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大院

许晓青

一、地位

棉站大院，从前我们小孩都叫它棉花大院。棉花朵朵，大院却已无棉花。

几幢山脉一样的房子围着塑料网和脚手架，北面一幢现代风格的三层小楼。我几乎是飞上楼，从阳台上往下看，一个个夹着公文袋的青年才俊，自信满满地走着。我想起似乎听说过这里要改造成一个文化创意园区。我正欣喜于大院的新生——梦遽然醒来。

这几年里，这样的梦我已经做了好多次。

我是个没有故乡感的人。父亲祖籍姚城，早年插队到被称为“海里”的兰海乡，因爷爷是棉站职工，后到棉站当合同工。知青返城时，父亲在乡下已有家小不便回城，就招工进兰海供销社。供销社没有足够的宿舍，故我们仍借居棉站。我生命的前二十一年，一直栖身于棉站里的一间小屋。说兰海是故乡吧，我们在那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缺亲少眷，寄人篱下。很多次姆妈神情凝重地对我和哥哥说：“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们在这里，就像在路上遇到风雨躲到凉亭里，像燕子在人家屋檐下做窝，总有一天，你们要像燕子一样，‘嘟——飞到外头的世界里去。”说它不是故乡吧，我的童年、少年记忆，确又都以“海里”这块土地为背景，我知道的人情世故，也是“海里”的人情世故，梦里也常回“海里”。

2013年春节，我到先生在横塘的亲戚家做客，顺便去兰海看过棉站。当我站在大门前时，惊奇地发现棉站像枚风干的果实，缩小了。大门一片铁锈，淌着一条条黄色的锈迹。两边门柱中的一个塌出窟窿，露着像胫骨一样的门轴。门旁供搬运工人休息的水泥凳当中拗断。墙沉入土中只露一线墙基，露出的砖茬像咬过的苏式芝麻馅月饼，有一截严重外斜，真担心六月的台风会把它吹倒。从门缝望进去，靠东墙那排平房像一条长虫，在草丛中露出黑色的屋脊。打包楼也佝偻萎缩。

我早知道“沧海桑田”这个词的意义，但今昔巨大的落差在我心里产生的伤感，还是子弹一样击中了我。

当年，兰海棉站可是兰海、临海和横塘的标志性建筑，秋天要吞下三个乡大地上的棉花。它有横向房子五进，竖向房子东西各一排，其中第三、四、五进和西边一排都是七八米高五六十米长的仓库；用来收棉花的廊棚两个，临时堆放棉花的石板天井三个，泥地天井三个；中矗一幢四层打包楼，远望如海岛上的灯塔，站在上面，可眺方圆十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在第三进西边造食堂一个。这样的规模在别处也许不算什么，可在“海里”，就不得了了。要知道被称为“海里”的临、兰、横三乡，几百年前是汪洋大海，明末清初贫民到杭州湾南岸围海造田，才有了这块土地。一穷二白的底子，加上碱性土地，几次发生塘倒潮水倒灌的灾难，故“海里人”一直很穷。改革开放前，“海里”大多数人家住稻草抹泥的房子，少有瓦房，更不要说楼房了，即使乡政府、卫生所、供销社、信用社、粮站，也没它气派。

读小学时，每次和同学放学走到棉站，同学会充满向往地看一眼棉站大门。有一次我邀请一个要好的同学来棉站玩，结果一大帮人请求：“让我也去嘛！”那么多的房子，那么大的场地，验花的玻璃屋，六十八级台阶的打包楼，大台秤、轧花机、打包机、发电机、灭火器、消防车、电话机、电视机……那天同学们惊叹不已，好奇不断，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说到电视机，不由得要说起一件事。电视机刚从镇总站拿来时，电视台正好放《永不消逝的电波》。附近的农民得知消息，到棉站来看。农民越来越多，张站长下令再不许放人进来。被拒之门外的农民闹将起来。站长打电话向乡政府求救，乡政府派民兵抓了几个农民关禁闭才平息此事。木门经此一役有所损坏，换成铁门。

棉站是三乡事实上的中心。有一年，棉站放映电影《东方红》。那时我才四五岁，依稀记得与第一进相连的大屋子里挂一块柠檬黄的银幕，银幕上红旗翻卷，银幕下半明半暗的脸像夜晚大海上明灭的波光。十岁那年，我们全校同学在老师们带领下，挎自己听课坐的木凳，步行一里多路到乡里开会，结果不是乡政府而是在棉站。还是第一进屋相连的大房子里，人犹如向日葵上的葵花籽一样数也数不清。开会前，从不买零食给我吃的爷爷，从会计室窗口递出一根棒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舔吮，甜蜜的滋味一直留存至今。大会讲了什么，我现在是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有好一会儿喇叭里报各校优秀学生名单，有本乡各村小的，也有临海、横塘的，当听到我的名字时，一时竟觉得像在说另一个人的名字。

