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期的文风及成因探析

罗世琴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8)



北魏平城时期的文风及成因探析

罗世琴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8)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文学作品数量少且几无新变。其文风上承汉魏又近采晋宋；注重文采又不刻求华丽的辞藻与多面烘托，而是更在意质朴的情感与直接叙写；在语言上有典雅与鄙俗共赏的倾向。北魏文风之所以呈现如此面貌，与平城文人在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为适应多元文化而积极进行调适与尝试密不可分。

北魏文学；平城；民族文化交融

北魏政权建都平城自天兴元年(398年)至太和十九年(495年)，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文学创作相对寂寥，因此学界研究后魏文学多着眼于迁洛之后，诸多文学史对平城时期的文学创作鲜有专门论述。然而，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以北方汉族和久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形成的汉文化圈与以鲜卑为主的新入住民族文化圈(鲜卑文化圈)之间存在接触与交融，这必然会影响其时的文学风貌。

平城时期的创作主体多是从十六国入魏的汉族文士。《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仅收高允一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韩延之、宗钦、段承根、游雅、高允、刘昶等人，篇目都不多。其作品与同时代力求新变、渐入文学自觉时代的南朝诗文相比*刘跃进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以“文学独立一科”“文笔的辨析”“四声的发现”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标志。，以“词义典正”见长。

古今学者多从政治环境与作家创作心态角度探讨平城时期文学的沉寂。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政治高压和文人畏祸心态并非仅见于北魏初期，稍早的曹魏正始、西晋太康时期都曾有相近背景，然而文学创作的语言风格、表达思想的深邃、对社会的反思、对个体价值的追寻并未由此消沉。加之“北中国的汉族士人，并不会因为拓跋氏入主中原而丧失文学才能”[1](371)。这就促使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一时期的文学。

一、北魏平城时期的文风特点

平城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整个北朝文学的滥觞，其诗赋创作也体现出文学自身转承过程中对时代环境的调适*《隋书·文苑传·序》称南方“贵于清绮”，“宜于咏歌”，北方“重乎气质”，“便于时用”。钱锺书《管锥编》以为此处言“质胜”实在是“以短为长，犹因背曲而称谦态鞠躬、颊肿而赞贵相颐丰也”，《水经注》《洛阳珈蓝记》《颜氏家训》等“笔”类作品，不宜与“文”比较，本文仅从诗赋角度进行论述。。

交游赠答诗歌在这一时期占有相当比重，多于情感平实中见出文采。由北方十六国入魏的文士中，宗钦有四言《赠高允诗》(十二章)[2](2198)，诗作赞美高允，曰：“口吐琼音，手挥霄翰。弹毫珠零，落纸锦粲。坟无凝割，典无滞泮”，称赞了他的文学才情与作品，又对其创作的具体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绘，秩序井然且颇具气势；表达对自身前程的忧虑与不安，曰：“履霜悼迁，抚节感变。嗟我年迈，迅逾激电。进乏由赐，退非回宪。素发掩玄，枯颜落茜”，以“激电”比喻岁月蹉跎之感，面对时光流逝的无奈表露得情真意切；表达被引荐的期待，曰：“文以会友，友由知己。诗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觌艮暗止”，态度恳切自然。加之“尹佚谟周。孔明述鲁”“水镜叔度，洗吝田苏”等较为常见的典故的应用，全诗对友人的赞扬自然而不夸张，表达自己所寄托的意蕴诚恳而不卑躬。高允也有《答宗钦诗》(十三章)，恳切平实，与宗钦诗相比，语言更为质朴。二者代表了当时赠答诗歌注重情感、质朴平实而又不失文采的风貌。

