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休战与柳永词的“盛世”之音

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宋夏休战与柳永词的“盛世”之音

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柳永是词史上首次大力展现城市风光的词人，其城市风光词所透显的“盛世”之音不仅拓展了词体的创作范围与表现功能，也使他成为抒写北宋承平时代精神的代表。柳永的城市风光词所呈现的盛世之音，除了与其浪子情怀和当时社会之商业经济的高度繁荣有关外，也与北宋前期的民族关系格局，尤其是北宋与西夏之间的停战有着密切关系。探讨宋夏关系与柳永词的“盛世”之音，既是透视其创作城市风光词内在成因的新视角，也是揭示北宋民族关系格局对词体创作产生影响的重要范例。

柳永；宋夏关系；城市风光词；“盛世”之音

在北宋167年的发展历程中，民族之间的纷争与融合始终是其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内容。北宋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过宋夏战争的困扰，文人也因此深受这场持久战争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北宋立国到靖康前的170年间，中国境内的民族关系格局大体呈宋、辽、夏三朝鼎立之势，这一局势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文学发展的走向……宋辽‘澶渊之盟’的订立及宋夏议和之后，中国境内的三个主要民族的关系由对抗走向了和解，文学创作也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1]。这段话概括了民族格局对北宋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也指出了“宋夏和议”这一事件对于北宋文学风貌的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词体的变革。柳永城市风光词中所透显的“盛世”之音正是“宋夏和议”背景的反映。目前，学界主要从北宋商业经济的发展、柳永的仕宦经历等角度，对其城市风光词进行研究，却忽视了民族关系格局这一重要的社会背景。有鉴于此，本文将柳永的城市风光词置于“宋夏和议”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深入揭示柳永词“盛世”之音所负载的时代精神。这不仅拓展了柳永词的研究视域，也进一步印证了宋夏关系对于北宋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一

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个以词体大力描写城市风光的词人，在其《乐章集》的200多首作品中，展现“盛世”都市风情的作品就有50多首。柳永能够创作数量如此之多的都市风光词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受到时代环境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北宋与辽、西夏之间战争的短暂停歇，给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社会环境，使得城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影响了文人的创作视野与价值取向。宋代周紫芝在《太仓稊米集·书陵阳集后》中有云：“国家承平日久，朝廷无事，人主以翰墨文字为乐。当时文士，操笔和墨，摹写太平。”[2](2852)可见，“摹写太平”已成为当时的文坛风气，而柳永无疑是最积极、最热情的一个。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3](41)，对于柳永词所呈现的“盛世”之音，同样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这就涉及北宋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及其民族关系格局。

柳永所在的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北宋民族关系格局形成并发生转向的重要时期。真宗咸平年(公元998年)至仁宗明道年(公元1032年)间，正值宋辽、宋夏关系缓和的时期，战争的暂歇给北宋社会带来了一时安宁局面，“酒食声乐”的世俗生活与表面繁华的盛世景象交相辉映，勾画出北宋社会一时的承平气象，而这也正是柳永科考失利以致走向漂泊羁旅人生之路的时期。在流徙辗转过程中，柳永的行迹遍布崇安、杭州、苏州、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等地。这些地方要么是少受战争侵害的富庶南国，要么是繁花似锦的帝都皇城。尤其是在宋夏和议期间，北宋都城汴京更是一派祥和繁盛之景。柳永对城市风光的描摹和帝都气象的盛赞正是宋夏战争暂缓时期社会承平气象的展现。

宋初的五六十年间是宋、辽、西夏形成三足鼎立局面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宋夏关系相对和平的时期，这与太祖、真宗三朝对西夏所采取的“羁縻政策”密切相关。作为西北地区的主要民族政权，吐蕃、党项、回鹘在唐末就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因而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宋初，王朝在重点防御北方强辽的同时，将统一大业放在首位，对西北少数民族实行“和边”政策。封官授爵、怀柔安抚、开展贸易等成为加强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主要策略。在“和边”政策下，北宋和西夏在短暂的交战后，持续了将近30年的和平局面，为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北宋邵伯温在其《邵氏闻见录》中记录道：“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衡，谓之栩车鼓苗。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4](23)真宗咸平年至仁宗天圣年间，正是宋夏双方停战的时期，战争的短暂停歇使北宋社会处于“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5](3086)的和战状态，“承平日久，国家无事”成为真宗朝至仁宗朝前期的社会表象。在战争暂歇期间，北宋的商业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浪子词人”柳永正是在北宋这一畸形社会形态下孕生的一代词坛巨匠，其创作价值取向与宋辽、宋夏关系的暂时缓和密切相关。

