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治疗结局的影响

张 琼，陈 丹，蒋 玲，舒 玲，蒋俐萍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3）

【研究生园地】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治疗结局的影响

张 琼，陈 丹，蒋 玲，舒 玲，蒋俐萍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3）

目的探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治疗结局的影响。方法随机抽取202例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患者，在治疗周期的第1天完成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Olson－婚姻质量问卷的3个分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治疗结局的影响。结果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焦虑发生率达48.5%，抑郁发生率达56.9%；焦虑、抑郁情绪对治疗结局有影响（P＜0.001）；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性生活得分分值较高的患者妊娠成功的比例较高（P＜0.001）；客观社会支持、主观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得分分值高者妊娠成功的比例较高（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焦虑程度、抑郁程度、婚姻质量总分及主观社会支持对治疗结局有一定影响。结论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情绪，其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治疗结局具有一定影响，改良其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提高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成功率尤为重要。

社会心理因素；女患者；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结局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是治疗不孕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孙洪梅等研究发现[1]，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患者存在多种社会心理不良因素，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而且对治疗结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着重分析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治疗结局的影响，为提高治疗成功率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2013年2—9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不孕生殖中心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患者共202例。入选标准：均为自愿接受调查者；诊断无重性精神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者；近1年无重大心理创伤经历者。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受试者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周期的第1天独立完成问卷，并现场收回。做问卷前，由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详细说明调查目的，要求受试者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回答。统一指导语，不加任何暗示。共发放问卷216份，其中3例不乐意参加，现场收回时发现11例填写不完整，共收回有效问卷202份，有效回收率为93.5%。

1.2.2 调查工具

1.2.2.1 一般情况问卷 由研究团队自行设计，主要包括：年龄、民族、家庭居住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经济状况、不孕年限、不孕花费、不孕原因、有无孩子、舆论压力、父母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态度等。

1.2.2.2 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该量表含有2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其中有5个项目为反评分题，按4～1计分[2]。20个项目相加得粗分，粗分×1.25=标准分（取整数）。中国常模结果显示，标准分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SAS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3]。

1.2.2.3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该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每一个条目均按1～4级评分[2]。其中有10项为反序计分。抑郁严重度指数=各条目累计分/80。＜0.50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0.69为中至重度；≥0.70为重度抑郁[2]。信效度检验：其内部一致性满意：奇偶数条目劈半相关性：0.73（1973年）和0.92（1986年）。

1.2.2.4 Olson－婚姻质量问卷 该问卷条目内部一致性平均相关系数为0.74，重测信度为0.87[2]。其判别婚姻满意与不满意的准确性（判别效度）为85%～90%。共包含124个条目，12个因子。每个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制。评分高提示婚姻质量好。可根据研究需要选用某1个或几个因子[2]。本研究根据研究需要选择了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性生活3个因子。

1.2.2.5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SSRS）[2]该量表由肖水源于1986年编制，该量表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总分最高为66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3个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724～0.835，表明量表信度及内容效度较高[4]。SSRS适用于14岁以上的各类人群的健康测量，能较好地反映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测量结果还可作为影响因素用于心理障碍和疾病成因的研究。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好。

1.3 治疗结局的判定 临床妊娠的标准：根据移植后 14 d，血 β－HCG 测定值＞200 IU/L，预测妊娠结果较好；5～200 IU/L继续检测观察；＜5 IU/L，排除妊娠。第28～30日B超发现胚芽、胎心搏动即诊断临床妊娠[5]。诊断为临床妊娠即为成功，反之则为失败。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均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χ2检验（两两比较用 χ2分割，α=0.0125）、t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调查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202例，年龄（30.04±4.15）岁；44.1%文化程度为小学或初中；月收入2 500元以下者占45.5%；女方原因不孕占58.4%；至今为止，52.5%的调查者治疗不孕的花费为3～5万元；调查者结婚时间分布范围为（1～20）年，结婚时间为（5.71±3.81）年，不孕时间分布范围为（1～13）年，不孕时间为（4.39±2.49）年。

2.2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发生情况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焦虑标准分为（50.11±6.41）分，无焦虑51.5%，轻度焦虑者41.6%，中度焦虑者6.9%，无重度焦虑者。抑郁指数平均为（0.53±0.77），其中无抑郁组43.1%，轻度抑郁组34.7%，中度抑郁组22.3%，无重度抑郁者。

2.3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焦虑、抑郁症状与治疗结局的关系 结果显示，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有轻度或中度焦虑症状，轻度或中度抑郁症状者，获得不良妊娠结局率较高（P＜0.001）。详见表1。

表1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焦虑、抑郁症状与治疗结局的关系(n，%)

2.4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个人社会因素与治疗结局的关系 结果显示，不同妊娠结局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婚姻质量和社会支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婚姻质量及社会支持评分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的妊娠结局有影响（P＜0.001），详见表 2。

