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野史史料状况研究
——以戊戌变法为中心

李 娜

晚清野史史料状况研究
——以戊戌变法为中心

李 娜

野史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晚清这一封建社会的末期，野史得到了较大发展，关于晚清历史的野史记载也更为广博。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其野史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此类野史资料对于研究戊戌变法相关历史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而需要对其史料状况进行充分的发掘、研究、整理和利用，从而发挥出该部分野史史料的真正价值。

晚清；野史；史料；戊戌变法；价值

一、野史概述

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正史和野史共同奠定了历史学研究这一宏伟大厦的基石。因此，野史不仅是中国史学文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史学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野史之名，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诗人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一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1］作为一个有一定含义的概念，“野史”此时便已出现。而唐昭宗时期，公沙仲穆曾著有《大和野史》10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野史”作为书籍之名。至于野史杂记类书籍最早出现在何时，《汉书·艺文志》有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2］1976由此可见，野史杂记这类体裁形式的书籍文章，在秦汉之际就已经出现了。在这里“稗官”即为小官，稗官所做的记录即是对当时风土民情的一种历史记载，称之为“稗史”，《辞海》中注释：“稗史，通常指闾巷风俗、遗闻旧事的记录。相传古代设立稗官，采录民间情况，以供统治参考。后世称杂记琐事的史籍为稗史。也有用以泛指野史的。”［2］1976于是两词连用便形成了“稗官野史”一词。可见，“稗官”“野史”“稗史”三个词之间渊源深厚。野史亦与杂史有密切关系。二十四史及各类综合性藏书的史部目录中，一般均列有杂史。诸如《大和野史》之类的书籍便著录于杂史中。梁启超先生亦将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3］至于野史究竟如何释义？这当与正史相联系。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4］可见，野史是相对于官修正史而言的。清修撰《四库全书总目》，确定二十四史为正史。自此，官方对正史有了最权威的界定，这也从某种意义上确定了野史的内涵，即除二十四史之外的凡是保存有史料价值的以纪闻、杂录、偏录、随笔、漫钞、丛谈等形式而撰写的私家笔记之作，都可视之为野史。［5］

二、野史的发展脉络

在中国历史上，野史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隋唐以前，未曾见过以野史命名的相关书籍。先秦时期，逐渐出现了私家修撰的史书，在这些私修史书中，不乏野史。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楚汉春秋》《风俗通义》等，这些书是先秦两汉时期野史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野史发展初期的基本面貌。由于野史类书籍盛于唐代，因此，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野史类书籍日益繁多，并出现了以野史命名的如《大和野史》等书籍。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野史的发展进入了繁荣阶段，此类书籍无论是在种类或在数量上均远超从前。尤其是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数量大为增加，如《梦溪笔谈》《元朝秘史》《蒙古源流》《东京梦华录》等。由于历朝历代野史的发展均受到当时文化政策、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野史的发展状况在各个时期也大有不同。总而言之，中国历史上的野史修撰最为兴盛是在魏晋南北朝、两宋、宋末、明末清初及清末民初时期。虽然在这些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最为动荡不安，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大量文人学者开始修撰私家著述，抒发心中所感，反映社会现实。因此，野史书籍在这几个历史时期在最大程度上得以繁荣和发展。

三、晚清野史所处的历史环境与发展状况

清代野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而晚清野史则是这个时代末期的产物，有着更为复杂的思想文化根源和社会历史背景。它的发展不是在清前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笼络汉族士人而采取怀柔政策的历史背景下，亦不是在康中期以后，统治者政权逐渐稳固，为正君威而进行严酷的思想禁锢，甚至大兴“文字狱”的历史环境下，而是在道咸以来，文网渐疏，晚清政府对思想言论及私家著述控制均大为减弱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迅速入侵中国，晚清政府自此便处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中，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重重叠加，使其封建专制统治渐趋衰微，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也日渐松弛。面对动荡环境下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所发生的激烈碰撞，清政府不得不开始调整其文化政策，在“崇儒重道”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引进了西方文化，逐渐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政策。自此，文人学者纷纷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转变思想观念，开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进行记载及评述，晚清野史的发展开始有了新的契机，记载时事的野史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经历了顺康初期野史繁荣，雍正、乾嘉时期野史衰败后，野史在道咸以来再一次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晚清野史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戊戌变法野史史料状况

