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墙头马上》中的悲剧因素

朱稚冉

摘 要：《墙头马上》是元朝曲作家白朴创作的一部具备强烈喜剧色彩的恋爱戏。剧中的主人公李千金敢作敢为的性情和为寻求爱情奋不顾身的精神为读者感叹。历代都认为《墙头马上》是一部“大团圆”结局的爱情喜剧，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李千金曲折的爱情生活来看，它反映着封建社会对爱情婚姻的腐朽观念，蕴含着女性的悲剧因素。本文就对这些悲剧性因素进行阐述。

关键词：悲剧；环境；行为选择；无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2

《墙头马上》是元朝戏曲中“四大爱情喜剧”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十大古典戏剧之一。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三版）中评价这部作品为“一部具有浓厚喜剧色彩的爱情剧”[1]，许多人也只把它当做是一部桃色喜剧。对于这种观点，我更赞同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对此剧的评价：“《墙头马上》是一部最富于社会性的婚姻问题的剧本。”[2]而一个悲剧的产生，也绝不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它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本文就主要从作品中的环境、主人公性格以及团聚的结局这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其中的悲剧性因素。

一、悲剧性题材来源

元代曲作家白朴的《墙头马上》题材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原诗中的描述从“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柳。墙头马上遥相望，一见知君即断肠。”的一见钟情到“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不堪主祀奉苹蘩。”的不受待见，再到后来“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的悔意连连、警戒他人，这些回忆与开头的“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呼应，显示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诗中女主人公最后终得无地自容的下场。从《井底引银瓶》中可以看出在当时青年男女的交往还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实在是难以实现。因此最终还是以悲剧结尾。

到了元代，许多杂剧都是根据传统的题材改编而成，还有些悲剧性的故事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是以喜剧的面目表达出来的，而《墙头马上》正是这样一种作品。尽管是以喜剧的风格重新改编了这个题材，但是我认为，不管是《井底引银瓶》里的少女，还是《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面对强大的封建制度的压迫，她们对于自由爱情和婚姻的寻求都是为当时社会不允许的，她们在与命运抗争。而这种挣脱封建束缚而不得的抗争正是此剧的悲剧所在。

二、环境导致的悲剧

（一）重视门第观念的社会环境

从汉代兴起至东汉时期大盛的门阀制度，以及自唐代以来盛行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婚姻观念，都显示出唐朝对于门第观念的顽固。而《墙头马上》的故事背景就是被安排在唐高宗即位仪凤三年。

裴少俊的父亲裴行俭任职工部尚书，在第一折中，裴尚书就表明自己的儿子“满腹诗书七步才，绮罗衫袖拂香埃，今生坐享荣华福，不是读书哪里来”[3]，并扬言“只等功成名就，方才娶妻”。正是怀着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在当发现藏在后花园中的李千金时才愤怒不已，强行让裴少俊休掉李千金后，迫不及待地对裴少俊道：“你只近日便与我收拾琴剑书箱，上朝求官应举去”。

由此可见，裴尚书极力想以科举来实现心中的功成名就，这也正是当时社会中普遍认为的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最好标准，而李千金的闯入无疑成为裴少俊科举路上的牵绊。就像《琵琶记》中蔡公对蔡伯喈的担心“恋着被窝里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4]（第四出）一样，这里的裴尚书只有以破坏“小家”的幸福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上层社会是当时社会里所有封建家长的共同目的，裴尚书认为李裴的结合阻碍了裴少俊的前进之路，即便生儿育女也绝不姑息。所以，裴尚书一口咬定李千金“决是介优酒肆之家”，可见他认为“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戒心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实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不是个人意愿”[5]，这就足以看出他内心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而李千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必然会面对重重压迫和阻挠。