那片大房子八十年代初改造成一片南北向廊棚、一排水泥平房和一块有四个篮球场那样大的天井。

平日里的棉站，像一座空城。七八个爷爷在会计室打牌、聊天、看报纸，周围静得好像能听见房子和房子在说话，麻雀的鸣叫在空气里激起回声。

一到夏季，棉站就活过来了。正式工们各司其职，临时工们也来了，拔草、补麻袋、修抬花箩、缝麻地毯、试消防车、翻修房子、调试机器……到九十月份收棉旺季，两个收棉廊棚里全是一袋袋一箩箩的棉花，颇像电影里解放区人民支援解放军的场面。棉花抬到特制的磅秤台上，用样品篓取一部分送到试轧室，试轧出的皮棉送到隔壁棉检室定级，其他的由抬花工抬到仓库或天井里，铺成雪白的海，堆成雪白的山，白色一路流淌，蔓延又堆积。路上尽是一点一点粉红色棉铃虫和它们踩扁的尸体。人影纷乱，机声隆隆。到了夜晚，灯彻夜不灭，照得半个天空都桔黄一片。住宿的临时工串门、聊天、唱歌、打牌。门卫拿手电筒一夜巡逻好几趟。

棉站最辉煌的还数办交流会的时候。有几年，乡里办商品交流会，摊位从最东边的百货部起，一路经过百货部、副食品店、肉店等十几家店，经过棉站，终于粮站。虽然沿途经这么多地方，但交流会的半壁江山还在棉站。摊子从南大门进来，兵分四路：一路过第一进屋中间的过道到南天井，出西门与粮站前的摊子汇合；一路从第一进屋北面到西边的仓库里；一路沿东边一排平屋向北，又分成两路，分别到第三进和第四进仓库，止于我家。那几天里，要到天黑透了，顾客才散尽。此时，棉站大门一关，闲人进不来，摆摊比在街上安全，故来棉站设摊的都是国营、集体店，卖收音机、衣服、缎子被面、日用百货等相对高档的东西，那些卖麦芽糖、头花、气球的小摊贩们是没有资格到棉站来的。等到交流会结束，好像一场焰火盛会落幕，无边的冷清会让我好几天心里不是滋味。

2013年那次回棉站，我沿着东墙绕到棉站东北角。从前，那里有一扇铁门，旺季作外运通道。小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碰到没人开南大门，就绕到这扇门外面大声叫爸妈。

那里却变成一扇不锈钢伸缩门和一块卧地式大理石门碑，旁有门卫室。只两个车间，里面排放一台台机器。从机器上插着的纱锭看，这是一家把棉花加工成纱线的初级加工厂。显然，这两个车间，正是当年的第四五进仓库，只多了灯和机器。

我沿着青苔寸把厚的弄堂往西走，没走几步，就被一堵墙挡住了。我遗憾看不到曾经住过的小屋。我折回来，从门卫室向南走，没走几步，也是一堵墙。

厂里除门卫再无一人。门卫说一口让人费解的外地话，一问三不知。

自2000年爸妈回城后，我再没回过兰海。2005年，我在《余姚日报》上看到兰海棉站要拍卖的消息，后听说棉站分成三份，卖给了三个个体老板。

我失落了好一阵子，为盛了二十一年记忆的棉花大院光景不再。

我又有些担忧，为棉站的叔叔、阿姨们。要知道，当年他们可是三乡农民心目中的皇孙贵胄，农民们看到他们，比遇到乡干部还买账。捧“铁饭碗”的人都是农民羡慕的对象，而棉站职工尤甚。棉站里真正干活的只有秋季，即使在旺季，也不用流大汗出大力，指手画脚即可。再加上到旺季，棉站会雇很多临时工，想来做临时工的农民，都会提前感情投资。尤其是包产到户后，棉站职工成了乡民的财神爷爷。棉花按絮长、色泽、干湿、含杂等有32级级差，评级高两级低两级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而每一级对应两三毛钱。可别小看这几毛钱，一户家庭一年往往可收万把斤棉花，那就是几千元的差别。

棉站里最吃香的是棉检员，一年到头有人请客送礼。其他职工也各有各的关系户，关系户来了，跟棉检员打一声招呼，棉检员不会不买账。再加上棉站还有效益很好的创收项目，包产到户后，农民完成国家规定的售棉任务，就可自行处理剩余的棉花。棉站调出两台轧花机，替农民把带籽棉轧成皮棉，加工费不上缴不入账，年底职工平分。

陈小华站长调到临山总站后，有一次到站里检查工作，在我家聊天时说，他们一年各种收入加起来有十二三万。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爸所在的供销社几个月、半年才拿一次工资，一年林林总总加起来也就五六千元。兰海有点名气的小老板，也就挣一二十万。那时，兰海昔日捧“金饭碗”的人——供销社、粮站职工，都先后买断自谋生路，只有棉站因棉花是战备物资，个体户不得经营而一枝独秀。

我们以为，投了好胎的人一辈子都会好运下去，却不料，有朝一日棉站也会寿终正寝。算起来，那些叔叔、阿姨们现在也五十朝上，六十左右。他们如今被风吹雨打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年过得还好吗？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可能再有贵族般的感觉，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悠闲地生活了。

