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前提条件的政策转型

李建忠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前提条件的政策转型

李建忠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发展经济学视域下，作为经济发展前提条件的公平与权利、和谐、经济安全等因素，是考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转型的几个基本层面。只有做到政策转型上的与时俱进，才能实质性地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

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公平与权利；和谐；经济安全；政策转型

新常态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与时俱进的政策转型。从发展经济学视角考虑，作为经济发展前提条件的公平与权利、和谐、经济安全等因素，是考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转型的几个基本层面。

一、公平与权利层面的政策转型

林毅夫等人在《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以下简称《和谐》)中指出：“共享式增长(又称包容性发展。引者注)被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1](5)这一界定把产生收入差距或发展机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如家庭的财富与权势，地理环境或行业，甚至宗教信仰、肤色、性别等，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多由制度缺陷、市场失灵或政策失误所致；另一类则是因个人努力与勤奋程度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它属于市场机制的奖勤罚懒，反映良好激励机制的作用。《和谐》一书强调，共享式增长的核心是机会平等，即通过消除因个人背景差异造成的机会不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等。阿玛蒂亚·森的权利理论也指出，“贫困应该被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贫困和饥荒并非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所致，而是由于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剥夺使然”[2]。由之，收入水平低和支出水平低仅是贫困的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发展能力低下和发展权利的缺失。以上从公平与权利视角理解经济发展包容性的典型观点，都特别强调了充分重视并保护公平和权利对经济发展包容性的显著提升作用。

新常态下实质性地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政策转型，从公平与正义的视域看，首先要考虑的是从机会不平等、分配不公平向机会平等和公平分配模式的转型，即转向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均等和成果的共享性。长期以来我们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经济发展好似打了强心针一样，而公平却没有兼顾起来。包容性发展改变了效率与公平关系被扭曲的局面，重构出两者互促同向变动、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内在关系。“十一五”规划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折[3](13～14)。效率与公平关系扭曲的后果，集中反映在中国“机会弱势”这一庞大群体身上。所谓机会弱势群体，即因发展机会上的弱势而处于生活弱势境地的那部分群体，没有机会或少有机会改变个体命运的群体，同时也是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或即便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却难以或很少享受到发展成果的那部分群体。这一界定突出了三个方面特征，即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弱势、参与发展机会的弱势和享受发展成果的弱势，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个形似三角形的因果循环链圈。注重改变弱势群体现实命运的实际工作且提升其人力支撑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却是众多研究所鲜有顾及的。经济发展最基本的路向就是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实施主体，在人力的作用下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真正做到“发展依靠人民”，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共享式发展”理念，应该是发展的目的、手段和愿景三方面的统一，但现实中一些人却只知“目的”而漠视“手段”。以人为本首先应理解为“现实的运动”[4](539)，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

公平与权利层面的政策转型，其次要考虑由以前的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型。包容性发展方式要重视在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谋求和建立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重视利益主体矛盾的缓解，尽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群体差距，让人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共处；注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建设，使基本公共服务尽可能做到均等化建设，让所有利益主体能够公平享受改革成果。很长时期我们强调让有条件先富起来的人富起来，而先富带动后富“也是个大局”，政府应通过推行非均衡战略最终达到均衡发展。但问题是，至今人们看到的依然是先富与贫困的天悬之隔。这种非均衡发展的惯性倘不能消除，中国经济包容性发展方式的建立便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

公平与权利层面的政策转型，还要考虑由以前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社会建设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转变。长期唯GDP的思维惯性在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的同时，给社会建设带来了诸多隐忧，而社会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以社会促经济才能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方式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将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切实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增长，真正能够反映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及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稳定性。

二、和谐层面的政策转型

经济发展对和谐的促进，是包容性发展理念的题中之意。中国经济要谋求的包容性发展方式，怎样才能体现出对和谐的促进和包容，这是政策转型所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不论是从短期政策还是长期政策取向来看，和谐层面的政策转型一般应包括以下层面[5](89～101)。

一是要注重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包容与和谐，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包容与和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分工不断细化和市场范围无限放大，关系型向规则型的转变是大势所趋。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健全市场运行规则，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然而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也是促进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转型的自觉自为的力量。因此，注重构建和灌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是政策制度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包容与和谐，则是铲除权力寻租导致的不平等，尤其是要铲除代际间资源分配效率失衡的关键。不论是企业主体方面所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还是个人作为经济主体所遭遇的户籍、身份、性别等歧视性规定，都是必须铲除的。除此以外，还应加大反腐力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导致劳动者在就业机会、劳动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歧视性做法，都是体制内包容体制外的表现，对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具有现实意义。

二是要注重资本对劳动的包容与和谐，威权政治对民主政治的包容与和谐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包容劳动的实质是切实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真正实现“劳所应得”。既不能以按劳分配来反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也不能为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而削弱和抵制按劳分配。首先，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切实实现按劳分配原则，让劳动者具有应有的尊严。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必须依靠公有主体型的基本经济制度，否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弱化了，则劳动主体型分配也就被异化了。同时要明确，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党坚定不移的政策，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形成职工工资不断增长的机制，建立职工工资增长的劳资协商制度，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意，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经济新常态下优化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已成事关全面深化改革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政府要努力创造有利于工资增长，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宏观环境和社会舆论氛围，使劳动在整个社会中真正成为作家所说的“太阳”[6](627)。其次，威权政治对民主政治的包容与和谐，主要是借助政治资源的有序开放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以促进资源的公平竞争。民主政治之于社会和谐，在于民主政治具有促进从人的权威向制度权威转变、从无序政治向有序政治转变、从权力垄断向权力共享转变的功能和机制，具有形成公平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的体制机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不断提高民众参与度，以形成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进而促进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可望为社会和谐提供永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三是要注重区域发展的均衡与和谐，如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包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对农村的包容，即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建立等。