史料，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因此，历史研究的过程离不开对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晚清历史研究亦同。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入侵中国，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资产阶级改良，倡导学习西方，发展教育，发展工商业，进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但该运动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关于这部分历史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野史史料，在晚清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种类更为繁多，内容也更为广博。

总类：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分四册录入书籍文献173种，辑录了大量私家著述中关于戊戌变法的相关内容，具有较高的野史史料价值。清华大学历史系编纂的《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辑录了138种关于戊戌变法的文献史料，其中亦从私家著述中摘录了百余种关于戊戌变法的野史史料。除此之外，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编纂的《中国野史集成》和《中国野史集成续编》、车吉心的《中华野史》、陈力的《中国野史集粹》、彭诗琅的《中华野史镜鉴》、马灿杰的《中华帝王野史大系》、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闵尔昌的《碑传集补》、徐珂的《清稗类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纂的《近代稗海》、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李秉新、徐俊元、石玉新校勘的《清朝野史大观》、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野史丛书》、华言实的《大清王朝全史·野史》、台湾文桥书局公司出版的《满清野史》、巴蜀书社出版的《清代野史》、刘献廷的《清代笔记丛刊》、刘真伦、岳珍的《历代笔记小说精华》（清代卷）、孟森的《清代野史》、有妫血胤的《清秘史》、姜斋的《清外史》、天嘏的《满清外史》、章唐容的《清宫述闻》、倚剑生的《中外大事汇记》、赵炳麟的《光绪大事汇鉴》中均有对戊戌变法野史史料的辑录。

文集日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有变法通议15篇，论述戊戌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以及政变原因等。张元济的《戊戌六君子遗集》辑录了戊戌六君子之遗著。文廷式的《文廷式集》记载了刘光第以党祸被戮等事。蔡尚思编《谭嗣同全集》记录了谭嗣同奉旨入都等事。王树枬的《陶庐文集》记载了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外国之事。《严复集》辑录了严复的《救亡决论》等文，表达其主张变法维新之思想。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记载了戊戌年所发生之事。熊希龄的《熊希龄集》收录了熊希龄生平著述及各类文件，有关于创办时务学堂等事。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记述了康有为上书之事。宋恕的《宋恕集》记载了宋恕与康梁交好，支持变法。张謇的《张謇全集》记录了张謇闻康梁图变政，劝勿轻举等事。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中有关于梁启超等人的相关记述。经元善的《经元善集》记载其支持维新运动之事。張一麐的《心太平室集》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密谈兵变围园之事。于荫霖的《悚斋日记》记述了王照奏请弹劾张荫桓之事。辜鸿铭的《辜鸿铭文集》对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作出了评价。吴宝初的《北山楼集》辑录了其《论阴挠新法之害》等文。顾廷龙的《李鸿章全集》记录了慈禧太后欲捕杀康有为等事。《康有为政论集》辑录了康有为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等。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述了自己受光绪帝召见及戊戌政变发生的经过。张荫桓的《戊戌日记》记述戊戌政变前后213天的行事和见闻。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记载其宣扬变法图强之事。郑孝胥的《郑孝胥日记》记载了王锡蕃保举严复、林旭等人之事。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记述了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等人被缉捕之事。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记载了戊戌变法期间裁汰官员等事。

传记年谱：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述了戊戌变法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光绪帝被害等事。梁启超的《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详细记录了戊戌变法的全过程。陈善伟的《唐才常年谱长编》记其拟密筹大计折等。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撰有康有为等20人的人物评传。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记有章太炎关于戊戌变法的政论文章。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详细记述了戊戌政变发生的始末。佚名的《袁世凯全传》记载了袁世凯告密的经过。严修的《严修年谱》中记载了戊戌年与康有为相见相谈之事。梁启超的《三十自述》记载了戊戌维新运动前期的活动。康有为的《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了康有为戊戌年间的相关活动。汪诒年的《汪穰卿先生传记》记载了戊戌年间汪康年创办《时务报》及梁启超在该报上发表《变法通议》等情况。黄毅的《袁氏盗国记》记载了袁世凯破坏戊戌维新运动之事。沈祖宪的《容庵弟子记》记袁世凯事，有关于戊戌变法之记载。张之洞的《抱冰堂弟子记》记述了作者的生平事迹，其中有关于戊戌变法的相关记载。翁同龢的《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了徐致靖保荐康有为等事。老吏的《奴才小史》记录了荣禄对戊戌变法的看法等。