现在，那些熟悉的面孔，从记忆的浓雾里一一显现……

二、商银丰

第一个浮现在记忆中的人是商银丰。

2013年那次去棉站，我途经集贸市场，巧遇一个开小百货店的老家长。闲聊中他说，商银丰在卖肉，年底刚从业。市场里已经歇市，一排排摊拉空空如也。老家长指了指一块水泥案板说，那就是银丰的摊位。我想象着——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甘蔗似的，挥动大斫刀，生手生脚地砍肉、称肉，单薄的声线强作高门大嗓，接受从前讨好谄媚的农民的挑三拣四……这画面也太滑稽了。他一定是被生活逼急了，看来，他醉心了大半辈子的“手艺活”，无法让他逍遥一辈子。

老家长说，银丰家就在市场外。这我是知道的，但我并无前去拜访的念头，见了面反而尴尬。

棉站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是我成长的见证者，唯有商银丰，我同时也见证了他的成长后期。

银丰刚来棉站时，身体像竹竿，头顶一丛茅草样的头发，人还老远，拖鞋“啪啪”声就先传来。每到冬天，他缩颈窝胸，两手撑紧了衣袋叠在肚子前，嘴里“咝哈咝哈”响。

那时，姆妈所在的社办厂倒闭，在棉站食堂烧饭。每至下旬，银丰找到自己的饭盒后，就会说：“阿姨，给我舀5分钱汤吧。”要说学徒工工资是少了点，但也不至于把日子过到这样穷抖抖啊，想必那时他已在为自己的爱好付学费了。

有村子放电影，我们一家背着长凳走在看电影的路上。银丰和一帮后生走在前面，摇摇晃晃，嘻嘻哈哈，吹横笛似的啃着甘蔗。

银丰养过一条狗。他叫一声“乔尼”还不知是“巧妮”，狗一路小碎步跑在他后头。棉站里的人说：“嘎小鬼头，自己养得甘蔗似的一根，还养狗。”他做的是机修工，他的师傅老周爷爷来我家聊天，总是说他干活心不在焉，吊儿郎当，丢三落四。银丰脾气好，数落他训斥他，他都“嗯嗯”点头，从不回嘴。

一夜之间，银丰发了，连买几套时尚的衣裳，金灿灿的大方戒直晃人眼，隔三差五买来大鱼大肉让姆妈代烧，叫同事们一起胡吃海喝。我爸也几次被招呼去喝酒，后来不好意思去了。想来他的同事们也如此，他的酒友渐渐固定为站外一帮混混。不过，从此站里的人不再叫他“小鬼头”。

不久，爆出一个新闻——银丰因嬉赌，和一帮混混被乡政府关了禁闭。我爸念他请喝酒的情，拿了衣物去看他，苦口婆心说了一大通话，想来在银丰耳朵里应是唐僧念经。

银丰放出来后，又在别的镇上被抓，这次吃足苦头——坐“老鹰飞”。

姆妈说银丰家三兄弟，两个哥哥还在打光棍，都没正式工作，他这样不积财，将来怎么娶媳妇？

事实证明，我妈纯属淡吃萝卜闲（咸）操心。

我去试轧室西边那条小河沟里捞喂鸭吃的浮萍和螺蛳。暑气褪尽，轻风滴露，鱼儿在浮萍下发出蹀躞之声，知了哑着嗓子试声。如此清明的夏日早晨，忽听商银丰的寝室里接二连三传来“哇哇”惨叫。这让人奇怪了，难道他寝室里闹鬼了？天亮了鬼也该跑掉了呀！或者是银丰发癔症在自戕？

棉站开始做收棉准备时，谜底揭晓——银丰的女朋友要来站里做临时工。

银丰的女朋友叫陈菊芬，娇小苗条，鹅蛋脸，大眼小嘴，就是有些雀斑。菊芬做试轧工，试轧室隔壁是棉检室，棉检室旁边就是银丰的寝室。这下好了，傍晚从试轧室出来，菊芬不费几步就进银丰的寝室，也不管人家的嘴巴怎么咸嚼淡吃。据说菊芬也是个“女好佬”，在娘家的时候（菊芬的娘家就在临海），夏天吃过晚饭，就穿着马裤，在大路上游荡。

不久，菊芬如人们所愿，现出呕吐、犯困的症状。未等收棉结束，菊芬去镇上的医院，月份大了，得住院。银丰请求姆妈照料菊芬。

菊芬的嫂子正好也在那里生孩子。菊芬的娘来看新孙子，得知女儿也在医院，就过来看，却不进病房。一个在床上轻轻叫“姆妈”，一个在门外哀怨地看。过了一会儿，做娘的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走了。

被世人嘲笑被家人抛弃的菊芬，向我母亲讲述陷她于不幸之源头：她在家门口的小河边洗衣服，“咚——”一块石头落在她面前，水花溅了她一身。她抬起头，一个甘蔗样的人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撑着桥栏杆，冲她笑。她怒斥：“干吗石头子砸我？”他笑嘻嘻地说：“侬咯辫子咋嘎长啦？”她把垂到胸前的长辫子往后一甩，骂道：“神经病！”过了几天，她到河边洗东西，又发现此人……渐渐的，她发现他这人还不错，就一步步到了这田地。

