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37年湖南省炎陵县红军标语的发展

摘要：红军标语作为主要有红军部队书写的一种宣传手段，其发展与传播者即红军宣传队的建设密不可分1927年，红军宣传工作仍处于萌芽时期。宣传部队尚未正式形成，宣传工作十分混乱。缺少明确的宣传纪律约束，整体政治素养不高；宣传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传播功效薄弱。1929年古田会议后，红军宣传工作进入发展期。此时红军宣传队伍正式成立，宣传工作走上正轨。党开始对宣传员展开政治培训工作；宣传内容走向多方面，涉及不同的受众群体；宣传形式也逐步丰富；此时，红军标语传播功效体现出来。党通过颁布多份文件，对宣传工作进行进一步规范，宣传工作走向理论化。

关键词：红军标语 红军部队 炎陵县 传播者

湖南省炎陵县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是我国现存红军标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地区。通过对标语的实地调研，共搜集有273条标语，其中大部分均由红军部队书写，留下来近百支部队的番号。红军标语在炎陵县从被误读、不被人民群众相信到发挥良好的革命宣传作用，产生鲜明的传播功效，和红军宣传部队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一、宣传工作萌芽期 宣传工作混乱

炎陵县红军标语时间跨度主要是以1927年三湾改编到1937年长征结束这十年的时间，早期对标语宣传虽有重视，但是缺少切实可效的方法辅助。

1928年10月，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毛泽东专门提出要对宣传工作进行重视，提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但是由于革命条件的艰苦，经济环境恶劣，红军部队力量不足，虽有对宣传工作出台了多份指导意见，但是缺乏贯彻落实，宣传技术落后。

（一）宣传队伍不健全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成立之初就把宣传队正式编入了部队的建制。但是这些宣传队伍十分少，每个大队多的有三支宣传队伍，少的只有一支甚至一支也没有。为了凑齐宣传队伍，对宣传员的成分没有进行考量。俘虏兵、伙夫马夫、吃鸦片的等各类人都有，“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了。”这样的宣传队伍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便开始书写标语，不仅不被人民群众信任，而且还受人排斥。“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的称号。

宣传部队之所以初期发展不健全，根本在于红军人数的严重不足。红军经过多次战役到达井冈山之初，整个红军部队的人数已经大大削减，除去主要的战斗人员，负责宣传工作的士兵难以凑齐，只能从别的地方抽调补充，而这也导致宣传员的成分太差。人数的不足、素质的不够直接导致此阶段红军标语书写较少，传播效果不佳，不仅没能动员广泛的人民群众加入红军，反而起到了负面效果。

（二）宣传形式、内容单一

通过对炎陵县现存标语研究发现，当时的红军标语宣传形式上主要停留在墙体标语上，对于传单、壁画、歌谣、化装、口头直接宣传等其他形式比较少；在内容方面，主要集中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的批判，鼓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经济类、政治类、军事类都占据较大比重，但是宣传移风易俗等关心百姓日常生活类标语十分少。

根据对红军标语博物馆保存的有具体时间可考的标语进行分类统计，可以看出在1927年-1929年红军宣传工作萌芽期，红军标语主要是以经济类、政治类和军事类标语为主，都基本占据宣传内容的30%左右，而日常生活类仅为4.4%。

根据数据可以推测，当时党所处环境十分艰难，宣传工作的核心是需要最大范围的鼓动百姓拥护红军，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思想上的教化并未引起重视。经济上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政策，给予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几千年的老百姓最直接的受益，刺激他们加入红军队伍当中，并和鼓动群众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红军的政治性和军事性标语相配合。但是这些标语的内容都十分粗糙、简单。经济类基本都是鼓励农民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政治类多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些空泛标语，缺少对党的政治纲领的宣传，没有实际内容，军事类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在这样的宣传环境下，宣传功效并不明显，直到1929年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出台后，红军的宣传工作才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二、《古田会议决议》 宣传工作发展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这次会议对之前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并提出具体纠正路线，一支专门化的宣传队伍正式建立起来。

在宣传形式方面，革命歌谣也开始出现。为配合当时开展热烈的中村乡插牌分田运动，宣传土地革命运动的歌谣纷纷创造出来，这些歌谣字数较少，成对称式结构，语言轻快活泼，朗朗上口，在工农群体中口头传播的十分迅速，和标语的文字传播相结合，共同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另外，壁画、邮政标语、石刻标语、竹板标语等多种类型标语也开始出现。

在宣传内容方面，日常生活类标语有了明显的增长，如：“铲除封建余孽，达到婚姻包办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要平等、要自由”等宣传移风易俗的标语；政治类、军事类标语开始有了针对性，出现了宣传政治纲领性标语。

根据研究数据显示，在古田会议后，经济类标语比重已下降至22.4%，而政治类、军事类较上一阶段比例略有上升，最明显的是日常生活类标语，已上升至12.1%，表明此时红军宣传的中心虽仍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但更关心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宣传新思想。

1931年10月，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红军标语开始注重宣传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并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纲领性文件；军事上在这一时期活跃在湘赣苏区的部队主要有红五军、红七军、红八军以及省军区下辖的地方武装，配合反“围剿”斗争，宣传扩大红军，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宣传对白军士兵的政策，分化瓦解敌军。尤其在针对白军的宣传标语上，出现了《告白军士兵书》，言辞恳切的表达出对白军的善意，使敌军的力量转换成自己的力量。

三、红军标语宣传工作的理论化

古田会议后，党对宣传工作并没有放松，各部队通过开展政治培训班等，培养了大批的宣传干部，提高了宣传队伍的整体素质，并连续颁布多份文件，对宣传工作进一步进行规范，使宣传工作走向理论化。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对每个乡政府、每个公会和每个士兵都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动员广泛组织标语宣传；第二次反“围剿”时，江西省赤色总工会继续颁布《宣传动员令》；1931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部出版《火炉》第二期，强调要在各地方的墙壁上，写满煽动敌方士兵的标语；1932年6月《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提出要组织壁画队，有技术性的写上一些目前的中心口号；1932年7月《中共湘赣省委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指出要“多用石灰土红涂写墙壁与画报等”，“对白军方面则厉行河流宣传用木板写标语沿水流于白区去……此外与赤白交界地放孔明灯，内面写些标语口号。”通过多份文件的出台，宣传工作逐渐上升至理论化的高度，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实践。

伴随着红军宣传部队的一步步建立、发展、成熟，红军宣传标语也不断完善，使标语作为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纲领，发动群众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宣传移风易俗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湖南省炎陵县的红军标语，不仅在当时对炎陵县本身产生了良好的传播功效，而且还为随后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红军标语宣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标语在长征路程中充当了宣传前锋的角色。通过现存的红军标语我们还能够清晰的看到标语的发展的轨迹，是研究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历史材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井冈山干部学院.苏区红色标语[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周姝祺，本科，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