高允另存拟汉乐府诗两首：《王子乔》《罗敷行》，都注重从细节处直接叙写。《罗敷行》：“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罗敷。巧笑美回盼，鬓发复凝肤。脚着花文履，耳穿明月珠。头作堕马髻，倒枕象牙梳。姌姌善趋歩，襜襜曵长裙。王侯为之顾，驷马自踟蹰。”[3](419)学界多以为此诗“只是复述汉乐府《陌上桑》上半首的梗概”，“仿古之作，并无新意”[1](373)，但在陈述罗敷所着装饰时，此诗着重从细微处对人物进行描绘，从眼睛、头发、肤色、鞋履、耳饰、发饰以及行走姿态等一步步呈现开来，只有最后一句从侧面点明他人眼中的罗敷之美，这要比汉乐府《陌上桑》多从他人神情烘托更为直接。《王子乔》叙写仙人“翔天庭”的具体过程：“光骛电逝忽若浮”，“跨腾太廓逾窅冥”，“穷览有无穷道根”[3](438)，着力于腾升的迅速、游境的广阔、得道的高深，但都是正面直接的细节叙写，不刻意从侧面烘托或加入个人情愫。

从北魏初期文教政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文士中，高允现存篇目稍多，“标志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学创作正在开始复苏”[1](373)。其《鹿苑赋》虽佚[4](628)，而史载该篇讽谏规诫之意堪比《二京赋》*《魏书·高允传》：“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载。”，“睹天规于今日，寻先哲之遗诰。悟二乾之重荫，审明离之并照……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较为婉转地提出规劝、告诫，今人多以为这才是《鹿苑赋》创作的真正含义，足见高允上承汉魏的用心。据考，此文“作于献文帝拓跋弘禅位于孝文帝之际”[1](372)，即刘宋明帝时期，此前，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已亡，元嘉诗文在南方影响正盛。《鹿苑赋》既含有“规讽”之意，语言选择上又以四言、六言为主，抒写云冈石窟始开凿的准备工作和初步工序：“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即灵崖以构宇，竦百寻而直正。絙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描绘石窟的宏伟之状：“固爽垲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陆。恬仁智之所怀，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游思，绝鹰犬之驰逐。”整齐对仗而又不失错综之感，有抒情、有描绘，古拙中又时时显出华丽，这恰恰是汉魏之气与元嘉之风的兼采融合。高闾也有《鹿苑赋》，《魏书·高闾传》载二人因文风相近被称为“二高”，且一曾作《北伐颂》，一曾作《北伐碑》，两篇的内容、文体都十分接近，或可据此推测高闾的《鹿苑赋》也有相近特点。

语言方面，平城时期“典雅”与“鄙俗”共赏。长期生活在北方民族聚集地区的胡叟“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入魏前曾“赋韦、杜二族”，入魏后“世犹传诵之，以为笑狎”，足见其“鄙俗之句”与“笑狎”文风为时人所接受并喜爱。他还“颇涉文流”，与当时文士进行有关文学方面的交流切磋。史载游雅“轻薄”高允之才，而高允不但“不以为恨”，还颇重视其文学创作才能。

北魏初期的文风从总体上呈现文学自身转承时调整自身以探寻适应的过程：注重文采又不刻求华丽的辞藻与多面烘托，而是更在意质朴的情感与直接叙写；上承汉魏又近采晋宋；在语言上雅俗共赏。这种文风特点与后来历代文学所尚不同，与北方民歌的粗犷质朴不同，与北魏迁洛后因追慕南朝而日趋华美的文人创作也不尽相同。

二、北魏平城时期文风的成因

陈寅恪指出，北朝的民族关系问题“文化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5](79)，北魏代北与十六国政权在民族问题上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汉文化圈面临被改变的挑战。叶适《旧学笔记》言：“刘、石、苻、姚与夫慕容，虽曰种类不同，然皆久居中国，其豪杰好恶之情，犹与中国不甚相异。独拓跋氏，则以真胡人至中原，纯用胡俗，以变华人。”[6](153)若以整个北魏时期论，用胡俗“变华人”未必尽然，但平城时期，在文化政策诸方面确有此倾向。另一方面，内迁的鲜卑文化圈也因接受汉文化圈的影响而发生转变。《魏书·崔浩传》言：“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7](811)无论是由己出风俗“变”人，还是自身的“变风易俗”，都意味着文化圈之间在同一时空彼此共融，这必然对当时的文学产生影响。