正月里，他俩领了证，请同事和牌友吃了两桌酒。菊芬娘家一个人都没来。

第二年，菊芬生了个女儿。娘家有人来了，她娘还是没来。

女儿周岁，他们在食堂办了八桌酒席。这次菊芬的娘来了。菊芬的娘对帮忙的姆妈说：“一人有一福，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是老脑筋老思想。以前我反对他们的婚事，现在几个孩子里反倒是她日子过得最好。”

妇随夫贵，菊芬渐有贵妇人相，举手投足懒洋洋，说话拖长腔带鼻音，从前那种期期艾艾，见人浅浅一笑状早消隐在时间的海里，对我姆妈也变得爱理不理。

然而不久，菊芬又找姆妈倒苦水——银丰又嬉赌了，她不想和他过了。姆妈当然劝了一番。从此，菊芬采取工资、奖金全缴，见到浮财没收，输了不管账的“三光”政策。时见商银丰抖抖索索，低声下气，东借钞票西借钞票，不过，过后都能还上。他们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倒因此走在人家前头，流行家电、家具渐渐填满一屋。菊芬穿金戴银，在集贸市场买菜和水果都是挑最时令、最昂贵的买，也不干活，成天抱着孩子串门、聊天、嗑瓜子。人说：“菊芬，我们这里谁有侬咯福气好？每日不做生活，旧社会大户人家少奶奶也就这样了。”她说：“哪里好了？我也想煞去做生活，没有工作有啥办法？”说是这么说，嘴角却忍不住要咧出笑。

然而，正如老话说的，“稻呒全熟，人呒全福”，欢乐的音乐里传出了不和谐音，一口白米饭里吃出了石头子，随着一阵锯木裂帛般的哭声，宫倾玉碎般的东西泻地声，一个幸福家庭袒露出不堪的内里。“跟他这种猪狗不如的人，还过什么日子！”菊芬哭着对前去劝架的人说，整整东西抱着女儿回娘家了。

和他们同住一排屋的雪英阿姨透露事情原委：银丰，这个看上去像中学生一样单纯而腼腆的男人，竟然在妻子眼皮底下有了张女李女，已是眼见事实，而非空穴来风。

原来商银丰还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会的完美男人。

过了些日子，菊芬回来了，脖子上一挂垂到肚脐眼的金项链，手上一只绿宝石戒。“他写过保证书的，决不重犯。”菊芬对姆妈说。

但狗啃骨头猫吃鱼，这岂是后天改造得了的？只不过菊芬再不会傻傻地把女人的耻辱展览出来让人免费欣赏。

有一回，雪英阿姨去公用厕所，听到废弃的老食堂与外墙之间的夹弄里有奇怪的声音，过去一看，荒草废砖上，一幅活生生的春宫图。女主角是一臭名昭著的中学生。还有一回，是晚上，也是在老食堂后背，银丰叫一个等轧皮棉的女人过去说话。那女人因和本乡一榨菜老板的事也是三乡红人，然而，那晚，那女人却表现得烈妇贞女，告到站长那儿，皮棉加工费不收，银丰另付赔偿金若干。菊芬的脸黑了整整一个旺季。

都说时间能抚平一切，事情过去了，菊芬不照常在人前有说有笑？只是再没先前的慵懒劲了，脏话张口即来，在银丰面前整一个西太后。银丰也怪，被骂时猫一样无声无息，什么事都由菊芬说了算，就是两个爱好不变。

本来，对于银丰的人生，我只是个看客，却不料，有一天我也会客串一个角色。

那时，我已在兰海一所学校工作，暑假里，在家看看书，练练字，听听收音机。有天下午，银丰走进我家。

因为一件事，我对棉站里别的人客客气气，唯独对他不理不睬。我还是学生时，夏天傍晚，在靠东北门的井台边洗衣服。冷不丁走过一个人，是商银丰，他一指我身下，说：“里头露出来了。”我一低头，一起身，一掩裙，大窘，恨不得立时变成水汽蒸发掉。然而，过后想想，不由得要骂一声“死银丰”“下作银丰”。要说我虽然大大咧咧，门槛不精，但也不是翘屁股岔大腿的人，我是蹲着的，穿的也不是超短裙，你在高处，我在低处，你怎么就看到了呢？你的目光是曲线？你的狗眼东不看西不看怎么偏偏看那里？就算看见了吧，我又不是没穿内裤，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时候，除了你，谁人吃饱了撑的来这个角落？要你充好人！