笔记杂录：王庆保、曹景郕的《驿舍探幽录》根据与戊戌变法当事人张荫桓的谈话，记述了戊戌变法相关之事。丁国钧的《荷香馆琐言》录作者见闻，当中有《翁相国荐康某之诬》与戊戌变法有关。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详细记述了戊戌变法之相关事件。陈庆年的《戊戌乙亥见闻录》全程记录了戊戌变法始末。自强学斋主人的《自强学斋治平十议》记录了各家谈论变法新政之作。王照的《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记载了王照作为当事人与他人谈论戊戌变法之事。江庸的《趋庭随笔》中记有康有为学说之变异一则。黄浚的《花随人圣盦摭忆》记有戊戌六君子被囚禁刑部狱中事。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录了戊戌变法的经过。徐凌霄、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有记戊戌政变专篇。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对戊戌六君子被害等事有相关记载。金梁的《四朝佚闻》中有关于康有为和翁同龢的记载。尚秉和的《辛壬春秋》记有康梁逃亡日本事。康有为的《哀烈录》有关于作者和袁世凯往来电报的记载。瞿鸿禨的《四种纪略》中有关于慈禧及戊戌变法之事的记载。曹孟其的《说林》记有康有为奉旨召见时在朝房与荣禄之谈话。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有关于戊戌变法的相关记述。金梁的《近世人物志》记载了张荫桓、康有为等晚清人物之事。易顺鼎的《诗钟说梦》记作者与杨锐等人于陶然亭集会事及张之洞与变法诸人之关系。辜鸿铭的《张文襄幕府纪闻》记述了张之洞反对戊戌变法之事。程道一的《同光遗事》有关于翁同龢被罢官之事的相关记述。谭嗣同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记载了谭嗣同30岁以后所作杂录诗文，其中有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记述。王树枬的《德宗遗事》记载了许多与戊戌变法有关的事件。蒋芷侪的《都门识小录》对戊戌六君子被害之事有一定记载。高树的《金銮琐记》记述了晚清宫廷政事，包括戊戌变法及袁世凯的活动等内容。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记有翁同龢被罢官之事。赵凤昌的《戊庚辛纪述》记述了戊戌政变及光绪帝被废立之经过。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记有戊戌变法记事诗。白蕉的《光绪皇帝之悲剧》记述了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活动状况。魏元旷的《蕉盦随笔》记载了戊戌变法期间改革等事。吴汝纶的《吴挚甫尺牍》记其对戊戌变法之观点看法。罗振玉的《集蓼编》对戊戌变法相关事件有较多的记述。徐一士的《一士类稿》当中《左中堂与梁启超》等篇有涉及戊戌变法事。魏元旷的《光宣佥载》记载了张荫桓等人的相关轶闻。徐沅的《檐醉杂记》记录了戊戌变法源于光绪帝愤甲午之败。苏舆的《翼教丛编》记录了反对戊戌变法的相关论著。王先谦《葵园四种》记载了对康梁之理念所作出的评价。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有关于刘光第等人相关轶事的记载。顾恩瀚的《竹素园丛谈》记康有为张謇轶事各一段。魏元旷的《坚冰志》记晚清政治琐事，其中包括对戊戌变法之事的记载。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记有自立军起义始末。叶德辉的《觉迷要录》记录了时人对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适园主人的《三海见闻志》记载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幽禁之事。张仲麦的《樵隐庐随笔》记自立军起义经过甚详。张元济的《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十八首并序》记述了作者在戊戌政变中的亲身经历。罗惇曧的《宾退随笔》中涉及戊戌变法的有《记张荫桓》及《翁同和与荣禄交恶》。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记录了清代掌故，其中多有关于戊戌变法的记载。《清诗纪事》中有关于维新诏的黄遵宪《已亥杂诗》等。梅影的《戊戌政变珍闻》记录了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接受采访的谈话记录。许姬传的《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记载了大量作为当事人的徐致靖对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

