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文学斗争

何爽

摘要：骆宾基是“东北作家群”的后起之秀，是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紧随时代步伐，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幼年》，中篇小说《罪证》，短篇小说《千人塔下的声音》等作品描绘了沦陷时期东北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尤其展现了异族统治之下的斗争精神，表达了作者抗日救国的主题思想，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骆宾基；东北沦陷时期；小说；民族精神

骆宾基是在抗日烽火里成长起来的东北作家，是“东北作家群”的后起之秀，他以充满地域特色和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沦陷时期的黑土地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骆宾基原名张璞君，笔名骆宾基、金阳、羽衣、张普君等，吉林省珲春县人。他的小说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幼年》，中篇小说《罪证》、《胶东的“暴民”》，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老女仆》、《大后方》、《生活的意义》、《红玻璃的故事》、《乡亲——康天刚》、《一九四四年的事件》、《贺大杰的家宅》、《寂寞》、《千人塔下的声音》，以及短篇小说集《大上海的一日》等。

1931年，骆宾基正在县高小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随父亲在黑顶子山区务农。1933年，赴关内求学，因学费不足在山东老家务农，这段生活给他日后的创作增加了阅历，提供了素材。 1934年，骆宾基赴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到北平图书馆阅读，翻阅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段学习经历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投入民族革命运动夯实了基础。1935年，他返回哈尔滨，结识金剑啸等人，开始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在筹办文学杂志《艺雷》受挫后，于1936年由烟台赴上海，在这期间，创作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边陲线上》，正式开始了创作之路。

《边陲线上》创作于1936年冬，出版于1939年。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后的珲春城和中、苏、朝边境一带为背景，描写吉林省“字界碑”附近的义勇军成长和斗争故事。小说上篇主要展现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吉林省东部边境H城中，城市平民在日伪压迫下的生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下篇主要表现苇子沟义勇军在投奔救国军后的战斗场景和寻找新生之路的经历，赞颂了东北人民的爱国抗争精神。

整部小说以知识青年刘强从向往革命、参加革命到坚定革命的经历为主线，塑造了一个生动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责任感，细腻地展现了刘强从苦闷到热血、从迷茫到坚定的革命理想和意志。当“九.一八”事变后，关内迟迟没有出兵东北的消息时，他曾苦闷与怀疑：“杀猪老关知道救国。我呢？……我不能这么的躲避在家的翅膀下过活呀！”当目睹日寇的残暴行径后，他毅然冲破地主家庭的牢门，投入抗日斗争中：“我不能让家庭的感情缚住了灵魂的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是同自己的呼吸一样的迫切和需要”。当他看见一直向往的革命队伍不过是没有纪律、缺少武器的散漫组合时，他也曾失望：“哼！什么义勇军，毫无意义的一群乌合匪徒，一群粗野的恶狼啊！”但是当周边同学逐渐走向消沉和堕落时，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我唯一的欲望，是将失去的土地，捞回到自己的手里”。最终，他带领着队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寻找新生的道路。

作者在东北边陲苍茫的自然景致中展现着中、朝、苏三国的民族关系，在漫天硝烟的战火中表现着强劲的民风民俗，将沦陷城市的平民生活与抗日队伍的战斗生活结合在一起。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书写中，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被日军欺压却不敢反抗的地主刘房东、鸦片零售所老板王四麻子；意志薄弱的青年知识分子季伟刚、婉玲等；坚定而勇敢的下层士兵老于、靠山等。小说虽在结构上稍显凌乱、在艺术上较为稚嫩，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1938年5月，短篇小说集《大上海的一日》作为上海抗战文学《烽火》小丛书的第5种出版，内收小说小说7篇，是作者在上海参加救亡工作时创作的作品，反映了抗战初期上海的救亡运动景状。《救护车里的血》描写赶去救治伤员的急救车被人群拦住，到处是红血、鲜肉、晕迷状态的残伤者们，到处是血肉模糊的残骸。柔弱的女救护队员小珍面对眼前的惨景，喊出了“我不愿再看这些野兽所造成的惨剧，我要到前线去讨还这笔血债”的呼声。《我有右胳膊就行》描写救护队在深夜紧急赶赴前线，救护队员健民为伤兵包扎时发现一个失去了左臂的伤兵，他不顾伤痛、拒绝到后方养伤，喊着“我有右胳膊就行”继续重回前线。《在夜的交通线上》描写了伤势严重的伤员却仍旧惦记着战场。作品表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战斗的惨烈与战士们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在 《难民船》和《大上海的一日》两篇小说中，作者展示了战时难民逃难的生活。前者以难民阿毛为主人公，讲述他带着孩子坐上难民船离开沦陷的上海，却在船开动的一瞬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后者描写了战时上海租界的一日景象，将富人们一如既往的“冷静”生活与难民们露宿街头的“愤恨”生活做了鲜明的对比。正面描写战争场景与战士精神的是小说《一星期零一天》和《拿枪去》，前者展现了学生小杜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斗争精神，后者表现了东北老哥拿到武器后，即将奔赴战场的激动心情。

