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先生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95年，我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的身份考入“方门”，成为方汉奇先生的在职博士生。1998年，在方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自己的学位论文《蜜蜂华报研究》，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我晋升教授，并成为博士生导师。2002年，我“转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年被任命为主管教学的副院长。

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我就对历史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业绩心怀敬意，及至来到北京大学，对于他们就更多了一层气息相通的感觉，冥冥中也仿佛接受了一种旨意——把研究会恢复成立起来，让历史的血脉贯通到今天。2006年，我担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掌握了一定的行政资源以后，开始比以往更多地考虑这个问题。2007年年底的一天，我郑重拿起话筒，向导师方汉奇教授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在200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之际，将其恢复成立起来。电话那头传来的爽朗笑声和殷切话语，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励。记得当时方先生说，恢复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90周年恢复成立恰逢其时。他还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不仅是北京大学的资源，也是全国新闻界的资源。我的想法继而得到赵玉明教授、吴廷俊教授、卓南生教授等中国新闻史学会领导和顾问们的大力支持。于是，我向学校正式提出恢复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申请。我在报告中写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属于北京大学，也属于全国。我们希望将恢复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建成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平台，以开放的姿态吸引全国有志于从事新闻史论研究的学者参加。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新闻学术界的合作、交流，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同时有利于促进全国新闻史论研究在更高的起点上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当然，研究成果也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教学中来，以促进新闻史论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为培养高质量的新闻人才服务。”我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学校的批复。

2007年12月26日，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旧址）106会议室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论证研讨会，学校、学院领导以及方汉奇教授、赵玉明教授、吴廷俊教授、卓南生教授等出席了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秉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传统，由时任校长的许智宏院士担任会长；面向海内外聘请副会长及导师，将学会办成开放性的研究平台；再版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等著作；开办北京大学新闻学茶座；开办全国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

作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筹备委员会的主任，我相继接受了《光明日报》、人民网等的采访。2008年4月14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薪火相传面向未来——程曼丽教授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一文，同时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三巨擘”蔡元培、徐宝璜和邵飘萍。此文编者按写道：“2008年，北京大学逢建校110周年，也将迎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90周年纪念日。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和良好学风，北京大学将于4月15日恢复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将于10月14日举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90周年庆典。这是我国新闻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本报今天刊发专版文章，以示祝贺与纪念……”在介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历史地位的时候，我特别提到方汉奇先生所归纳的、北京大学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开创的“五个第一”：在中国开设了第一门新闻学课程，建立了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院系调整后第一个设立新闻专业。我同时提道：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诞生地，北京大学有责任、也有信心重新扛起历史留下的这面大旗，挑起历史的重任，将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①

2008年4月15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会议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在未名湖畔这座有着古色古香庭院的会议室里，作为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之后的第一任会长（总第二任），许智宏校长聘请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方汉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学术总顾问，他还向同时受聘的首批10位导师——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丁淦林、童兵，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廷俊，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少南，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颁发了证书。

在这次会议上，方汉奇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我想讲两点意思。第一点，就是祝贺。第二点，就是希望。祝贺方面，我想首先祝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恢复成立，因为这是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新闻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里程碑。虽然这个研究会当年只活动了两年两个月，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影响很大，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期间，还出版了中国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新闻专业期刊。而且这个新闻学会是和毛泽东、高君宇这样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恢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这种历史传承的延续，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这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第二件值得祝贺的是许智宏校长出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会长，还有几位先生出任副会长。我想特别祝贺许校长出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会长。许校长出任这个会长，就是第二任会长，第一任会长是蔡元培校长。这意味着许会长把蔡校长的事业传承了下来。蔡元培校长是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中国教育史上、中国近现代史上口碑最好、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他1917年1月4日到校至1927年7月离开，当了5年半的北京大学校长，但是这5年半的时间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础，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地位，他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至今还受到社会上的认同和尊重。

现在许校长把蔡校长的事业接过来了，用奥运会的火炬比喻的话，就是把蔡校长手里的火炬跨过了蒋梦麟，跨过了傅斯年、胡适、汤用彤，跨过了马寅初、陆平、周培源、张龙翔、丁石孙、吴树青、陈佳洱等，把火炬跨过了11个校长和代理校长，直接接过来了。我想这就意味着许校长将会和蔡校长一样，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重视，对北京大学新闻教育重视，对培养新闻人才重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既为许校长贺，也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贺。第三，我觉得应该祝贺的是10位导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一次准备聘请10位导师。导师这个称号是毛泽东生前最喜欢的称号，他有4个称号，他说那3个都讨嫌，就是导师这个称号，他最喜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今天以前，曾经有过两个导师，一个徐宝璜，一个邵飘萍。今天即将应聘的10位导师是将要和徐宝璜、邵飘萍的名字排在一起的导师。我觉得这是一种与新闻学的大师们并肩的荣誉。徐宝璜是新闻理论的“开山祖”，邵飘萍是新闻实务研究的“开山祖”，在他以前，也有记者。但是研究新闻实务、出书的，他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对即将应聘的导师们也应该祝贺。