此后，我看见他就别过头。

但是他既然进了我家，我总要以礼相待，我让座倒茶。他没话找话，我爱理不理，顾自练字。

他拿过桌上一本杂志翻着，说：“侬看，这上面两个人好不好？”我一看，杂志插页上一幅两个人手拉手的照片。怎么问这么莫名其妙的问题？正疑惑间，他搬过椅子，从对面坐到我旁边一侧。我心里犯腻，站起来。却不料，他的手横过来，也就是一刹那的事，我躲避不及，一张臭嘴，胡子拉碴，恶心到极点。我骂着，拼尽全力挣着，去咬他的手。在学校时，一女同学路遇社会青年行坏，同学咬掉对方一根手指，自己损失两颗门牙，终于躲过一劫，坏蛋后来在镇医院被抓。情急之中，我想到这招。也许我野兽一样的样子吓倒了他，还没等咬到，身上一松，我挣脱跑出家门。他在屋里呆了一会儿，出来，嬉皮笑脸地说：“干吗这么凶巴巴的，讲讲话嘛！”我扭头就跑，他追上来。幸亏是走家西边的弄堂，跑过第三进仓库和发电机房之间的弄堂就到头了。我看到叔叔、伯伯们在第一进的廊棚下聊天。我说：“你再过来我就喊了。”他停住脚步，胡言乱语了几句，又向我走来，我喊：“救命啊！”人已经在弄堂外叔叔、伯伯们视线能直达的地方。声音不是很响，那些叔叔、伯伯们没有朝这边看过来，但足够吓住他了，他转身走了。几分钟后，他从仓库东边那条路到南边去了。

我告诉姆妈此事，她让我当没发生过，只是以后小心。从此，我大热天也关上门。过年了，姆妈还送礼物去他家。我只恨自己没本事，没能拍拍翅膀“嘟——”一声飞到外面的世界。

我结婚时，爸妈在棉站摆了一桌酒席，也叫了他。我给叔叔、伯伯们倒酒，也若无其事地给他倒上。在城里生活了几年，一切已风吹烟散。

他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知道了世上确有这样一种男人。

回头说当年，菊芬忽然不必为商银丰的“外插花”而淘神费气了——他得了乙肝。商银丰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形如骷髅，风一吹都有被吹倒的可能。据雪英阿姨说，银丰身体不行后，菊芬嫌他不作为，和银丰的一个朋友好上了。那时候，银丰家里很热闹，“啪啪”的拍牌声，“哗哗”的洗牌声，亢奋的笑骂声终日不绝于耳。银丰与人酣战，菊芬在旁烧菜做饭，有时也下桌搭两把。“海里人”把这叫作“开场子”。大概菊芬招呼客人热情了点，以致引起雪英阿姨的猜疑。

因为同住一排屋的雪英阿姨和袁定芳提意见，他们在集贸市场买了两楼一底的附属房，下面“开场子”，上面自住。商银丰怎么不把房子买在老家小曹娥呢？怎么说那也是个大镇。不过，也幸亏那时买了房子，不然，棉站拍卖后他们上哪儿去住？

算起来，棉站买断十三四年了，当初给的买断费也应该花得差不多了。不知道商银丰的卖肉生意好不好？

三、马巧斐

同为女人，棉站的人，我最想知道的，是马巧斐的近况。虽然，每次忆及她，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一代的爷爷们陆续退休。1982年，忽如一夜春风来，棉站一下子来了八个二十刚出头的叔叔、阿姨，风华正茂，嘻嘻哈哈，吹拉弹唱，一时间棉站老树新花，生机焕发。

过了几年，叔叔、阿姨们陆续成双成对，且先后调离棉站，只剩马巧斐留守站里，小姑独处，像赶集后留在摊上的歪瓜裂枣。事实上，马巧斐是胖了点，像一朵棉花，眼睛也眯了点，但个高肤白，不比宋红梅差多少。

也不是没人追求，老周爷爷的儿子顶替进镇总站后，托姆妈向她提亲，她嫌人家文化低。供销社一后生也曾频繁出入棉站，无果。

姆妈说，马巧斐出身太好了，眼睛长在额头上。马巧斐家在兰塘镇，爸、妈都是镇级干部。

本来，八个叔叔、阿姨中，我对马巧斐的印象最好。傍晚我回到棉站，总要先到电话间浏览放在那里的报刊，站里订了《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半月谈》等五六样报刊。有一天，一本封面上有漂亮姑娘的《青年一代》赫然其间。那时的《青年一代》有名著缩写栏目，那期登的是《黑桃皇后》，我犹如吃到从未吃过的美味佳肴，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正当我为男主人公打动贵族小姐的芳心而着急时，马巧斐走进电话间，问：“你看得懂？”我说：“看得懂。”我从五六岁起就乱翻报刊，虽然有些字不认识，但蒙猜意思的本领一流，自以为能理解得八九不离十。她笑了一下，风翻荷叶似的翻了一遍旁边的报刊，又坐下细看。我读完那篇缩写，又浏览了后面的几页，合上杂志放在一边。她拿过去走出电话间。她终归没有训斥我。从此，我常常在她来拿杂志之前先睹为快，《黄金时代》《青年一代》《大众电影》《西湖》和《上海文学》，我都喜欢看。

马巧斐常常拿一本砖一样的书上公共厕所。棉站的公共厕所，冬天冷风从后面的露天粪坑里倒灌进来，夏天蚊蝇挥之不去，不一会儿，蛆虫就会爬到座位上来。女厕所只两个座坑，有时碰巧在一起，相距半尺，却无言语，但见她闷头对着字的行列，不时伸手上下挥舞，偶尔“刷——”一声，一页纸翻过去。她要起来了，让我替她拿一下书，然后“嗯”一声，拿过书，高跟鞋“咯咯咯”远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马巧斐变得不爱理人，叫她一声，“嗯”一声算是好的，大多数时候像没听到，让人好尴尬。