元嘉以来五胡乱华，为文人从心理上接受鲜卑文化储备了条件。平城时期由十六国入魏的汉族文人，不再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观念看待融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多期望能在北魏政权出仕并保全家族，如《魏书》卷五十二载，胡叟因仕途不顺，与友人程伯达作诗，期望能入魏后“托翰寄辅仁”，发挥自己的才干，不再做被人时时提防的“新客”“疏宾”。段承根父子在不同民族霸主间几经周折后才入魏。以文学创作才能受赏识显名出仕的文人不在少数。例如，拓跋焘见赵逸所作，感叹“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胡方回因“为镇修表”，“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另有窦瑾、房灵宾、房宣明等，皆以文学显名而任中央、地方官学的博士教授之职。反之，出仕也对文学创作有一定促进作用，胡叟就曾“被征至，谢恩，并献诗一篇”。

当时文学创作不仅是汉族文士之间交游、互动的途径，也是汉族文士寻求出仕、与北魏文化圈交流、互动的必要媒介，汉族文士在文学创作方面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民族文化圈的欣赏、评价趣味，以获得认同。有些汉族文士学习民族语言，尤其是鲜卑语言，以此作为出仕的捷径，如晃懿“以善北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7](1944)，孟威“尤晓北土风俗……后以明解北人之语，敇在著作，以备推访”[7](1005)。

与此同时，北魏政权也积极进行学校设置，在鲜卑文化圈传播经学，为鲜卑文人接受汉语文学作品创造了条件。北魏初期，鲜卑文化初入中原，“旧语”与汉语两种语言通用的倾向比较明显，甚至学校教育中的教材也需要翻译：“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8](947)。史载，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以强令禁止的形式对语言做出统一要求：“(太和十九年)六月乙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庭，若有违者，免所居官。”[7](177)他也积极做出表率：自太和十四年以后的诏文撰写，皆由己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其一，鲜卑语在朝堂之上的确是一种通用的语言，汉族文人则使用汉语，其时，二者间需要译介；其二，很可能太和十四年以前，北魏帝王的诏册都要进行专门处理，其中也包括翻译成汉语。因此，官方设置专门的翻译职务，《魏书·官氏志》有载：“(天兴四年)十二月，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7](2973)相应地，这对汉族文人创作的影响可想而知，文学作品要经过翻译或给非汉语文化圈的人去评价，在与帝王或同僚的日常交流和公务处理方面，也要面临语言互译。

在上述境况下，当接受群体缺乏体味追新求变的文风和华丽辞藻的热情时，汉族文人的创作显然不可能完全延续晋宋之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风格，使用经典深奥的语言和韵律考究的俳句，更不可能追新求奇，探寻“辞必穷力而追新”的表达方式。只能通过质朴、通俗的语言，典雅地显示自己的文采。一些接近口语的“鄙俗”“笑狎”“轻薄”的表达，往往因通俗易懂而很快传播开来。入北魏以后文学创作的质实特点，与其说是创作者没有能力创作或失去了原有的创作能力，倒不如说是当时文学作品对接受环境的迎合。

三、结 论

“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7](1869)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形成其特质，必将与这一时期的文学功用、文学接受思潮一脉相承。文学发展进程中，追新求奇与复古守陈都是文学根据社会审美价值和需求，积极做出调整并寻求适应的结果。《文选·序》所言各种文体的审美价值：“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9](2)；沈约提出“文章当从三易说”：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都是从欣赏与接受的审美价值提出的。从这一角度言，西晋时期的繁芜、刘宋时期诗歌的大量用典，与其作品的欣赏接受者多为文学造诣深厚的学者同行不无关系；平城时期在质朴与文采、复古与新变、典雅与通俗之间的兼采并用，与其为适应多元文化而进行的调整与尝试也不无关系。事实上，北魏平城时期的文学，除与当时社会政治与文人心态相关外，民族文化融合及由此引发的调适值得进一步探究。

[1]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5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8.

[7] (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 (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南朝梁)萧统，编.文选[M].(唐)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李小凤】

2016-09-20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教育互动研究的视角”(DMA140214)

罗世琴(1976-)，女，甘肃白银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I206.2

A

1674-6627(2016)06-01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