（二）奉行严肃礼教的生活环境

古代的大家闺秀一般都是足不出户，待守闺中。李千金青春年华，却迟迟不遇心上人，不禁黯然。她虽生性活泼，却生在官宦之家中不得自由。在禁锢的日子里，李千金只能靠幻想来勾画自己的爱情，期待着真切热烈的爱。在“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洛阳王孙士女，倾城玩赏”这样的日子里，裴少俊与张千出来游赏，李千金第一次在墙头与裴少俊邂逅，便暗自一许芳心，并积极主动地撺掇梅香帮她传递简帖，邀约裴少俊幽会。被嬷嬷发现后，李千金更是挺身极力维护爱情，嬷嬷却冷语拒绝，并说裴少俊是恶徒，骂梅香是“奴胎”。这时的李千金羞愤不已，顶撞嬷嬷道“我待舍残生还却鸳鸯债，也谋成不谋败”（第二折），极力渴望维护爱情的李千金什么也不怕，甚至说“爱别人可舍了自己”。最后嬷嬷拗不过，便放她与裴少俊私奔。

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生活环境，女子想要婚姻自主的愿望根本没有可能存在的现实基础，加之封建礼教又时刻在剥夺着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权利，所以李千金在勇敢追求自己爱情婚姻的道路上注定要受到很多磨难。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门第观念正是造成李千金爱情婚姻悲剧的根源。

三、行为选择的悲剧

（一）春心萌动，决意私奔

在第二折【黄钟尾】李千金断然对嬷嬷道：“你道父母年高老迈，那里有女孩儿共爷娘相守到头白？女孩儿是你十五岁寄居的堂上客。”然后毅然决然跟裴少俊私奔。私奔以后的生活有幸福也有不幸和艰苦。她在裴家的后花园里藏了七年之久，并生育一儿一女，爱情婚姻的甜蜜充满了她的内心。但同时，却有着更深的无奈与悲切。

首先，李千金跟裴少俊私奔到洛阳，到裴家以后并没有被裴少俊领着拜见二老，而是被藏在了后花园中七年之久。在封建礼教那么严厉的社会，女子的贞洁与名分是相当被人们重视的，如果说裴少俊真心爱李千金，并且二人生育了儿女，那么为什么不能告诉父母，给李千金一个名分呢。直到事情败露，裴少俊这七年间没有任何的表态，真是让人难以理解。裴少俊不清楚的态度也奠定了后来李千金被赶出裴家门的悲剧命运。

其次，虽然李千金得到了爱情，但是在礼教森严的社会不被人认可的地下恋情，想必她也一定有很多难处，正如她自己所说：“数年一枕梦庄蝶，过了些不明白好天良夜。”（第三折【双调·新水令】）虽然这样，但相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来讲，她还是不悔于自己的选择。正是在甜蜜又煎熬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内心挣扎的对比无疑给这部剧添了又一悲剧因素。七年中担惊受怕的生活、思念家人不可得的隐痛以及来自封建礼教无形的压力，都直指着李千金的悲剧命运。

（二）东窗事发，休弃而归

在裴尚书无意中得知隐情后，故事的悲剧色彩演绎的更加浓厚。裴尚书质问并责骂李千金，李千金一一给予了激烈的反驳，毫不示弱，然而从始至终，都只是她一个人在“战斗”，一纸休书便结束了自己的爱情。在这场自由追求者和封建制度的斗争下，李千金最终败下阵来。一个女子七年的青春与隐忍换来的不是心上人坚若磐石的爱与支持，而是对礼教的妥协和对自己的抛弃，所有的信念瞬间崩塌。爱人的背弃，应该可以说是李千金爱情中的最大悲哀。

而面对妻子的不懈抗争和父亲严厉愤怒的呵斥，裴少俊选择的是妥协，“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为一妇人，受官司凌辱，情愿写与休书便了。”在君与臣、父与子的封建社会中和等级森严的纲常伦理里，裴少俊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父子之纲一旦混乱，君臣之纲也会大乱。乍一看，裴少俊在重压之下毫不反抗地接受父亲的要求、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爱情是懦弱的表现。但转念一想，这只是无奈的选择。他与李千金都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对自己命运无奈之举的悲剧。