我在电话间里看报，隔壁会议室有说有笑。突然有“呜呜”的哭声，像泡沫塑料刮着玻璃。是马巧斐，说大家都看不起她，笑话她，然后是一长串四字成语和比喻句、排比句、反问句、夸张句组成的语言流，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中间配乐似的呜咽几下。一个个人影飘过电话间。会议室里一阵抽泣声，擤鼻涕声，以及不知名的“悉悉索索”声。马巧斐走过电话间，脸朝我侧了一下，用力扭向别处。

从小到大，很多次听爸妈说站里的一些人对我们住在棉站有意见，对此我并无多少切身感受。我眼里的伯伯、叔叔、阿姨们都和和气气，然而，有一个人却让我真正有寄人篱下之感。

那天，我放学回来，南大门关着。我像往常一样敲门，喊着：“门开一记好吗？”过了平时等开门所需的时间，还没人来开门，我又敲又喊，加大音量。如此几次，我烦躁不安。我犹豫着，是继续敲门还是去百货部爸那儿拿钥匙。我忽然听到马巧斐的责问声：“叫侬不要开门还要去。”稍顷又是一句：“阿坤，侬咋生这么贱？侬是她嬷嬷（意即佣人）？每次要人家开门，欠她的？”我一时觉得像被人扇了一巴掌，血往上涌。门“叭嗒”一声开了，阿坤叔叔在门里笑笑。其实我情愿他不来开门。会议室门前的石板天井里，五六个人散乱地站着，几张脸朝着我。我如芒在背，从东边的平房前走回家。

后来，我读《红楼梦》，读到黛玉夜访怡红院被关在门外一章，就想起那天的事，也就特别能理解黛玉的自怜自悲。

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等我读完中学、师范，回到兰海，马巧斐还待字闺中。此时的她，脸仍白皙，却不再像果冻那样水灵，头发不再溜光丝滑，肉在衣服里像要迸出来，步子大象般沉重。

姆妈私下里说，马巧斐和袁定芳，一个嫁不出去，一个娶不到，凑合一块儿过算了。

袁定芳个儿不高，却是个尚武之人，每天早上赤了膊打沙袋，蹲马步，练拳。他家在临山镇开了一家理发店，前店后房，袁定芳和父母同住一室，夜里中间拉一道布帘。袁定芳不是情史上白纸一张的人。和一个来做临时工的高挑、有几分姿色的城里姑娘好过，旺季结束后，姑娘隔半月、一月来棉站小住。直到有一天，姑娘的父母到站里大闹一通，姑娘才绝迹。此后好多年，袁定芳如老僧入定，不问情事，渐渐地就成了大龄青年。

但事实上，两人井水不犯河水，不知是刻意回避，还是内心讨厌，他们甚至都很少搭理。

马巧斐有个外号，叫“隔夜尿壶”，据说是农民叫出来的。

农民以拉断你胳膊的热情拖你上他家吃饭，像讨好人的猫一样求你收下他送的东西，这都是要你加倍偿还的。改革开放后，就业渠道增多，不再有远道而来当临时工，棉站的临时工基本上都是本乡农民，他们当临时工，主要还是为自家、亲戚、朋友卖棉时得个好价钱，捞些外快。临时工也有外快可捞？是的。有些农民来不及感情投资，这时突击，把整条的香烟，整瓶的酒，塞了钱的信封埋在棉花下面，让有关的人自己去分。当棉检员的自不必说；取样工手上长眼睛，深入浅出，恰到好处；轧花员控制送棉花的速度，花停留在轧花机里间隔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太短，籽剥不干净，出棉率低，太长，棉丝轧断定级不高；抬花工不直接与棉花定级发生关系，可人家把棉花倒进抬花箩时有技巧，可以让你瞒天过海，也可以让你图穷匕现。天要让其亡，必先使其狂，此时的棉站，已乱象百出。

马巧斐做了多年棉检室负责人，我们从来没看到过她和哪个农民拉拉扯扯。想来有农民攻不下她，故送“隔夜尿壶”的绰号。

后来就发生了马巧斐被打巴掌的事件。

姆妈在食堂烧饭，只听一阵“哇啦哇啦”声，便到食堂外看究竟。只见棉检室的玻璃屋里一屋子人，便跑去看了个尾声。

这天，马巧斐检查时改了一张单子。棉检室发出去的定级单都要经她签字。商银丰拿着那张单子进来，让她帮帮忙，说是他要好朋友的。马巧斐说已手下留情，不要太过分。商银丰出去了。一会儿，有农民过来责问，为什么他的棉花定级这么低？马巧斐说，定级低问我？问你的棉花呀！那人一看就知是个“破脚骨”（意即混混），和马巧斐吵起来，马巧斐仍像平时那样气势凌人，“破脚骨”抬手就是一巴掌。大多数人都没见到打人过程，但听到了响亮的“啪”一声，马巧斐白皙的脸上立时红了一半。马巧斐发疯似地要和“破脚骨”拼命，被众人拦住。“破脚骨”也被人抱着，戳着手指一跳一跳地骂：“嫁不出去的……隔夜尿壶……侬自己去照照镜子，一张全国铁路网……一只柴油桶……”马巧斐浑身发颤，声如裂帛。棉检室里外都是人，一双双眼睛火花闪烁，轧花机都处于空转状态。过磅处用完了取样箩，董建昌来看究竟，见状上去推了“破脚骨”几掌，又开玩笑又训斥地说他脑筋搭错了，把“破脚骨”推出棉检室，又责问众人为什么不干自己的活。人群这才渐渐散去。