柳永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漫游之中，据考证，柳永于1002年至1024年漫游于汴京，1025年至1030年在江南漫游，1032年至1033年漫游于关中。这一阶段，恰值西夏与北宋休战的时期。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北宋以分封德明为定南节度使等条件为前提，于同年9月与西夏缔结了二者之间的第一份和约。此后，宋真宗更是奉行“姑务羁縻，以缓战争”[5](1403)的对外政策，宋夏之间维持了一段比较稳定的和平状态，从而出现了“边鄙无事，民人安居，旷土垦辟，稼穑丰茂”[6](667)的安定局面，这也成为宋夏关系最好的一段时间。柳永由南至北的宦游生活也恰在这一时期，展现在他眼前的也正是战争暂缓下的社会承平表象。作为一位专业词人，柳永必然有着自己的文学理想，而这种理想往往与时代精神、现实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若创作脱离时代，就无法实现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也将无法实现一个文人的创作理想。对于柳永而言，生活在宋辽、宋夏争战短暂停歇的承平时代，太平盛世无疑是他必然要去捕捉与彰显的时代精神。

柳永创作的黄金期在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这也正是北宋王朝走向全盛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包括与西夏保持了近40年的和平状态，从而促成了北宋商业经济与都市文化的繁荣发展。虽然身处盛世之中，但向往独立人格的柳永终究落入仕途失意的境地，并在游离于政治边缘的同时，成为市民阶层与都市文化的代言人。始终割舍不下的仕宦情结使得柳永对帝都的繁华满怀憧憬并极力抒写，以期通过盛赞太平获得主流精英阶层的认可。因此，在他笔下，充分展现了北宋“殊方异域，争贡深烬，架嫩航波奔凑”[7](94)“筹帷厌久，盛年昼锦，归来吾乡我里”[8](94)的太平盛世景象。柳永在其作品中常常用“时泰”“太平”“升平”等字眼来展现他所感受到的盛世繁华。在《玉山枕》中，他以“舞艳歌姝，渐任罗绮”[7](208)的绮艳欢歌场景尽显社会安泰风情；在《倾杯乐》中，他以“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7](31)铺排渲染，彰显“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的盛世景象。在《抛球乐》中，柳永则以“是处丽质盈盈，巧笑嬉嬉，手簇秋千架……名园深处，争泥画轮，竞羁宝马”[7](126)的秾丽香艳气息营造堪比唐虞时期。在《透碧宵》中，柳永通过“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7](216)的遍地欢愉景象，展现了“太平时、朝野多欢”的享乐氛围。这些描写将真宗朝至仁宗朝前期的社会光景纳入其艺术视野之中，首次通过词这一文体展现了宋夏关系相对平和时期的社会图景。北宋文士黄裳在《书〈乐章集〉后》中云：“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今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概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8](239)黄裳认为，柳永词就像杜甫诗中真实反映中唐的社会现实那样，反映了真宗朝、仁宗朝的太平盛世气象，具有以词传史的意义。材料中所提到的嘉祐年间，正是北宋败于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之后，宋仁宗同意了李元昊提出的种种和战要求，并与西夏在1044年签订了“庆历和议”。此后，宋夏之间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柳永在此期间所做的城市风光词恰恰表现了宋夏和战后京城汴京与一些南方城市所呈现出的安定富庶景象。

战争的短暂平息使得宴饮享乐、以妓侑酒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柳永在这种大气候下也开始了适应时代氛围与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词体创作。不论是都市经济的富庶繁华，还是歌楼楚馆的市井风情，这些具有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的风俗画卷都被柳永摄入笔下。“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7](28)，“朱门院落，弦管新声鼎沸。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7](234)，“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倩。翠华幸宵，是处层城阆苑”[7](25)，“帝居壮丽，皇家颐盛，宝运当千”[7](216)，这些丽辞雅句充分显示了帝都东京的富丽堂皇和繁荣昌盛，具有一定的写实性。作为儒家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传统士人，柳永对于这种“承平气象”由衷地歌颂，也倾注了他希图建功立业的入世心态。柳永以词体真实反映太平盛世气象的创作方式得到了读者的肯定。祝穆《方舆胜览·卷十》记载：“范蜀公尝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9](123)。李之仪也将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柳永词的成就做了肯定：“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10](200)他指出，柳永在盛赞太平气象的同时，也涤荡了花间词的颓靡气息，已初步显现出宋词的开阔气象。《迎新春》一词就可见一斑：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睛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7](31)