表2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个人社会因素与治疗结局的关系（±S，分）

表2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个人社会因素与治疗结局的关系（±S，分）

妊娠结局成功（n=98） 失败（n=104）婚姻质量婚姻满意度 35.74±3.53 31.79±4.04 7.391 ＜0.001夫妻交流 33.48±4.81 29.73±4.97 5.441 ＜0.001性生活 36.84±4.42 32.45±4.86 6.696 ＜0.001婚姻质量总分 106.06±10.16 93.97±11.46 7.913 ＜0.001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 8.48±1.78 7.62±1.91 3.322 0.001主观社会支持 22.93±2.61 19.78±2.63 8.547 ＜0.001支持利用度 6.66±1.51 5.93±1.62 3.314 0.001社会支持总分 38.07±4.07 33.33±4.76 7.590 ＜0.001项目t P

2.5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个人社会心理因素与治疗结局关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妊娠结局为应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治疗结局的影响。其中，α入=0.10，α出=0.15，采用前进 Wald 法进行分析，χ2=99.294，P＜0.001，证明方程成立。结果显示，焦虑程度、抑郁程度、婚姻质量总分及主观社会支持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最终治疗结局具有影响。其中，焦虑程度越低，抑郁程度越低，婚姻质量越高，主观社会支持得分越高，其成功率高，具体见表3所示。

表3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个人社会心理因素与治疗结局关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较高 生育是人类的本能与权利，在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不孕妇女常常受到精神和社会舆论折磨，存在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长期的心理压力会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发生率明显增高[6]。国外有研究显示，23.2%的不孕女患者有焦虑症状，7%的不孕女患者有抑郁症状。尤其是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患者，其焦虑及抑郁情绪发生率更高[7]。本次研究结果显示，202例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焦虑发生率为48.5%，抑郁发生率为56.9%。可能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及人们的家庭观念、价值观念、生育观念有关。一对夫妇结婚以后，就面临着生儿育女问题，孩子是她们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他们生命的延续。社会对生儿育女的有关行为也是积极保护的，那些自愿选择不生育或经历不幸的不育患者，常常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和同情。不孕妇女只有经过治疗才有可能获得生育的机会，但这个过程既漫长又痛苦，往往会引起一系列心理改变，如焦虑、抑郁、孤独、自责、敌对等。

3.2 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个人社会心理因素对治疗结局具有明显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焦虑程度、抑郁程度、婚姻质量3因子总分和主观社会支持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治疗结局具有影响。目前，心理状态对治疗结局的影响尚无定论。有研究表明，女患者生殖系统内存在儿茶酚胺受体，而压力水平可影响儿茶酚胺水平，因此压力可通过干预输送过程和子宫血流等方式来影响治疗结局[8]。而且长期的心理压力可以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释放糖皮质激素，兴奋交感神经系统，导致各种情绪障碍，如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影响体内多种物质水平，而有些物质是成功受孕所必需[9－10]。 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Tiplady等[11]研究认为心理压力并不能对治疗结局产生影响。但普遍认为心理状态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关注，应该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如瑞士已经法律规定，医务人员必须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婚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们往往把婚姻生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幸福的婚姻可以使人愉悦，从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反之，不幸福的婚姻可以使人产生一系列不良情绪。柳伟伟等[12]研究显示，焦虑、抑郁情绪会随着婚姻质量的提高而降低。这或许与中国的风俗习惯有关，尤其是中国现在独生子女家庭较多，结婚生子不仅是夫妻之间的事，而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的大事。但也有相关研究指出，不孕不育夫妇的婚姻关系质量与其针对不孕不育所致压力的认知程度相关。当夫妻双方把不孕不育视为应共同面对的挑战，对因其导致的社会压力感知一致，并在期望成为父母角色的认知程度上也保持一致的夫妇，其婚姻满意度高于其他的不孕不育夫妇，婚姻关系更加牢固[13]。我们的前期研究结果也表明，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在治疗中受到来自丈夫的支持对她们的情绪起着重要的润滑和调节作用[3]。由于不孕症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患者四处奔波寻找治疗方法，耗费大量的钱财和精力，长期处于希望与失望的焦虑紧张情绪中，身心俱疲，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而她们又不好意思向朋友、亲人倾诉，往往是默默承受痛苦。蔡群喜等[14]研究显示，双方父母、亲戚是不孕症夫妻心理应激的主要社会来源。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迫切需要来自家庭、社会、亲人、朋友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能够得到经济上和情感上的大力支持，势必会明显减轻她们的压力。史潇等[15]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是心理因素相关关系的核心，增加社会支持可以从各个方面以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减少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增加积极应对方式，从而影响她们的心理健康和治疗结局。

总之，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症状，而且焦虑程度、抑郁程度、婚姻质量及主观社会支持会对治疗结局产生影响。刘尧芳等[18]研究显示，焦虑抑郁在孕期也普遍存在。因此，不孕生殖中心的医务人员不仅需要在治疗前、治疗时、移植日加强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女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在孕期也要注意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患者加强随访和心理辅导，以提高最终治疗结局。

[致谢]诚挚感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生殖中心工作人员的支持和帮助。

[1]孙洪梅,钱卫平,刘波澜,等.118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心理症状分析[J].护理学报,2015,22（14）：70-72.DOI:10.16460/j.issn1008-9969.2015.14.070.

