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与哲学的关系探微

贾振鑫

曲艺与哲学都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创造，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密切联系。哲学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最高形式，是带有普遍规律的方法论，其影响力是通过对人类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潜移默化，进而扩展到文化、宗教、科学、风俗、教育等方方面面。而中国文化因从古至今不间断的传承，受传统哲学的影响尤其明显。细数曲艺、文学、绘画、戏曲、建筑等艺术形式，无一不是在传统哲学的影响下发硎成长。

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宇宙观的特点是宇宙“回旋”进化论。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所以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概念。这种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万事万物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成模式；再者，中国素来讲究阴阳五行的平稳运行，金、木、水、火、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生相克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模式循环进化的内涵。所以李泽厚认为：“它的这个循环论，现在讲的是进化论，中国人对这个也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中国人是乐观的，所以讲螺旋式的上升，螺旋还是圆的嘛。在中国只要是合理的、适用的，就容易接受。”①宗白华也认为：“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得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②在上述哲学思维的作用下，曲艺形成了以表现为主、再现为辅的艺术形式，使用夸张并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结合虚拟的程式化表演，在立足于现实的同时超越现实，给观众拓展出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种贵在传神，讲究“象不象三分样”的恰到好处，完全不同于西方写实逼真的再现艺术，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于表现的大写意风格。演员在表演时敢于打破第四堵墙，采用自报家门、插科打诨、评点等方法，直接与观众进行交流，去激发观众的想象，从而形成以演员为主导，演员与观众互为一体，在彼此的循环往复中共同完成艺术形象创造的表演模式。而且，在“回旋”宇宙观的哲学思维影响下，曲艺的故事结构不强调悲剧的力量，常常是大团圆的结局，如《西游记》中的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修成正果；《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的爱情虽有种种磨难，结局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杨家将》中的杨家满门忠烈，虽屡遭奸臣陷害，但结局还是他们击退强敌、家仇得报，而奸臣亦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梁祝》中的梁山伯、祝英台，虽双双因爱而亡，故事的结尾却是二人“破坟化蝶”，得以浪漫主义的“结合”；《说岳全传》中的岳飞，虽有冤死风波亭的悲剧色彩，可全书的最后也是秦桧之流终食恶果，而岳飞子嗣兴旺，为国屡建奇功，捷报频传，等等；受中国哲学“回旋”宇宙观及辩证思维的影响，曲艺的表演动作，讲究欲上先下，欲左先右，以“圆”为美，忌讳动作的平直，强调“虚与实”的辩证；语言的运用上，充满了辩证统一，要有高低、快慢、迟急、强弱、疏密、断连的对比反衬，体现欲强先弱、欲快先慢的迂回，忌讳没有对比的平直；曲艺故事的情节，亦与《老子》所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样，充满了变化起伏。万物负阴抱阳，相生相克，充满了辩证的对立统一，曲艺作品中的忠奸、善恶的对立存在，就是源于此故。俗话说“听书听扣”，说书人设计的一个个悬念是听众想要了解后续内容的一大动力，而构成“书扣”的，就是一个个矛盾的制造和解决，这些矛盾来自：男和女、大与小、强与弱、富有与贫穷、刚与柔、勇与怯、生与死，吉与凶，祸与福，高与下、前与后、美与丑、难与易、谦虚与骄傲、荣誉与耻辱、高贵与低贱、智慧与愚钝、巧妙与拙劣、胜利与失败、进攻与防守、轻与重、安静与浮躁、曲与直、天与地，兴与废、新与旧、取与舍、热与冷、厚与薄、长与短，德与怨等对立的概念，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各个因素以及对立关系的运动转变，给曲艺作品的精彩圆满提供了重要的构成基础；曲艺的简而不简的表现形式，亦体现了道家“大道至简”的思想，表现手法、道具的使用体现着“道”乃万物本源的哲学思维。曲艺表演的一人多角，道具使用的一物多用，曲艺音乐的一曲多用，演员技巧的一人多能等“以一生多”的现象，都体现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道家思想。