最后，简单地讲一点希望。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曾经为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它活动的那个时期是中国新闻事业相对比较发展的一段时期，就是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五四”前后的大量报刊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建党初期大量党的报刊是那个时期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办的民营报刊，那个时期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当时的活动，对中国的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我们恢复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应该继承这个会初创时的传统，像蔡校长在办会宗旨里提到的，要在“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三个方面下功夫，为今天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②

2008年10月25日，恢复成立后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与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9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业界的200多名代表共襄盛会，见证并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

方汉奇教授应邀参加此次会议，并发表了演讲。他说：

今年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怎么来祝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呢？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继承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有哪些优良传统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所有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成员，都有高度的反帝爱国的思想，都有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时代责任感，都积极地参与当时的救亡运动、文化进步运动和政治活动。现在已知的有姓名可考的55名会员当中，有不少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五四”运动的“健将”。还有不少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其中，有两位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两位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两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有两位是后来中共的北方局负责人，还有一位后来是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两个导师，邵飘萍是1925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徐宝璜不是党员，但是他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坚决抵制段祺瑞政府制造的“3·18惨案”，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他也是进步的教授。这些人都是抱着救亡的目的，抱着追求科学和民主、探索振兴中华道路的目的进入这个学会，从事新闻学研究的。

第二，紧密地和国际接轨，有比较广的学术上的探讨。研究会创办的一些骨干力量，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是当时的海归，而且是中国比较早的海归。像蔡校长，他是进士，1902年到日本去留学，他翻译过日本的哲学著作，1907年到1911年又跑到德国去留学，待了4年，后来又去过瑞士、俄国，他通6门外语。

徐宝璜是1912年拿到北大的公费到美国去留学，先是在纽约州里的林业工程学院学习，后来转到密歇根大学学经济、学新闻学。他的那本新闻学著作，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这本著作征引的参考书目的31种当中30种是英文，他征引的论文大概是72篇，有68篇是英文。可见，他的新闻学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当时最新的西方研究成果，是和国际接轨的。

邵飘萍两次去日本，1914到1915年是学法律，第二次因为受到段祺瑞的通缉，到大阪《朝日新闻》做社评委员，在日文的报纸做社评委员，他是能够用日文写作的。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应邀到学会作演讲、作报告的两位专家教授，一个是李大钊，一个是高一寒，也是海归，李大钊是早稻田（大学）的，高一寒是明治大学的。这些人有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他们关注新闻，但是他们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有所了解。蔡元培是研究哲学、研究文学、研究伦理学的，邵飘萍和李大钊是学法律的，高一寒是学政治的，他们都是对新闻事业，对新闻学的研究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同时非常尽心尽力地把当时世界上最新的这方面的学科知识引进来介绍给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

第三，紧密联系新闻事业的实际。新闻学研究会的一些骨干力量，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从事过办报活动的，像蔡校长，他办过《外交报》《苏报》《锦州日报》；邵飘萍办过《汉民日报》，后来办《京报》；徐宝璜和李大钊都办过《晨钟报》。像高君宇，他当时参加过《国民新潮》，后来又参加过《向导》《中国工人政治生活》等很多报刊的出版工作。毛泽东后来办《湘江评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都是对新闻工作有比较深入了解的骨干力量。

参加到这个学会的研讨活动当中，很自然的在研讨过程中就会紧密地联系中国新闻事业的实际。会员当中还有陈公博，他主要谈他在广东办报的体会。因此在研讨的活动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们非常关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关注新闻事业规律的研究，关注报纸功能的研究，关注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研究，关注广告和新闻道德的研究，有的研究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前沿的，说明他们的研究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新闻实际的。

第四，向社会看。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校内社团，当时他们的章程里面第5条有一个规定，“本会隶属于北京大学，校内外人均可参加”，不限于北京大学校内。现在有姓名可考的55个会员当中，起码有3个人就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导师当中邵飘萍也不是北京大学的，他是《京报》的社长、总编辑。不以北京大学为限，面向社会。要说有区别，就是收会费不同。校外的一年收18元钱，校内的9元钱。后来调整了之后，校外是8元，校内是4元。当然这个数量也够可以，因为当时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也就8元。但是，校内外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区别。我想这个传统，我们刚刚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继承得很好、发扬得很好。

