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新形势下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与业绩表现的关系研究

史楠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6）10-000-02

摘要本文结合反腐的制度背景，利用2007-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对高管在职消费与业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十八大以前，在职消费对企业的业绩增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的加强增加了企业利用在职消费进行寻租的成本，对企业业绩增长表现出明显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反腐 在职消费企业业绩

一、引言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反腐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作为腐败的重要寄生地，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在反腐整改中也必将得到更好地监督，从而有益于企业长期业绩的提升。

然而，以往的研究对于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管在职消费有利于企业同政府官员、商业伙伴建立友好关系，通过资源的获取便利进一步提升企业业绩；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管在职消费留下了贪腐空间，会损害到企业的业绩。本文认为，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因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机理，不能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武断概括。在廉政廉洁风气盛行的环境下，以往靠在职消费拉拢关系而获得资源的途径受阻，因此本文预期在反腐力度加强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面作用将居于主导。

二、理论分析

（一）相关文献回顾

以往文献研究表明，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管职务消费可以提升企业业绩，其作用路径又可一分为二：一方面，监管部门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实施了严格的管制，因而高管职务消费作为一种隐性薪酬机制，可以对高管的积极性形成激励，进而促进企业业绩提升（Rajan等，2006）；另一方面，高管职务消费的各项支出有利于企业寻求、发展和维护与政府机构、商业伙伴的关系，进而取得获取经济资源的便利条件，最终为企业带来业绩增长（黄玖立等，2013）。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管在职消费是企业贪腐的体现，最终必将损害企业业绩（Yermack，2006）。一方面，高管过度消费能够反映高管利用职权便利攫取企业财富的程度，引起企业现金流水平的降低和投资效率下滑；另一方面，通过业务招待、旅游等支出维护的利益关系无法转化为企业持续成长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将削弱企业的业务创新能力。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下的反腐工作开展得十分猛烈，高管利用在职消费建立并维持与客户、政府之间关系的成本大幅提升，过度的关系投资反而成为企业业绩增长的负担。然而，现有文献并未结合制度变迁，深入探讨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关系在反腐影响下的表现形式。

（二）理论分析

（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制度引致了管理层的代理问题，国有企业“所有权”缺位的特点使得管理层更可能利用职权进行过度消费。因此，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行为很可能是管理层自利行为的结果。然而，国有企业的目标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还受到实现社会责任、稳定社会就业等政治要求的约束，使得国有企业天然地需要维护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由此可见，高管在职消费仍可能帮助企业维护与政府、商业伙伴的关系，从而获得业绩增长的重要资源。

然而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浪潮中，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下，政企分离的趋势越发明显。以往单纯依靠资源获取增长的国有企业，将面临产能过剩、创新不足的严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维护关系，很难再实现资源的有效获取；另一方面，之前通过关系获取资源的模式使得企业很容易忽视自身业务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一旦这一模式在反腐的打击下瓦解，企业的发展前景将面临严峻考验，业绩下滑也难以避免。

基于以上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高管作为关系投资的在职消费虽然在短期可能使企业因获得资源而提升业绩，但不利于企业核心业务竞争力的提升，在反腐的冲击下，使得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2）基于刑罚威慑论。刑罚威慑论是由意大利思想家贝尔利亚提出的，在他看来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其行为是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因而，为了不让犯罪人从犯罪中获得效用的提升，必须使刑罚的痛苦程度超过其通过犯罪可能获取的快乐程度，从而形成威慑效应。然而，刑罚是否能真正发挥出威慑效应，取决于犯罪者是否受到严肃处理这一关键因素：即刑罚程度是否足够和犯罪是否能被识别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刑罚的程度较低，自然对犯罪者的威慑作用小；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制度和环境存在较大缺陷，犯罪者能够隐藏犯罪行为的概率增大，这也将不利于刑罚威慑效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下的反腐工作开展得十分猛烈，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一起打，对腐败分子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击。高压反腐的措施，使得犯罪成本加大，犯罪者被查处的概率提升，从而增强了刑罚的威慑效应。此外，近年来执法部门对查处的腐败案件均予以严肃处理，杜绝以往案件“冷处理”的现象，保证了刑罚实施的力度。由此可见，在高举法治社会大旗的今天，反腐等廉政建设的推进具备着较为有力的威慑效应。

基于反腐威慑效应的基本假设，主观方面本文认为企业高管的腐败意志将受到抑制，并表现为高管在职消费的减少；客观方面本文认为企业高管通过职务消费同政府官员和商业伙伴建立友好关系、并以此提升业绩的难度增大，因为资源浪费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失的概率也将增大，从而表现为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与业绩的负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论文尝试探索新的反腐背景下，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表现。如前文所述，已有研究认为高管在职消费既可能是企业提升业绩的资源获取渠道，也可能损害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企业寻租的空间缩小，过度的高管在职消费只会损害企业业绩表现。为论证上述观点，本文选取2007-2015年区间的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研究中涉及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结果

（1）相关性系数。表1给出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由该结果可以看出，2007-2011年的样本中，每股收益与管理费用率的相关性系数为-0.0204，但并不显著，说明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然而，2012-2015年的检验结果表明，每股收益与管理费用率的相关性系数为-0.0528，且该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表明，在中央反腐力度加强以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损害作用更加明显。

（2）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在单变量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对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的关联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方程的因变量为企业业绩，自变量为管理费用率，并且控制了企业规模，行业和年度，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在2007-2011年的样本中，管理费用率的回归系数为0.989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2012年以前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使得企业业绩获得了显著提升。然而，2012-2015年的检验结果表明，管理费用率的回归系数为-0.5472，且该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的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表明，在中央反腐力度加强之前，在职消费的确有利于国有企业获取资源便利进而提升业绩；而反腐力度强化以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损害作用则更加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整理了2007-2015年度国有上市企业相关数据，通过统计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与业绩表现在2012年后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之前这一负面效应并不明显。上述发现表明，十八大以前在职消费在企业获取资源、维护关系等方面存在积极意义，短期内有利于企业业绩增长；而在2012年以后高压反腐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利用在职消费寻租的成本上升，对企业业绩的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本文在新的制度环境下重新审视了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背景的变化会导致企业高管消费的性质的改变，这启示研究者应当紧密结合时代背景思考学术问题。随着反腐工作的推进，企业依靠寻租获得竞争优势的战略难以为继。企业只有重视自身经营和研发活动，依靠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才能获得市场的长远认可。同时，企业也应当注重对于高管团队的激励强度，例如在业绩提升的情况下，提高高管的股份及奖金份额，发放公司福利，从而增加高管工作积极性，并加强监管与惩戒力度，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Yermack， D. Flights of fancy： Corporate Jets， CEO Perquisites， and Inferior Shareholder Retur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80（1）.

[2]Rajan， R. G.， and J. Wulf. Are Perks Purely Managerial Exces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79（1）.

[3]黄玖立，李坤望. 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J].经济研究，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