四、大团圆下的无奈

裴少俊状元及第后做了洛阳县尹，到任后去寻李千金重修旧好，而此时的李千金在历经了磨难与无情后懂得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她斥责裴少俊当初的懦弱“他那三昧手能修手模，读五车书会写休书”（第四折【满庭芳】）面对裴少俊的封建说教与百般央求，李千金也丝毫没有原谅的态度。

讽刺的是，当裴尚书得知了李千金是洛阳李总管的女儿时，亲自领着夫人、带着端端和重阳来到李府“牵羊担酒，一径的来替你陪话”。明明来意是帮裴少俊领回媳妇，陪话时却说“谁知道你是李世杰的女儿？我当初也曾议亲来，谁知道你暗合姻缘，你可怎生不说你是李世杰的女儿，我却道你是优人娼女”，两个“谁知道”便将自己的责任甩的干净，甚至还有些埋怨李千金不说明自己身份的意思。要知道李千金当时是与裴少俊私奔，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假如李千金说明了身份，裴尚书又会不会因为李家家风不正而悔婚呢，我们不得而知。这里的说辞只是为自己摆脱责任找的借口罢了。而李千金也终因不忍心看着一双啼哭的儿女而心软，答应与裴少俊重归于好。全剧以李裴二人的团圆结束。

即使是团圆，也只是裴家的团聚。再回头看李家，已是家庭破败、父母双亡。在第三折【双调·新水令】中李千金思念洛阳父母，“想父母关山途路远，鱼雁信音绝。为甚感叹咨嗟，甚日得离书舍？”七年的时间，李千金尽管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爱情，却长久失去了亲人的关爱。生养自己的父母最终也没能得到自己女儿的消息，李千金没能尽孝。这样的结局还能称作是喜剧吗。

说到底，团圆结局的促成还是由于李千金的身世，而不是因为爱情。而李千金最后答应回去的原因，也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出于对自己儿女的想念。如果她执意不原谅，迎来的只能是自己孤苦到老的人生。所以说，团圆结局是李千金经历磨难痛苦之后，对封建、对现实无奈的妥协，团圆下的无奈更加加深了整部剧的悲剧色彩。

结语：

这部作品的悲剧因素以李千金坎坷的婚姻为主线，她虽然属于上层社会，但不得自由的婚姻却如行尸走肉。与《破窑记》中的女主人公刘月娥一样，她们的爱情婚姻都是遭到了封建礼教的阻碍与破坏。她们的悲剧，也代表了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受压抑、不得自由的悲剧。除了李千金爱情历程这条主线外，以裴少俊的犹豫迟疑、李家的家破人亡、裴家上下和嬷嬷等人为代表的固执观念等，是这部作品中体现着悲剧因素的次要线索。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着封建社会中关于礼教、门第观念带给人的桎梏。

再纵观整部作品，虽然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李裴二人终得眷属的团圆结局收尾，但其中却处处埋藏着悲剧因素。团圆的结局不过是对读者心灵上的安抚，并非作品本质。仔细想一想，这样的结局都是由剧中人物不同程度的代价得来的。

注释：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3][元]白朴.《墙头马上》.潘莉校校注.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4][元]高明著、吕树坤编.《琵琶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5][德]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参考文献：

[1]吴永萍.《试论<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形象的悲剧色彩》[J].兰州：社会纵横，2006年第6期.

[2]朱金城、朱易安.《国学经典导读——白居易诗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

[3][元]白朴.《墙头马上》.潘莉校校注[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

[4]夏青.《浅析<墙头马上>的悲剧意味》[J].石家庄：青春岁月，2013年第14期.

[5]贺瑞婷.《论元杂剧爱情婚姻喜剧中妇女的悲剧命运》[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