三、经济安全层面的政策转型

经济安全一般包括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方面。

外部安全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国外强大垄断集团的侵害，进而为自己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方面，体现在国家能够在多大层面上参与国际事务，掌握多少国际话语权方面，而当下，中国经济安全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就是外资控制的问题。学界提出，是到了要认真反思中国经济命脉的国家控制率问题的时候了，因为一个广为诟病的现象是：在中国的28个主要行业中，外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就有21个，比率为75%，况且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也都是由外资掌控。这种外来挑战在当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中鲜有前例，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一个在主要行业上被外资控制的国家能够永远保持强盛。可见经济安全层面需要解决由盲目开放向自主开放的转型问题，即由导入型发展方式向内生型发展方式转型。这是为了避免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学界有关“五个提升”[7]的思路和政策设计，成为国家提升经济安全方面较有影响的建言。这方面，失去“生产性”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和被新自由主义“空心化”的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足以为鉴。

内部安全方面，一般应做到：一是由资源环境不可持续型发展模式向资源环境可持续型发展模式转型。由于长期人口总量的压力，特殊的资源环境禀赋，加上多年来粗放型、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大量资源环境问题迅速累积并集中爆发，当今中国已经形成区域性、流域性的污染格局，同时面临战略性资源能源长期短缺的挑战，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程度[8](16～17)。资源问题威胁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影响生存质量，两者均对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模式可解读为资源节约增效型和环境保护改善型模式。资源节约是指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对资源需求进行减量化利用，用尽可能少的资源生产出同样多的或更多的产品。生态环境的破坏只能是资源不合理利用的结果，节约了资源，自然就减少了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兼顾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等，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即不能信奉“零增长”观念，以保护为由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盲目无序地开发和掠夺资源，一味地以资源出口换取发展资金。资源增效使用，即指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使单位资源的消耗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强调在消耗等量资源的条件下创造出更多收益。生态环境保护强调的是预防，即预防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发生之前的行为，体现的是“防患于未然”；环境改善强调的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发生之后的治理和修复，体现的是“亡羊补牢”。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不可偏废，一个强调事前，另一个注重事后，事前的保护和事后的改善必须有机结合。环境保护改善型模式强调的是：人类的生产生活要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要从根本上预防污染的产生和生态的破坏；而对人类发展中已经产生的生态破坏要及时治理，不断改善。

二是由金融财政旧秩序向金融财政新秩序转型。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信息大数据时代的金融活动早已游离于商品实体，其独立性日益强化，它无孔不入地搜寻着每一个获利机会，由此产生的巨大收益和损失均威胁着普通民众的生存，突破国家金融监管，扰乱国际金融秩序，侵吞其他国家财富，甚至给一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毁灭性侵害。我国必须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动态，严密防范金融风险，努力实现由金融财政旧秩序向金融财政新秩序的转型。席勒曾论证说，政府天然地就应该是风险管理的主体力量，必然要在构建金融新秩序中体现出调节权威。其他如利用不平等保险重建所得税的累进结构，以调整不平等的纳税状况；利用代际社会保障实现代际风险分担，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提高人们的安全预期；建立普惠式金融制度以有效改变金融排斥现象，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等，都是需要政府谋求转型的方面。

三是由农业竞争力不足向竞争力较强转型。农业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农业在受到不利因素冲击时，能够基本上不受威胁、破坏而保持正常运行和发展，如不至于引发国内农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等。一般来说，影响农业经济安全的因素有两个，即自然灾害和国外农产品的冲击。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农业大国，至今农村人口尚占一半，足见农业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伴随世界自然灾害的频繁造访，中国并不能闭门谢客，偌大国土上每年都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水资源极其短缺、气候极端变化、燃料价格波动等都是直接影响我国粮食系统稳定生产的巨大制约因素；WTO规则下农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只能越迈越大，不可能实行农业保护主义。于是提高农业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的能力以增强农业对外竞争力，既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潜在能力的促进，也是促使农业经济发展少受威胁和不受威胁的根本保证。

四是由财产和收入的贫富差距过大向持续地缩小贫富差距转变。这里把这一点放在最后，并非表明贫富差距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诸多因素上权重在后，恰恰相反，在中国反而成为第一因素。贫富差距过大，不仅是导致经济安全的问题，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包容性发展方式的建立，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较为严重的风险莫过于未来的收入分配，有可能比目前更加不平等，即富人有可能更富，而穷人注定更穷[5](110)。中国经济包容性发展方式所要解决的，就是规避这种由“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所导致的巨大社会风险。

[1] 林毅夫，庄巨忠，汤敏，等.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7.

[2] [印]阿玛蒂亚·森.论社会排斥[J].王燕燕，摘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

[3] 李炳炎.共同富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1)[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程恩富.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中国经济周刊,2008(11).

[8] 中国科学院.201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马明德】

2016-09-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包容性转变的体制机制研究”(11BJL003)

李建忠(1974-)，男，宁夏银川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F124

A

1674-6627(2016)06-01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