[2]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

[3]陈 丹,刘铁滨,王卫红,等.100例患者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前的心理状况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0,45（6）：550-552.DOI:10.3761/j.issn.0254-1769.2010.06.023.

[4]刘继文,李富业,连玉龙.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信度效度研究[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8,31（1）：1-3.DOI:10.3969/j.issn.1009-5551.2008.01.001.

[5]Klock S C,Greenfeld D A.Psychological Status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Patients During Pregnancy:A Longitudinal Study[J].Fertil and Steril,2000,73(6):1159-1164.DOI:10.1016/S001 5-0282(00)00530-6.

[6]Raguz N,Mcdonald S W,Metcalfe A,et al．Mental Health Outcomes of Mothers Who Conceived Using Fertility Treatment[J].Reprod Health,2014,11(1):19.DOI:10.1186/1742-4755-11-19.

[7]Mitsi C,Efthimiou K.Infertility:Psychological-psychopathological Consequences and Cognitive-behavioural Interventions[J].Psychiatriki,2014,25(4):293-302.

[8]Castelan F,Xelhuantzi N,Hernandez-Aragon L G,et al.Morphometry of Paravaginal Ganglia from the Pelvic Plexus:Impact of Multiparity,Primiparity,and Pregnancy[J].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2013,170(1):286-292.DOI:10.1016/j.ejogrb.2013.07.008.

[9]Smith S M,Vale W W.The Role of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in Neuroendocrine Responses to Stress[J].Dialogues Clin Neurosci,2006,8(4):383-395.

[10]McEwen B S.Protection and Damage from Acute and Chronic Stress:Allostasis and Allostatic Overload and Relevance to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J].Ann N Y Acad Sci,2004,(1032):1-7.DOI:10.1196/annals.1314.001.

[11]Tiplady S,Jones G,Campbell M,et al.Home Ovulation Tests and Stress in Women Trying to Conceive: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Hum Reprod,2013,28(1):138-151.DOI:10.1093/h umrep/des372.

[12]柳伟伟,卢国华,王 丽,等.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婚姻质量、负性情绪的相关性探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20(11):1635-1637.DOI:10.13342/j.cnki.cjhp.2012.11.048.

[13]Peterson B D,Newton C R,Rosen K H.Examining Congruence between Partners’Perceived Infertility-related Str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arital Adjustment and Depression in Infertile Couples[J].Fam Process,2003,42(1):59-70.DOI:10.1111/j.1545-5300.2003.00059.x.

[14]蔡群喜,诸益扬,张蔚卿.76对不孕症夫妻生育困难应激来源及应对方式调查[J].护理学报,2012,19(3B):70-72.DOI:10.3969/j.issn.1008-9969.2012.06.029.

[15]史 潇,全 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前妇女情绪、社会支持状态对疾病应对方式影响的调查[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15,16（2）：142-144.DOI:10.13390/j.issn.1672-1861.2015.02.014.

Effect of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Treatment Outcome of Wom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ZHANG Qiong,CHEN Dan,JIANG Ling,SHU Ling,JIANG Li－ping
(Medical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3,China)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women undergo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on treatment outcome.MethodsWith randomize sampling method,a total of 202 women undergoing IVF－ET completed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Olson Marital inventory(three subscales)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at the first day of IVF treatment cycle.Th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treatment outcome.Results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anxiety was 48.5%and,and that of depression 56.9%among all women.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had effect on treatment outcome(P＜0.001);higher scores of“satisfaction of marriage”,“communicatio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sexual relationship” correlated with IVF－ET success(P＜0.001)and higher scores of “objective social support”,“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and “support utilization” correlated with IVF－ET success(P＜0.001).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 total score of 3 factors of marital quality and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exerted influence on treatment outcome.Conclusion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mmonly exist in women undergoing IVF－ET,and their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have certain effect on treatment outcome.Thus,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women undergoing IVE－ET.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women;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outcome

R473.71

A

10.16460/j.issn1008－9969.2016.20.001

2016－07－28

湖南省医药卫生科研计划项目（B2014－060）

张 琼（1993－），女，湖南岳阳人，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

陈 丹（1975－），女，湖南湘潭人，硕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chengdang@126.com

方玉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