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那些“假官”和“假皇上”

陈忠海

骗子是这样“洗白”的

《清稗类钞》里提到一个叫钱豁五的人，这个人极聪明，通音律，文章也写得好，但科举失利，又不愿吃苦，所以远走他乡以行骗为生。在广西，他投奔了一个在官府当幕僚的亲戚，详细了解了官场的各种潜规则，就租了一所大宅子，雇奴仆、摆排场，甚至私制官服，用“假官”的身份行骗，频频得手。

也许是骗得太多了，这个钱豁五还是失手了，流窜到北京、山东、江西、广西等地继续行骗。有一次，他要从广西到浙江去，就想办法弄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黄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经数省都畅通无阻，吃喝全由驿站供应。

在杭州，他终于被识破，扭送至钱塘县衙。此时的钱豁五已修炼成“假官”中的“极品”，对各级官员的心理洞悉无余，他对县令说：“今欲罪我，我固无辞，第不利于四省官员，未知大吏能办否？”意思是，我从广西、湖北、江西、浙江一路而来，你要把我办了，上面这四省的有关人员是不是都得受牵连？这番无赖话居然镇住了县令，同时发现这小子原来是个人才。于是，钱豁五不仅重获自由，还谋了一份正式官差，用“钱炳”这个名字捐了个五品官，把身份完全“洗白”。天网恢恢，最后“钱炳”因分赃不均，被同伙检举，发配充军。

现在，也有很多人像这个钱塘县令一样，抓住了骗子，却怕掀开了盖子，对自己、对同僚不利，所以尽量淡化处理。还有一些人，中途虽已识破骗局，却不敢声张，甘愿吃个哑巴亏。

冒充和珅儿子有什么好？

任何骗术都有心理学的基础，只有掌握被骗者的心理才能控制其行为，让其放松警惕或主动上钩。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性的弱点有两个，一是诱惑，二是恐惧，“假官”出来行骗，对这一点摸得很清。

和珅专权时，有个年轻人跑到南京，自称是和珅的儿子，与当地官员来往频繁，向某官员借3000两银子。该官员想借又怕上当，听说和珅的儿子“善书大鹅字”，就找了个机会，准备好笔墨纸砚请此人去写。眼看要露馅，但此人一点儿都不慌，故意发怒：“尔非乞我书，盖疑我为骗子，欲留笔据耳。吾父若知之，我何以自解？银不敢借，酒亦不必饮！”说完拂袖径出，该官员惶惧，不敢再验查其身份，乖乖将银子如数奉上。

核实“假官”们的身份不难，难的是敢不敢。在一些人思想里素来有严重的“媚上”心态，怕核实人家的身份会惹“领导”不高兴，在这些人看来，“领导”高不高兴关系重大，足以大过真理和真相。

还有人假冒皇帝

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戊戌变法之后，传说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但其他情况外界知之甚少。某日，武昌金水闸来了一主一仆，主人20多岁，“长身白俊”，仆人40多岁，“无须，发语带女声”，二人“均操北京官腔”。他们租了一处公馆，平日匿迹不出，但服用豪奢，仆人“进茶食必跪，有传呼必称圣上，自称奴才”，消息传出，整个湖北轰动了。

汉口各报披露了消息，社会上议论纷纷，“皆谓光绪由瀛台逃来湖北依张之洞”，还有小报趁机刊载说唐故事，把西太后比作武则天，把光绪比作李旦，而李旦恰好当年有避难汉阳的事，这让张之洞一下子坐在了火山口上。

武昌知县陈树屏前去“问安”，“皇上”称要见张之洞方可透露，对其不屑一顾。其实，张之洞把二人请过来见见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可惜，张之洞虽为正二品的湖广总督，当时却没有见过光绪皇帝！只有让陈树屏反复查询。

有人出了个主意，骗那个40多岁的仆人去洗澡，结果又发现此人果然被阉割过，这增加了二人身份的可信度，“城中男女，往拜圣驾，日有多起”，“候补官员中，有视为绝大机会，亲往拜跪者，亦有献款供奉者”。

经过一番折腾，此事最终真相大白，假光绪其实是一旗籍伶人，常入内廷演戏，深知宫中之事，最后自然是被“斩立决”。这件事甚至惊动了身在日本的梁启超，专门给张之洞写信询问，可见影响之大。

过去信息通讯落后，受技术条件所限，官员的情况的确不容易核实，现在媒体发达、信息便捷，但难免也有死角，尤其是那些人为的死角，这给了“假官”行骗以机会。

他们会认真研究这些漏洞，捏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机构，自报一些看着像那么回事的职务，你想找有关方面核实，却无从下手。“真官”难见，“假官”出现。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也是“假官”行骗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