马巧斐就此病倒，在家休养一年，到第二年旺季时才来上班，更胖，脸更板，一张口能噎死人。

姆妈跟爸说，马巧斐和董建昌两人不正常。

这怎么可能？董建昌长马巧斐十几岁，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一子天生失聪，是一块心病。他妻子没有正式工作，他不喝酒不抽烟，一年到头几套衣裳，也没什么过人之处。

要说，也就是两人寝室挨得近。他们住第一进和电话间、会议室、会计室相连的那排平房，前后共6个寝室，只住他们两个和陈一仓。

我怎么也看不出他们两个有什么异常。只一次，我们在打包楼看电视。电视机后来移到打包楼上了，那里信号好，夏天坐在平台上，风一吹，飘飘欲仙。马巧斐走过去，拿起董建昌的紫砂茶壶就喝。我颇感意外，要是我，是不会喝别人茶杯里的茶的，腻心。再说，鲍站长、沈焕根也带了茶杯，怎么就不喝他们的？但凭此也不能确定什么，也许他们两个只是比较投缘，男女之间就不可以投缘吗？我一向反感姆妈老把人往坏里想，见风就是雨，说起桃色事件就像吃了兴奋药的小市民相。

然而有一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陈一仓来值班，发现会计室、会议室、电话间被翻得一塌糊涂，过道里的几个消防灭火器扔在地上，里面的干粉被喷光，马巧斐的寝室门窗大开，肥皂粉倒进杯子里，衣裳塞到痰盂里，墨水灌进热水瓶里，钱盒子空了……几只避孕套，包在电灯泡和高低床的柱子上，一只空了的盒子，上印让人眼热心跳的照片。

陈一仓当即叫来俞站长。倒没有大的损失，几个人看后一致认为是附近的农家孩子所为，就没有追查此事。

那时雪英阿姨每晚带女儿来我家，让我辅导学习，她告知姆妈此事。我忍不住想象马巧斐收拾寝室时的心情，又担心棉站外会有什么风言风语。然而没有，看来那的确是孩子所为。

不久，董建昌调往它站。

我结婚，爸妈在棉站办了一桌酒席，其他的叔叔、伯伯们全请到了，独马巧斐没来，还一个人过。2000年我接爸妈到城里住，她还单着。2013年那次，我问老家长辈有关马巧斐的情况，他也说不出所以然。

算来，马巧斐已年近六十。不知道她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孩子，过得怎样？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未碰触过爱情，那该是怎样荒芜的一生？好歹马巧斐也是开过花的人，只是没有结果。凡俗平庸的我以为，不管如何，女人还是有个家庭比较好。

四、二陈

陈国瑾刚从商校分配到棉站时，一脸青春痘，个高身薄，与人说话躬下背，展开笑，不时点头，好像你说的话很得他心。

他是棉站里第二个订报刊的人。不过，他订的报刊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一本是《工商管理》，一本是《英语世界》。

我爸每天早上要去东北角轧皮棉的廊棚下锻炼。有天早晨，他很快回来，神情激动地要我们跟他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呢？一个门板一样的人，捧着书踱来踱去，嘴里“叽哩咕噜”着。

爸这下找到了教育我们的活榜样，说小陈叔叔都有工作了还学习，我们两个更要好好学习，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但姆妈认为，工作了还读什么书？读了有什么用？人家会当他是“书呆子”。

然而，陈国瑾很有人缘。他带着些天真好奇的笑和单薄发沙的声线像有魔力，让所有的人都说他好。一年后，陈国瑾当上会计和会计室主管，两年后当上副站长。

他当上副站长后，开始谈对象。第一次上女方家，他请老周爷爷作陪。

老周爷爷是站里的机修工，机器管得服服帖帖。他是老一代职工里年龄最小的，等爷爷们都退休后，就成了资格最老的人，套了个工会主席的“笔套管”。他除了名字里的三个字，再没有认识的字。一句“阿拉（意即我）是白木先生（意即文盲），乱讲死讲的”作掩护，上到临山总站的头头，下至站里的站长，他都敢提意见。陈小华站长有次触犯老周爷爷，被老周爷爷正理加歪理一顿好骂，脸面全无，从此不敢招惹老周爷爷。同事之间你不犯他、他也不犯你，谁要犯了他，当场就跟你现枪现炮开战，而且专朝你吃瘪的地方开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攒下的子弹。如此，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是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买账。