以上著述均包含了大量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野史史料记载，亦是戊戌变法野史史料的基本状况。这些史料极大地丰富了晚清野史的内容，为戊戌变法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史料来源。

五、戊戌变法野史史料的价值

作为晚清戊戌变法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戊戌变法野史史料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第一，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正史记载了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正史纪事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加之受各种因素制约，总会有所疏漏。而私家修撰时，作者思想束缚较少，因此其内容往往为正史所不载。由于历史研究需综合多方史料，因此除利用正史之外，还需要大量引用野史作为补充。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张元济，《清实录》中对当时情况并无过多记载，而在张元济的《戊戌政变的回忆》及张树年的《张元济年谱》中，则对光绪帝和张元济的谈话内容有了较为细致的记载。由此可见，部分来自作者亲身经历或见闻的私家著述，虽为正史所不载，但却可补正史之缺漏。从而丰富历史记载的内容，帮助人们了解历史事实的全貌。

第二，校正历史纪实之偏颇失误。正史记载之所以出现讹误，或是因史家疏忽而致，这类失误往往比较明显，依据其他正史记载进行校对就可考证清楚。或是因史家曲笔隐讳而致，因而仅仅依据正史进行勘校不足以辨清史实，这就需要比对野史史料来考证清楚。如张荫桓自述戊戌政变后，其被捕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6］而据《清德宗实录》载，清廷于八月初九日下诏捉拿张荫桓，初十日收监。［7］12这就隐讳了慈禧从初七日起秘捕康党的经过。这一讹误明显是由于政治对史学干预造成的，是史家故意曲笔所致。因而必须参考野史史料才能判断是非，辨明历史事实真相，纠正讹误。

第三，具有较高的史实性。戊戌变法野史史料中所述晚清史事多来自事件当事人又或者是作者的亲身见闻，一般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如关于光绪帝何时失权，《清德宗实录》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光绪帝被迫发布了“吁恳慈恩训政”诏，将权利移交给慈禧太后。［7］10该诏书表明，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光绪帝失权。另据《愚斋存稿》记载：“自初六日起，召见大臣，均太后皇上一同训话”。［8］亦说明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后，光绪帝失去了独自处理政务的权力。以上正史与野史的记载一致，互为佐证，充分证明了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失权。由此可见，野史记载是具有较高史实性的。

虽然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及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制约，野史资料不可避免地存在杜撰史实、观点偏激等弊端。但所谓瑕不掩瑜，野史在历史研究中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校正正史之讹，补正史之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野史史料状况的研究整理及归纳汇总意义非凡，有利于我们针对不同历史事件，快速、准确、全面地提取该历史事件相关的野史资料并与正史互为补充进行研究，从而更加清晰地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达到还历史以真相的最终目的。

［1］陆龟蒙.全唐诗·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卷六三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70-71.

［4］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明清野史笔记概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82.

［5］吴绍釚.“野史”特征漫议［J］.东疆学刊，1996（2）：24-27. ［6］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48-449.

［7］清实录·清德宗实录：卷四二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

［8］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三［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7.

【责任编辑 李 丽】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he Unofficial Histo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 Focus on China’s Hundred Days’Reform in 1898

Li Na
（Preparatory Education Colleg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nzhou 730000，China）

Unofficial history is notonly an important form of China’s history，butalso an integral partof China’s historical legacy.In the late Qing dynasty，unofficial history has developed greatly.Hence，the quantity of unofficial records about the late Qing period has also significantlymultiplied.As one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late Qing，the Hundred Days’Reform in 1898 has been recorded extensively in the unofficial history.These unofficial records are critical to the research on the Hundred Days’Reform in 1898 and its related historical events.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value to sort out，explore and utilize these historical data，so as tomake full use of them.

Late Qing；Unofficial history；Historical data；The Hundred Days’Reform in 1898；Value

K252

A

1009-5101（2016）03-0084-05

2016-03-15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晚清野史研究”（XBMU-2014-AB-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 娜，西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清史研究。（兰州 73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