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没有悲剧吗?

2016-12-17 19:33陈春梅
青年文学家 2016年17期
关键词:平民化悲剧

陈春梅

摘 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结构,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形态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悲剧理论为标准评论中国的悲剧是有失妥当的,尤其是有些学者还宣称中国根本没有悲剧,这更是亟须商榷的结论。

关键词:悲剧;崇高感;平民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说过:“特殊的民族意识决定特殊的悲剧观念,亦即决定民族生活中艺术中的悲剧形态。”[1]诚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结构,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形态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悲剧理论为标准评论中国的悲剧是有失妥当的,尤其是有些学者还宣称中国根本没有悲剧,这更是亟须商榷的结论。中国难道真的没有悲剧吗?

在中西方悲剧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的悲剧常常被指责缺少西方传统悲剧的“崇高感”,即悲剧人物那种“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性与超常性”。这种“崇高感”在具体的悲剧中则表现为,悲剧主人公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主动地、勇敢地选择承担,虽然最终招致毁灭,但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存欲望”,表现出“九死不悔的人格力量和意志力”,例如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于是,在以这种西方悲剧的“崇高感”为参照系的情况下,抒写生活的“哀婉、痛惜、悲伤、同情”的中国悲剧就显得没有“严肃性”,没有“强度”,如《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中所说的是“泛悲剧化”的。[2]然而,如果说西方悲剧因为具有“崇高感”而成其为悲剧,而“崇高感”又主要表现为一种人格力量和意志力。那么,中国悲剧也同样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例如,古代悲剧《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体现的不正是一种富有“崇高感”的人格力量和牺牲精神吗?又例如,现代悲剧《雷雨》中的繁漪,她将突破封建樊篱,追求人的尊严视为“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东西,不也是一种富有“崇高感”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吗?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悲剧既不失“严肃性”,也不失“强度”,与西方传统悲剧相比,它也同样具有“崇高感”,只是由于中西方的民族文化环境不同,各自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内容也各不相同。

另外,中国悲剧往往是从平凡生活中挖掘悲剧,抒写平凡人物的悲剧。这相对于西方传统悲剧中以英雄或王公贵族作为悲剧主人公的做法,可谓南辕北辙。于是,这也成为中国悲剧常常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首先,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看,中国属于宗法制农业社会,从上至下,祈求的是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虽然朝代更替,也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社会的主角,因为在中国古代“人民”虽然处于被统治阶级,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却更根深蒂固。所以,这就决定了悲剧主人公是“平民”的倾向。其次,从中国现代社会环境来看,中国从晚清开始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投身于“救国图存”或“救国图强”之中。但是,由于中国人民深受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摧残,人性麻木,精神萎靡。因此,救国必先解放国民的人性。所以,这就使得从“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悲剧是以平民为主人公的。最后,从中国当代来看,人民的温饱得到解决,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但是,物欲横流造成的是人的精神匮乏,人性被异化、被物化等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这时候的悲剧表现的不可能是英雄,而只能是平凡的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所以,正是在特殊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悲剧从古到今大都以“平民”为主人公。

因此,也正是这种“平民悲剧”更能体现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而不是西方悲剧式的“英雄悲剧”。所以,鲁迅立足于中国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然而人们灭之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多。”[3]这种“无事的悲剧”其实也就是指悲剧对平凡事儿和平凡人的抒写。其实,西方悲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也并没有一直坚持“英雄悲剧”的创作路线。在西方现代悲剧中,出现了许多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悲剧创作,如《推销员之死》,叙述的了普通人维利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维护做人的尊严,最终受挫的悲剧。因此,在当代,这个没有帝王,也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无论是中国悲剧,还是西方悲剧,其主人公都应该是普通人或“平民”,因为随着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在普通人身上早已“显示了这种属于一切悲剧的内在动力”,因而阿瑟·米勒认为“普通人与帝王同样适合于作为最高超的悲剧的题材”。所以,对于中国悲剧的“平民化”倾向,人们大可不必耿耿于怀,更不应该机械地以西方传统悲剧的“英雄”式标准来对此进行批评。

因此,在中西悲剧的比较研究中,不应该武断地以西方悲剧作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悲剧,否则就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之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形态都会有其独特之处。研究者应该立足于中西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两国的悲剧特色,同时取长补短,吸收西方悲剧的精华,以促进中国悲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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