《道德经》第九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思想可高度概括为“道”，这一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天道”或“自然之道”；而在儒家看来，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天赋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天赋的道德原则。所以儒家讲求“人者仁也”、希望可以“求其放心”从而成就可以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人道”，亦与道家之“天道”有共通之处；佛家讲究“即心即佛”，和儒、道两家关于“道”的解释类似。“天道”与“人道”与即心即佛之“道”，统一于“道”，构成了我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地一部分，人应该遵守自然规律；强调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应该像服从自然规律一样遵守道德，做到天人协调。“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奠定了曲艺表演形神兼备，以形传神，以神写形的理论基础。曲艺的表现形式，和中国传统艺术一样，是突出表现的大写意风格，夸张的语言、虚拟的表演追求“以形传神”的艺术境界；同时，曲艺表现注重内涵，是“情、趣、理、味”的结合，还强调表演的“劲儿”，与老庄哲学与禅宗哲学强调“内在精神”多有关联。如京韵大鼓《子期听琴》所表述的“高山流水”的故事，就体现了禅宗哲学“即心即佛”的思想真谛。而曲艺“劝人方”的艺术特色，亦是最终体现为“人道”的深邃。

由于儒家思想在历史社会中长期的主流学说地位，成型于封建社会的曲艺艺术，更多的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天地君亲师是奉祭或者效法的对象，也代表着一种价值的取向，敬天法祖、亲亲爱友、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行为准则曾长期约束和指导着曲艺传承和发展，是维系曲艺生态平衡运行的重要力量。过去的曲艺艺人，由于受到自身生活处境的限制，不一定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理想，也不一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但是，他们也愤恨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平，所以才会创作《夸住宅》、《开粥厂》、《连升三级》等相关的作品来讽刺社会的不公。而那些在曲艺作品中比比皆是的关乎修齐治平的内容，也早已成为曲艺“劝人方”的内核，对受众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积极影响。此外，在如今信息发达、思想活跃的时代，曲艺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不可能原封不动，肯定要结合时代特点。所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中华美学精神的前提下，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无神论等当代哲学思想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是保证曲艺创作表演可以紧跟语境变化，彰显时代特点的重要途径。

曲艺，浸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哲学对于曲艺艺术现象的诠释，肯定具有强力支撑作用。如果说，哲学代表着人类理性创造的最高层次，艺术代表着人类感性创造的最高层次，那架起二者之间的桥梁就是美学。那利用哲学诠释曲艺现象，不仅可以打通曲艺与哲学之间的通道，更是建立“曲艺美学”的必由之路。曲艺美学，是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论，是维护曲艺生态健康的重要力量，对系统指导曲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起着航标性的作用。当下，曲艺美学研究的薄弱，应引起主管部门和曲艺学者的高度重视。

要强调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西方文化也对曲艺产生了影响。就当前曲艺的现状分析，外来文化的冲击对曲艺生态的影响，从形式上看，是声光电影的绚丽夺目，是外国大片、摇滚乐、电视节目的激情四射，是真人秀、脱口秀的尽情娱乐。这些被具体化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表现方式，一方面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以先锋艺术的精神表现出对传统艺术和现代经典的反叛；另一方面，则是在现代社会商品化的背景下，朝着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方向发展，大众性、平面性、游戏性、娱乐性成为追求目标。荒诞、拼接、嘲弄、游戏、反讽、调侃等手法充斥在艺术表现之中，力求对传统艺术和现代经典审美标准的突破，从而寻求一种全新的形式。后现代主义，消解了艺术的门类，消解了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消解了高雅与通俗、大众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受此影响，现代媒体中满是调侃与嘲弄、游戏与拼接，消解了曲艺技法的“泛曲艺”类节目大行其道。这些“曲艺”节目对表演场面（甚至加进大型的伴舞）的刻意追求，（运用现代声光电技术）突出了对视觉、听觉的感官冲击力，但最终结果是 “无厘头”式的调侃虽不缺逗人发笑的“笑”果，却让人笑过之后无法长久立体的留存记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对曲艺发展消极的影响。究其根本，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出现，源于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人类感性与理性的脱节，以及对于数字过分追求而产生的浮躁情绪，其本身有着寻求感官刺激宣泄情感的潜在欲望。而曲艺原本需要观众有闲情雅致，有入静的心态，能“静下心来听书”，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形象的创造，而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表现与曲艺追求内涵的艺术本质存在着相反的作用。所以，目前来看，后现代主义对曲艺的影响，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负面作用，至于曲艺能否经过尽快的调整，把这种消极的影响降到最小，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那就是留待今后深入探讨的问题了。

总之，曲艺与哲学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曲艺的表现形式、内容、美学体系的建立以及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深受哲学的影响，而且，哲学作为曲艺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促进曲艺发展的同时，对曲艺的生态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反过来，曲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通过舞台以及现代媒体的传播，也对哲学构成了影响。

注释：

① 引自《阴阳五行：中国人的宇宙观》 李泽厚 《中国文化》2015年（春季号），第11页。

② 引自《宗白华全集》（2） 宗白华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