这首词极尽铺陈都城汴京元宵节的盛况。在晴朗和煦的天气里，华灯绽放，罗绮飘香，箫鼓声声，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到了夜晚，秦楼楚馆中的貌美女子也在吸引着赏灯人的驻足。“绝缨掷果无数”包含两个典故：“绝缨”指楚庄王宴会的时候，一楚将酒醉戏美人，美人摘下其冠缨，庄王不计其过，令大家皆绝缨，词中代指男女嬉闹的场面；“掷果”出自西晋，文学家潘岳容貌俊美，每次出门都会有老妪投掷给他满车的果子，形容美男子为妇人所爱慕。这两个典故都用来形容男女欢会的情事。“少年人、往往奇遇”暗含着风流韵事的发生，而这一切的热闹与迷情都源于“朝野多欢民康阜”的太平景象，就连柳永都不禁发出“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的留恋感叹，由此可见都市的享乐氛围对他的感染。

在《乐章集》中，此类反映城市繁荣景象与市民风情的作品随处可见。如：“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7](234)；“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7](40)；“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7](111)；“西风吹帽，东篱携酒，共结欢游”[7](185)。可见，上到朝廷，下至市井，到处浸淫在四方无事、及时行乐的氛围中，这实质上是朝廷不思进取的表现，苟安行乐思想在整个社会中蔓延，营造了一个表面安定繁华的太平盛世的假象。作为忠诚于朝廷的儒家士子，柳永也在不断盛赞太平，如“太平时，朝夜多欢”，“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7](113)，用欢歌、多暇指称“升平”时代，从而展现了一个没有战争侵凌的安宁繁荣的理想社会状态。都市娱乐文化的发展促发了通俗文学潮在市民阶层的潜行，这对于“平生自负，风流才调”[7](57)的柳永来说，可谓如鱼得水，他不仅大肆渲染都市生活的繁华，而且尽显舞席歌筵上的欢乐高歌与宴会之外的幽欢佳会。在他笔下，有“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7](3)的海誓山盟；有“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7](21)的美好恋情；有“且相将、共乐平生，未肯轻分连理”[7](64)的向往与期盼；更有“命舞燕翩翻，歌珠贯串，向玳筵前，尽是神仙流品”[7](117)的饮酒欢舞之乐。

柳永用一个在野下层文人的视角艺术再现了中原息兵、政局短暂稳定下的都市旖旎风情与盛世享乐之风，可谓是“升平气象，形容曲尽”[11](79)。由于其创作迎合了时代潮流与消费需要，所以柳永广受市民阶层的喜爱，其词作达到了“骫骳从俗，天下咏之”[12](311)的广泛传唱。可以说，柳永以通俗晓畅的语言、动听悦耳的旋律表现承平世情，以纪实手法展现了民族争战暂歇背景下的盛世欢歌。在167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宋与西夏之间的争战冲突几乎没有停止过，以致“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以上”[13]。宋夏之间的短暂休战，促成了北宋社会商业经济的繁荣与承平气象的形成，柳永恰恰处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没有战乱侵扰的太平景象成为这一时期的缩影，词体作为宋代的一代之文学，是呈现时代气象的文化载体。这也就意味着在宋夏战争背景下，词体在按照自身的艺术轨迹演进的同时，也必然会受到现实政治内容的牵引，从而承担起更为复杂的现实内容。当我们把目光定格在宋夏对峙百余年时，就会发现北宋文人的创作热情与文学的现实指向是随着宋夏战争的发生发展而彼此消长的。柳永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恰恰处于宋夏战争短暂停歇的历史阶段，他捕捉到的也正是宋夏短暂停战后社会表面的承平气象，而柳永也因此成为这一特殊时代的歌者。

