套能力的要求更高，其投资项目的技术溢出和产业带动效应也很强。与上海、广东等地相比，浙江产业配套供给有待强化。浙江多地依托开发区加快国际产业合作园建设，强化对高端优质外资的精准招商。

3.人才、土地和资源等要素供给趋紧。新常态下，土地、资源等要素供给约束趋紧，有限资源的精准投放型供给与各地招商项目落地需求不匹配。以土地为例，优先保障省定重点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民生项目等，商务部门普遍反映招商项目用地难，即便是“大好高”项目，可见“有求必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4.外资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服务是营商软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目前，浙江外商投资服务侧重于前期招引阶段，事中事后的主动服务、精准服务相对不足，各地相关部门外商投资服务常态化工作机制尚未建立。

四、推进利用外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策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改革。当前，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外资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增强集聚全球优质要素的能力，实现调结构、补短板和创优势。

(一)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紧抓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机遇，强化产业招商，发挥高端、高新和优质外资对浙江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作用，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注重推动引资、引技和引智的有机结合，以“引技”“引智”促进技术和管理创新。鼓励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行业龙头企业在浙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统筹整合浙江各类创新平台资源，聚集全球创新要素；支持外资与本地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等合作交流，促进技术性项目并购，鼓励外资参与政府技术攻关项目，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促进技术竞争，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二)创新利用外资方式

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浙江优质民营企业资源与优势，搭建平台，拓宽渠道，支持民营企业加强与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管理、市场等多方面、多形式的合作与对接，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融资租赁等方式参与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探索民营企业以海外上市、引入创投基金等方式与外商合资合作，支持境内上市企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增强民营企业在品牌、技术和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建设能力，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发挥引进外资对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的作用。

(三)提升招商引资能力

通过创新推广，灵活运用平台招商、借力招商、上门招商和小分队招商等方式，加强投资促进工作。充分利用厦洽会、浙洽会和世界浙商大会等国家级、省级招商平台，实现大平台招商的品牌化和专业化。借力国际主流媒体和高端平台展示浙江，提升国际美誉度。加强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等外商投资生活配套项目的建设，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体制机制，包括完善招商资源整合机制、招商竞争合作机制、招商考核激励机制和招商服务管理机制等。

(四)提升外资管理服务水平

全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保持外资政策的稳定、透明和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创新外商投资监管体系，加强安全审查和风险防范，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和外商投资信息公示平台，充分发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平台作用，形成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监管及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外商投资全程监管体系，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构建外国投资者信用管理机制，倡导外商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全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联系协调机制，提升外商投资精准服务机制，保障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 陈汉轮)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Short Board in Foreign Investment in Zhejiang

ZHAO Jianhua & JIANG Wei

(ZhejiangInstituteofCommerce,Hangzhou,Zhejiang, 310006,China)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foreign investment is also facing a new situation. Zhejiang is the typical region in using foreign capital, their experiences and initiatives can provide good references for other provinc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and short board issues in Zhejiang’s foreign investment during 2001—2015, and around the aspect of supply-side reform it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in Zhejiang.

use of foreign capital; supply-side reform; foreign investment; FDI

2016-06-24

赵建华，女，浙江诸暨人，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

10.3969/j.issn.1671-2714.2016.0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