1937年底，骆宾基赴浙东，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发表中篇小说《胶东的“暴民”》、《罪证》以及短篇小说《千人塔下的声音》。1939 年秋，骆宾基写成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千人塔下的声音》。小说描写了国民党军官、村镇反动政权草菅人命的现实。“我”落脚在一个“偏僻而古朴”的山村，在与训育主任的谈话中得知，这个看似安详的村中竟有一个“掼死孩子”的“千人塔”。“我”在这千人塔下听见了痛苦而恐怖的声音，那是一个被丢掷于塔下的逃兵，被打断了手臂，任毒蛇侵咬。而胆小懦弱的镇长和阴险的团长对此心知肚明，并威胁人们不得将此事外传。

中篇小说《罪证》写于 1938 年，发表于 1940 年。描写了一心埋头读书的东北学生吴占奎不谙世事，不懂政治，却无端被日本人冠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作者细腻地描写了狱中的吴占奎精神崩溃、内心变态的过程，暴露了日本侵略者与日伪统治者的暴行逆施。在《胶东的“暴民”》一文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为了国仇家恨放弃个人恩怨的硬汉高占峰的形象，通过高占峰率领家乡人民反抗日军，袭击日军卡车的行动，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热情。

1940年底，骆宾基抵达桂林。“皖南事变”后他前往香港，1942年返回桂林，创作了长篇小说《幼年》和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等一系列小说作品。《幼年》是骆宾基长篇自传体小说《姜步畏家史》的第一卷，是作者小说创作中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主人公是幼年姜步畏，以他儿童的视角展现“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朝、苏三国边境地带的自然风俗和人文生活。小说记载了生动丰富的事件和活动，如俄国白党逃入中国边境，日本帝国主义对中朝的压榨，满清贵族的逐渐落败等，还有依附日本势力进行投机的朝鲜通事；展现了时代动荡中的冲突与矛盾，如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民族冲突，满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阶级矛盾以及家庭矛盾等；同时表现了东北小县城特有的风俗、民情和浓厚的地域风情。这些现象在作者的笔端明快的流出，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东北小镇的故事讲述给人们，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魅力。

《北望园的春天》描写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桂林北望园内的一群小人物的生活。其中既有在外高谈阔论、在家唯唯诺诺的政论家杨村农一类人物，又有苦闷寂寞却清高的穷教员赵人杰一类典型，展现了战争状态下麻木、平庸、压抑的人生。《老女仆》是骆宾基小说中广获好评的一篇。小说描写了香港沦陷时期俞府上下一家仓惶逃难，留下家中佣人曹妈看守房子。曹妈一家三代都在俞府做事，颇受主人宠信，所以曹妈自觉自己是俞府的半个主子。但是在炮火的轰炸中，她才幡然醒悟：“我的命就不值钱吗？光是你们的命才值钱吗？”她发现自己不过只是奴才，地位和家中的小狗一样，都是被主人遗弃的物件。所以，当主人回来再次使唤自己时，她愤怒抗争：“大炮地底下，谁管曹妈”，发出了被压迫者的抗争之声。在小说《乡亲——康天民》中，作者将“闯关东”的山东大汉的坚强意志和东北人的顽强生命力灌注在壮汉康天民的身上。康天民因为爱上了地主的女儿，被迫答应三年内备齐二十亩地，配齐牲口大车的要求。为此他卖掉祖产，从山东到东北来“闯关东”。他加入了挖参的“访山帮”，但是三年中却一无所获。但是他并不放弃，坚信“有月亮不摘星星”、“有仙桃不吃烂杏”、“人就是命运的主儿”，深山挖参17年。直到他年老体弱，心爱的女人早已婚配时，他仍旧一根人参没有挖到，甚至成为访山帮的“霉气”和“晦气”。就在他打算结束生命时，偶然发现了悬崖底下一棵千把年的老山参。这棵山参给同伴带来了希望和富足，却成为他生命的终结。但他内心充满幸福，自己到底没有屈服于命运，尽最大努力争取了幸福。《红玻璃的故事》描写了榆树屯子王大妈的命运。她本是快乐无忧的老婆子，丈夫去黑河挖金子，十五年音信全无，她坚强的独自持家；女儿的丈夫也到黑河挖金未归，她便照顾着女儿与外孙女。直到在外孙女小达儿生日那天，她看了一眼外孙女的红玻璃万花筒，她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女儿、外孙女几代人的命运竟是如此的相似，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与捉弄，十五年的生活信念瞬间崩塌。但是小说结尾，在王大妈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嘱咐自己的儿子追随祖辈的脚步，继续到黑河挖金，一种东北人顽固而执着的生命力，以及对生活和生命的寄托跃然纸上。

骆宾基的小说以浓厚的笔墨和浓郁的情感表现了东北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尤其描绘了在异族统治之下的斗争精神，他将自身故土沦陷的遭遇和辗转流离的经历写进小说中，将对亲人的怀念、对故土的热恋、对国族的深情灌注创作中，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创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