二

作为生活在道德性命与政治责任双重作用下的北宋词人，他们无论如何也舍弃不下自己的政治关怀，也必然会将自己的社会理想与价值取向注入词体创作中。柳永同样如此，其《乐章集》就做到了时代精神与个人气质的高度统一。对于北宋社会而言，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与深重的民族忧患并存。表面的承平并不意味着北宋王朝就此永享太平，二者之间的矛盾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这种矛盾性的双重世风，共同影响着柳永的创作视野。尽管柳永以市井文人的目光捕捉着承平社会的光影，但作为北宋文治社会中的一名儒家士子，柳永同样有着与同时代文人相似的文化人格，有着大多数文人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柳永无法舍弃的科第情结及其经典作品《煮海歌》中的忧民情怀，都有文人精神传统的深刻烙印。柳永虽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但作为儒家文人，其忧国忧民情怀却同样印刻在其人格之中。即使沉落于风花雪月的世俗生活，他依然能够透过浮华世相捕捉到时代的脉搏。面对宋夏战争这样一个牵动整个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柳永同样给予其以极大关注。因此，他在呈现盛世太平的同时，也对宋夏争战带来的社会危困表现出极大隐忧。柳永在《一寸金》中就纪实性地展现了宋夏战争暂停后的社会风貌：

井络天开，剑岭云横控西夏。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梦应三刀，桥名万里，中和政多暇。仗汉节、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文翁风化。台鼎须贤久，方镇静、又思命驾。空遗爱，两蜀三川，异日成嘉话。[7](90)

这首词作于1033年，时年柳永50岁。该作品系柳永从渭南入成都而作，作品展现了北宋蜀地的繁华景象。自宋太祖至道二年，李继迁就已围困灵州，并在环庆与泾原两路频繁战争，此后，战区扩大至整个河西走廊。陕西是宋夏之主力战争的发生地，柳永在漫游西北之时，定是目睹了战争所带来的萧索场景。当离开战地进入安宁富庶的蜀地之后，柳永的心绪也变得豁然起来。作品开篇便以“井络天开”四字点明蜀地的先天地理优势，即使西夏的攻势再猛，战争也不会扩展至地势险要的蜀地，“剑岭云横控西夏”不仅衬托出蜀地天险地势的天然优势，也从侧面流露出宋夏战事的激烈。此外，作品看似是在盛赞蜀地的繁华盛景，实则寄寓了作者渴望融入文治社会，施展自己有补于世的人格抱负。“台鼎须贤久”不仅是柳永对入仕的渴求，也影射出当时北宋世风低靡，缺乏有为气息的社会现状。“空遗爱，两蜀三川”亦暗含隐忧：若北宋朝廷继续遗漏贤才、不思进取，恐怕当下繁盛的蜀地会因朝廷的懈怠而不复存在，只能成为日后的佳话。这首词看似在展现“歌台舞榭”的繁华景象，实则寄寓着柳永对安宁平静生活图景的留恋，这种留恋中也隐藏着他内心的黯然忧怀。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至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柳永离开汴京去西北漫游。在这期间，柳永离别京城的耀眼繁华，途经宋夏战争的主要发生地，目睹了边地的萧索荒凉，词风也由炫目瑰丽转向荒寒凄凉。在《引驾行》中，他以“红尘紫陌，斜阳暮草长安道，是离人、断魂处，迢迢匹马西征”[7](191)表现了离京时的黯然心情，然而进入西北之后，满目的荒凉之景映入眼前。

高柳乱蝉嘶。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7](133)

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7](132)

陇首云飞，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栏久，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忍凝眸？[7](33)

就在柳永漫游西北之时，正值德明病死，李元昊即位。李元昊称帝，意味着西夏对宋王朝将构成严重威胁。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元昊攻取甘州、凉州，使得河西走廊西部失去了保护屏障，而柳永漫游所至的地方，正是西夏已经攻占的地域。其目及之处，一派荒寒景象。柳永用“乱蝉”“夕阳”“秋风”“衰杨”“烟波”“清秋”等暗淡凄迷意象，揭示出战争状态下的“萧索”景象，而词人身处这片被战争侵扰的寂寥土地，凄凉之感油然而生。再加上自己功名未就，长期漂泊无依，怎能不是一副憔悴之态呢？与之前词人漫游京城与南方期间创作的作品相比，柳永漫游西北的作品与以往盛赞太平的创作心态截然相反，流露出深切的忧伤与心痛之情。从中可见柳永的悲悯情怀与忧患意绪，这在他的咏史怀古词中亦有深切流露。《双声子》正是作者游览古都风景过程中忧国情怀的表现：