这么个人，却买陈国瑾的账，总说小陈这人不错，有水平。

他们是晚饭后去女方家的，回来碰上大雨，又碰巧都没带大门钥匙，就到东北门喊我们开门。进来后两人在我家商议。

姆妈送上茶，小陈叔叔双手接过，躬着背说：“谢谢谢谢。”

小陈叔叔说女方别的都好，就是太瘦。老周爷爷说：“瘦有什么关系？我那老太婆年轻时竹竿一根，现在柴油桶一只。”小陈叔叔又说，还戴眼镜。姆妈说：“看惯了就好，又不种地，戴了眼镜会有影响。关键是人好不好。”小陈叔叔说：“人是好的，文文气气，清清爽爽，说出来的话也有知识。”他又怕女方看不上自己，他家是农民，有一个种地的兄弟，家里还是平房；女方在信用社工作，父母都是国家单位的人，家里是楼房。老周爷爷说：“男人看本事，戏文《三看御妹刘金定》里，尚书儿子比御妹差了不知几个级别呢，还不照样娶了御妹？”小陈叔叔说：“好的，我试试。”

就放下此事，转而聊起临山总站和站里从前的事。老周爷爷没有文化，却懂春秋笔法。小陈叔叔捧着杯，笑着，点头，“嗯嗯”应和。

姆妈送上年糕水潽蛋的点心。小陈叔叔站起来，高高的身子弯成垂柳状，双手捧过，说：“哎呀呀，打扰了不够，还要吃点心，真是不好意思呀。”

他走到我旁边，把碗里的点心拨了一些到我碗里。

几个月后，小陈叔叔结婚，第二年，升了站长，抱了儿子。

据说，小陈叔叔第一次开收棉动员大会，把在场的百十来人都震住了。

老周爷爷聊天时是这样说的：“从来没听到这样好的报告，思路煞煞清爽，句句讲到点子上，稿子都不用，总站里那几个人没一个比得上。小陈这个人会上的。”

那时，棉站已有中饱私囊行为，小陈叔叔在会上点到为止，并不说过于严厉的话。

上面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小陈叔叔请他们到集贸市场旁的小饭店吃饭，临走再送上兰海出产的葡萄、梨头、榨菜。那几年，从收棉准备到结束，上面的领导要来检查好几趟，一来就是一面包车。招待的钱呢？他叫老周爷爷用旧轧花机配上买来的零件组装出两台轧皮棉机，给农民加工皮棉，赚来的钱不入账，到年底，这些钱开支掉各种费用，职工平分。姆妈那时已失业在家，旺季给食堂烧饭，等别的临时工都走了，再轧皮棉，一直做到元旦才结束。

有人在小陈叔叔面前提意见，说我们不是棉站的人住在棉站里，不付房租，还白用电。小陈叔叔说，棉站那么多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他们在棉站里，等于是给我们看院子，至于电费嘛，是要付的。就叫人来我家装了电表，却一次都没来收过电费。

小陈叔叔当了两年站长，调到临山总站当副站长。又两年，调到县商业局。

陈国瑾走后，又来了一个商校毕业生，叫陈一仓。

老周爷爷已经退休，旺季时返聘来站里。他来站里一礼拜，就断言：“陈一仓这人温吞水，同样是商校生，跟小陈比天差地。”

陈一仓瘦小，在大多数人面前需仰视。他不会向你打招呼，但如果你招呼他一句，他会招呼你好几句。

不知为什么，站里的人对他鸡啄鸭呷，连商银丰这样的人也会顶撞他。他知道人家在占他上风，却张口结舌，还没服人，先失了气势。

陈一仓在会计室里算账。会计室那几年每到旺季，总站临时派一个主管下来，陈一仓只负责一个窗口。那时候算账已经用计算器，比我爷爷管会计室那会儿轻松多了，但他算账速度慢。

姆妈对站里每个人都赔小心，年头岁末，总要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唯独对陈一仓，姆妈不送东西，只是轮到他值班时，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

和一仓聊天不太需动脑子，他就事论事，直抒胸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不会说伤人的话。

在我们家，他每次都讲很多话，而且，一点都不犯结巴。有时，我们四个人打牌，我这个对牌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尝尝赢牌的味道，这实在不是因为我的牌技好，而是一仓叔放牌给我。他常常甩下一张牌，说：“喏！给侬吃一张好牌凑对子。”

说起棉站里的疯狂交易，他说：“我小巴辣子，也管不了那么多，我是不吃农民那一套的，小恩小惠我不眼痒。”

“我对生活够满意了。刚分到棉站，嫌落到乡村，难过了一阵子。我那些同学，分到地区、县里，差一点的，也到镇里，现在呢，都没我工资高。”

“日子嘛，过得舒服些就好了，到了这把年纪，还谈什么人生理想？做人，本来就是空的，要知足常乐。”

一个不到四十的人说这样的话，让我颇为讶异。

他给我做过一次媒，临山镇上的人，家里开小厂。我说，以后再说吧。他后来又提过两次，说去看看吧，看看总可以，真的是很好的人家。

想来我们这样家境的人家，又在乡里工作，找一个镇上的富二代，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棉站买断时，陈一仓也就四十几岁，正是我现在的年纪。他那样的人，在社会上自谋生路也难，不知道这十几年他是怎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