恢复成立以后，聘请顾问、副会长、导师，不完全是北京大学的，有清华大学的，有中国传媒大学的，有复旦大学的，也有华中科技大学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而且不以境内为限制，还包括境外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少南教授，而且不以国内为限，还包括日本龙谷大学的卓南生教授，真是海纳百川。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当时的水平起点不低，和国际的差距不大，因为当时国际的新闻学研究、西方的新闻学研究也刚刚处在起步阶段，比我们略早一点，也就是10年左右的差距。所以当时的研究起点是很高的。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可惜，活动的时间只有两年，很快就中断了。这一次恢复成立，希望不要再中断。2008年是90年，到2018年，希望我们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在新闻学研究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有更多的业绩。我想这就是对我们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90周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和期待。

自那以后，对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方先生能参与的都热心参与，包括出席年会，出席“全国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开班仪式，出席北京大学新闻学茶座，与青年教师、学子们交流。对于我这个学生（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进而担任执行会长），他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复会以来，研究会举办了六届年会，主题分别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暨‘五四时期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东亚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新闻史论教育与研究面临的难题与困惑”“如何研究新闻史？如何弘扬学术精神——以《新闻春秋》公开发行为契机”“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主体性的再思考”“新闻传播与文化政治：近代以来亚洲新闻事业研究”。从2011年开始，学会以年会的形式主办“新闻史论青年论坛”，以期为年轻学者搭建彼此交流的平台，进一步丰富新闻史的研究成果。

复会以来，研究会举办了5届“全国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截至2013年毕业学员达到100名。学员来自国内3个新闻机构、1所海外大学和64所国内高校。2011年，学员自行成立了同窗会，2012年和2014年又相继成立了两湖分会和东北分会。

复会以来，研究会举办“北大新闻学茶座”52期，由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卓南生教授主持。光临茶座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的学者和业界人士。茶座讲座的部分内容刊登在《世界知识》《参考消息》《国际新闻界》《新闻春秋》《传媒时代》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上。通过“茶座”，研究会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学子，形成了一个跨国、跨界、跨校、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

2014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复会6周年之际，研究会开始筹划出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以全面展示复会以来学会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该《文库》由4个部分组成：经典新闻学著作再版，研究会导师的研究成果，特训班学员的优秀成果以及研究会学术活动集萃。我们的初衷和心愿是：通过《文库》的出版，贯通“古今”，延续血脉，传承薪火，砥砺后人，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2015年5月30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复会7周年、北大新闻学茶座开办5周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出版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举行，林建华校长到会并致辞，他对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复会7周年表示祝贺，同时充分肯定研究会复会7年来取得的成绩。他在致辞中说：“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媒体生态与7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望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不断关注和研究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数字化时代继续引领学术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时年近9旬的方汉奇先生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表了演讲。他再次回顾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传承与发展，充分肯定研究会复会7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他说：盛世修史，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史在新闻学研究领域异军突起，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他勉励研究会的青年学者继承传统，再接再厉。他还以风趣的语言为我和卓南生教授“点赞”，肯定我们7年来为研究会和学界做出的努力与贡献。他的原话是：“在这里我想点赞两位人士，第一位就是程曼丽教授，因为是在她主持北大新闻学院院务工作的时候和她担任新闻史学会会长的任期内，创办了今天在此召开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的茶座。我要点赞的第二位就是卓南生教授，新加坡的卓南生教授，他的知名度在中国新闻史这个领域已经不亚于加拿大的白求恩了，也不亚于北京的马布里了。”方先生的支持和肯定，令我们非常感动。

2016年6月7日，方汉奇先生又一次来到北京大学，与我们共聚一堂，纪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复会8周年。他看到《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已出版的研究成果和《北大新闻学通讯》、“北大新闻学茶座纪要”后，非常认可研究会“对学界、业界的交流探讨做了及时的记录，并以这种形式将文献资料保存下来，流传开来”。他同时鼓励研究会继续开办师资特训班，为新闻史论研究事业输送新鲜血液。

我想说的是，敬爱的方先生，8年复会路，您和我们一起走过，令我们虽遇坎坷却无怨无悔。虽然8年来，您的年龄在增长，步履已不如从前那般矫健，但是您的提携、扶掖与支持使研究会越走越稳，步入坦途。2008年您曾说过，到2018年，希望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新闻学研究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有更多的业绩。我们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研究会同人将努力把当年蔡元培校长树起的旗帜继续扛下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拓创新，以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迎接研究会成立100周年、复会10周年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

注 释：

①见2008年4月14日《光明日报》第10版。

②根据方汉奇教授2008年4月15日发言录音整理。此段文字曾为方汉奇教授从事新闻史教学60周年纪念文集所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