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牢落暮霭初收。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帷闻麋鹿呦呦。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7](109)

这是一首借都市风物来咏史怀古的作品。上片写眼前景物，慨世事沧桑，下片追忆历史，纵论古人得失，感慨时代颓靡无力。其中，“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的纵横气势，“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的阔大气象已成为“当日风流”。而如今，懦弱的北宋王朝再也没有了“夫差旧国”时的宏大气象，面对西北边陲的强大威胁，宋王朝不但不思奋发，反而从上到下醉生梦死，歌舞升平，这颓靡的时代必将“尽成万古疑愁”。词人援引历史，旨在讽喻当下，在沉郁苍凉的审美意境中寄意遥深，从中可见柳永身处太平盛世而忧心社稷的济世情怀。

从锐意进取的无名寒士、声名鹊起的才子歌者到失意无为的浪子词人，柳永的角色转变使他成为时代精神强有力的体现者，歌颂盛世、安邦济民、悲叹民生、厌倦名利、流连市井构成了柳永矛盾而悲剧的精神世界。这一矛盾不仅是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范的相互碰撞，亦是浪漫天性与追求功名之间的纠结缠绕，更是在表面繁华实则危机四伏的畸形时代环境中，诸多社会矛盾在一个具有政治热情和济世之志的士人身上的叠加，这些矛盾像一把把沉重的枷锁，最终毁灭了他的社会理想与生命追求，从而成为在与时代、命运抗争中败北的悲剧人物。柳永所经受的精神痛苦与折磨是战争背景下受压迫文人的共同不幸，同时也是整个时代悲剧的映射。林逋、潘阆等隐逸文人以幽居山林来持守自我，杨亿、钱惟演等馆阁文人以游艺文字来沉潜自我，晏殊、寇准作为宰辅大臣以忧思自叹来慰藉自我，而柳永作为下层文人最终只能以与沦落风尘的青楼女子相怜相知获得心灵抚慰，这是悲剧时代环境下下层文士的精神出路，从中我们看到宋初士人在无为压抑的时代环境下面对命运捉弄而无能为力的无奈与悲哀。

三

任何一个对文学革新做出卓越贡献的文人，除了艺术上的拓新以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创作一定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特质。与柳永同一时期的晏殊作为承平时期的宰相，其作品中的富贵娴雅之象，代表着北宋初期承平社会中上层主流士大夫的精神状态；而柳永作为北宋第一个对词体进行大力革新的词人，其作品同样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它们“反映了从宋真宗到宋仁宗时期，半个世纪的社会面貌”[14]。这半个世纪恰是北宋与西夏之间的争战时断时续，并通过两次议和使战争暂时得以停歇，北宋朝廷也满足于这样的苟安之状，经济的复苏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北宋也呈现出安宁承平的一时繁盛。作为一个下层文人，柳永亲身体会到了盛世之象及其背后的低靡纷乱，其内心的疏狂、挣扎、彷徨与无助，正是承平社会背后难以掩盖的矛盾的折射。可以说，柳永是一个时代的歌者，他的城市风光词反映了宋夏关系升沉起伏中的社会面貌，让我们看到了边患危机潜藏下的盛世欢歌与悲歌，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与词史意义。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民族关系格局是主导北宋政治、文化与文学走向的重要因素。宋夏战争则是我们透视北宋文人精神与创作取向的关键环节，也是深入揭示北宋文学时代精神内涵的重要观照点，二者的关系值得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探究。

[1] 赵维江.宋辽夏鼎立格局下的北宋文学进程[J].民族文学研究，2004(3).

[2] (清)吴文治．宋诗话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宋)罗从彦.豫章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宋)柳永.乐章集校注[M].薛瑞生，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8] (宋)黄裳.书《乐章集》后[A].(宋)黄裳.演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 孙克强.唐宋人词话[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10] 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11]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 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 李华瑞.论宋夏战争[J].河北学刊，1999(2)．

[14] 李修生.柳永的生平仕履与词作路径[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1).

【责任编辑 海晓红】

2016-09-20

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谏议精神的形成及其文学呈现”(NGY20151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

郭艳华(1978-)，女，宁夏贺兰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和文学思想史研究。

I206.2

A

1674-6627(2016)06-01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