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工的伟大长征

王楗夫

人民军工的伟大长征

王楗夫

1936年7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吴起镇，参观了红军创建的窑洞兵工厂，采访了在那里忙忙碌碌的工人。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自由、尊严、希望，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试图通过《西行漫记》了解中国的观察家们无不对这支队伍充满好奇与惊叹：这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这支队伍为红星照耀的中国究竟注入怎样的能量？他们从哪里走来？又向哪里奔去？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在1934年10月的深秋季节，瑞金中央红军兵工厂100多人留下跟随红军就地打游击，其余560多人被编入中央红军后勤纵队，分3批踏上漫漫征途。第一批出发的60余名兵工人员带走各自的修理工具和两部上好机器；第二批出发的兵工人员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机器设备，并将无法带走的埋在地下；第三批出发的工人为不让敌人在此制造武器，毅然烧毁他们亲手创建的厂房。在踏上征程那一刻，他们含泪向着烈火中的厂房投去深情一瞥。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时抽调部分军工人员，组成修械所随军西征，其余就地疏散。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出发横渡嘉陵江长征时，通江兵工厂部分军工人员随军前行。

回望苏区，踏上征途的军工战士或许会想起毛泽东在井冈山讲过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话语，或许会想起毛泽东关于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诗意描绘：“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因此，他们对中国革命前途没有悲观、只有期待。他们的思绪或许已经跃上茏葱，飞往五百里井冈。

“红军上了井冈山，革命有了立脚点。地是根，枪是胆，有地有枪胆包天。”即将踏上征途的人们，不会忘记这首江西民歌。早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1927年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宁冈县茅坪镇步云山建立了一个修械所。这个修械所最初只有10多名工人，设备简陋，只能制造大刀、梭镖、鸟铳等简单兵器，但如同燎原星火，堪称人民军工孕育发展的萌芽。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随后在茨坪组建了红四军军械处。这个军械处仅有一个风箱炉、一个铁砧、几把火钳、几把铁锤，因陋就简地修理枪械，制造梭镖、大刀、鸟枪、单响枪和松树炮，同时帮助百姓修造镰刀、锄头等农具，支援根据地生产和建设。

随着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原有的修械所和修械处的基础上，组建规模较大的官田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修械和弹药生产任务。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官田兵工厂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全厂拥有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4座打铁炉和300名工人，设枪炮科、弹药科，枪炮科设修理股、制造股、木壳股、牛皮股、刺刀股，弹药科设炸弹股、子弹股，成为中央苏区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全、分工最细、职工最多的大型兵工厂。另外，湘赣、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陕甘、川陕、东江、琼崖等革命根据地也从各自斗争需要出发，分别建立规模不等的兵工厂、枪炮局或修械所。

为适应新形势任务需要，长征前夕，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成立军工局，统一领导苏区军工生产，将官田兵工厂弹药科和枪炮科搬迁到瑞金冈面，成立中央红军兵工厂。在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日子里，兵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努力为红军远征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弹药。

在于都河惨淡的星光下，在军民惜别的泪光里，成群成队的骡马驮起了中央红军机关印刷机、武器弹药箱、兵工厂机器设备、造币厂主机，走向于都河，试探着踏上新搭建的吱呀呀的浮桥。数千名挑夫踩着桥面上的星光，用黝黑的脊梁，挑起枪支、弹药、梭镖、大刀、盐巴、药品、文件袋、新打的秋粮，还有当时看来不舍得扔掉的东西。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就这样告别于都河畔的乡亲们，踏上漫漫征途。伴随这个新国家一同上路的，是8.6万名红军将士包括3万名后勤官兵的忠诚担当，还有万千群众依依难舍的目光。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者要求将笨重物资全部携带上路，红军的战略转移变成了根据地“大搬家”，部队行动缓慢，伤亡惨重。面对天上敌机狂轰滥炸、地上重兵围追堵截，大批军工战士为保护军工生产设备而牺牲。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由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大批军工战士血洒湘江。

1934年12月4日，中央红军发布《后勤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要求红军不再携带过多辎重，对不必携带的物资立刻予以抛弃或毁坏。时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的叶季壮回忆说：“当时中央红军有八万军队，而后勤人员就有三万多人……由于机器笨重，行军不方便，走了七天七夜赶不上部队。部队为不使后勤队伍落后过远，也放慢了行军速度。部队既要打仗，还要派一部分人来保护后勤队伍，这对于突围是很不利的。后来这些机器实在抬不动了，只好丢掉。”

从此，军工队伍轻装上阵，只携带简单的工具随军修理枪械。漫漫征途上，每当部队宿营，他们就架起门板或用马鞍子拼组工作台，开始修理枪械。过草地时，野菜被吃光，他们就用随身携带的钢丝制成鱼钩，钓鱼充饥。到战斗最激烈时，他们手持钢枪，踊跃参战，成为冲锋陷阵的钢铁勇士。

长征途中，失去兵工厂支撑的红军将士只能靠拼死一战缴获于敌，而红军抵达陕北前最后一次重要缴获，是直罗镇战役。在这场漂亮的歼灭战中，红军一举歼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俘虏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大大提振了红军队伍的士气。

埃德加·斯诺到陕北根据地看到的红军武器装备，大多来自直罗镇战役的缴获。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红军声称他们百分之百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如果说这是难以相信的话，我可以作证，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这些武器都是大量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迂回西进，执着北上，闯雄关，翻雪山，过草地，战强敌，脱险境，落脚在陕北大地，实现浴火重生，到达陕北时仅剩6000多人。与中央红军一道抵达陕北的人民军工队伍同样付出巨大牺牲：中央红军兵工厂吴汉杰厂长率领的108名军工人员仅剩7人；跟随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七八十名军工人员仅剩1人；红四方面军通江兵工厂随军北上的七八十名军工人员只剩14人。但正是这些屈指可数的人民兵工火种，在红旗漫卷的黄土高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大舞台上，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他们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一道，赴汤蹈火，共赴国难，虽经百战而不散，纵陷重围而不绝，甘愿将自己的生命热血无私贡献给人民军工事业，创造了铁血澎湃而又荣光璀璨的伟大传奇。 (山东省国防科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