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门

乌耕

最早认识“柴门”，是读唐人刘长卿的诗：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在宋人叶绍翁笔下，“柴门”又叫“柴扉”，不仅多了些典雅，也多了些闲适：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请细细品味“柴扉”二字，多么田园又多么优雅。

我老家也有柴门，但叫“寨门”，刘长卿诗中的贫瘠荒寒之意，就躲在寨门后边。但一“柴”一“寨”，还是有些差别，比如前者很民居，而后者分明有些山寨气味，叫人想到生猛的水泊梁山。

在我幼时，那些很穷的人家——穷得连个大门都盖不起，就弄个“寨门”应付公事。

寨门大都用棉槐或荆棘一类编成，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当然，从安全角度来看，它充其量只是个象征物。大约因为虚弱，所以名堂才如此唬人——寨门！似乎是在向世界宣布：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最好离远点！

我家附近有一个碾棚，它北边不远处有一个寨门，那是老窦家——我们队唯一使用寨门的人家。

老窦这个人，点子很多，而这样的人往往好吃懒做。他很小就死了爹，又有些吊儿郎当，所以连个大门都盖不起。但有意思的是，他又是我们队唯一镶了金牙的人，如果用家乡话来形容，就是很有些“穷烧包”。

老家顺口溜云：“戴手表，挽一道；镶金牙，自来笑。”意思是说，戴了手表要把袖子挽起来，镶了金牙要不停地笑——这样人家才看得见。显然，手表与金牙，都是富贵的象征。

但金牙与寨门，则分明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如何弄个女人，来寨门内做压寨夫人呢？

老窦有妙招。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老窦跑到我们家，跟我爹借衣服和手表，说是去相亲。两家一直比邻而居，这个忙是要帮的，于是老窦拿着这些行头笑嘻嘻地走了。

不久，老窦果然骗来一个媳妇。

媳妇叫姬木花，饥荒年代“填北洼”嫁了人，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老窦一身光鲜的行头，又用甜言蜜语做了个“画饼”，姬木花就抛下一切跟他私奔了。

我用了一个“骗”字，是因为老窦的确有些欺诈言行。但细细分析这场私奔，又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姬木花这一拨“填北洼”的人，当天灾远去之后，大多数又跑回家乡重新嫁人。其时，很多人已经有了孩子，如是女孩就自己带走，男孩则留给夫家。依据常识，为了活命，那么多女孩一下涌入“北洼”，嫁个理想丈夫的概率基本为零。试想，几乎所有的老乡都跑了，你会守着一个或老或丑或穷的男人，在异乡熬一辈子吗？

老窦正是瞅准了这个机会，适时地出现在了姬木花面前。他们有亲戚关系，至于拐了多少弯，外人很难说清楚，但起码彼此认识。当姬木花在首鼠两端中远眺故乡时，一位镶金牙戴手表的“表哥”或“表叔”，突然像祥云一样降落在她身边，而且含情脉脉。据姬木花后来的“控诉”，老窦跟她说，他开着很大的布店，跟了他只是照看一下店面，剩下的工作，就是穿金戴银做太太了。

古今中外，完全无辜的被骗者很少，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姬木花又矮又丑，已经远嫁他人且有了孩子，一个开着布店的老板竟然对她情有独钟，竟然千里迢迢觅到她——这个故事听上去是不是很像个童话？

但姬木花信了。

人和鱼的命运经常是相同的：抵御不了香饵的诱惑。

迎接姬木花的不是布店，而是那个寒微的寨门，但她已经回不去了。

一场两个人的战争，一场伴随了老窦一生的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

在我记忆中，老窦家几乎天天打架。因为离得近，在我家院子里，就能清晰地听到他家打架的声音。另外，他家紧挨着碾棚，这是人们最经常出入的公共空间，所以他家打架的消息也传播得最快。

那是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但民风是淳厚的，所以经常打架的夫妇并不多见。

老窦家打架的原因，我猜不外有三，一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二是老窦骗婚的前科，三是这对夫妇脾气都很坏。他们打架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是吵，继而骂，最后是摔东西，最经常摔的东西是碗。

一边是永恒的战火，一边是儿女陆续降生。在农村，女人称丈夫时，常常呼为“冤家”，这称呼大约就是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

老窦家育有一子三女，二女儿跟我同岁，叫小英，外号“二级风”。她长得太瘦弱了，似乎二级风就能把她刮跑。小英经常的工作是到供销社代销点买碗，她胳膊还没麻杆粗，抱着一摞碗，一路上要歇好几回。

这碗摔了买，买了摔，摔着摔着，最小的女儿也能买碗了。这时，姬木花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据说是坐月子落下的。她曾多次跟我娘描述脑袋透风的感觉，但这不是伤风感冒，有过相同体验的人没有，因之通过描述让别人理解她的病痛很难。那时还没有赤脚医生，而到县医院看病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农民对付疾病的唯一方法是偏方。姬木花讨过很多偏方，其中之一跟她的病一样奇怪：用粪筐底部半朽烂的条或棉槐熬水喝。

在我听说过的偏方中，这是最恶心的一个，从姬木花对这个偏方的“偏爱”中，我第一次感觉到疾病的可怕。现在想来，她的病应该是夫妻长期不和肝气郁结使然，所谓月子病云云，大约是她自己的想当然。据我研究，那一代母亲的生育史，就是一部自然史，很多离奇的分娩故事远超小说家的想象。

就天然资质而言，女人要远比男人更能忍受长期的煎熬。姬木花的病后来痊愈了，不知是偏方的作用，还是时间最终还给了她健康。但老窦却病倒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至于他得的是什么病，谁也说不清楚，包括他自己。恶劣的夫妻关系，孩子又半大不大，不用说嘘寒问暖，就是热汤热水也是奢侈的。多数时间，老窦都躺在床上“养病”，夏天偶尔到大街上坐坐，看上去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不死不活地拖了几年，老窦最终扔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了。

“冤家”走了，战争也结束了——一劳永逸地结束了。

但“和平”的代价是，姬木花要独自养育几个孩子。

在我记忆中，饥饿一直是乡村的梦魇，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改观。两口子一块拉扯孩子尚且吃力，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但姬木花有办法。

每年秋收过后，姬木花都到南山去“拦地瓜”，大约两个月后满载而归。一个男人赶着牛或驴，拉着满满一车地瓜干，还有满脸笑意的姬木花，凯旋一般到村里。

所谓“拦地瓜”，就是把收获后的瓜地再刨一遍，把那些“漏网之鱼”收入囊中。据我分析，如果收获时用心，所谓“拦地瓜”是不存在的，但在大锅饭时代，社员最拿手的就是磨洋工。另外，与其认真劳动肥公，不如打个埋伏肥私，于是“拦地瓜”便成为那个年代异常红火的“产业”。

关于姬木花“拦地瓜”，村里一直有着种种风言风语。那时，收获后的瓜地，无一例外都有人“看坡”，根据常识，也根据我幼时的经验，跑到异乡“拦地瓜”，人家还不打断你的狗腿？一车地瓜干，要多少鲜地瓜？靠“拦地瓜”晒一车瓜干，不啻于天方夜谭。另外，晒瓜干需要一定的条件，没有稳定的“根据地”是不可能完成的，结合那个护送姬木花的男人，人们的一致结论是：那一车瓜干，是姬木花身体所得，因为“南山”盛产光棍，女人无论美丑老嫩，到那里都会如鱼得水。

不知这种推测是否接近真相，但另一个真相是可以肯定的：人们普遍的嫉妒。一车瓜干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并非谁都能创造财富，但谁都有足够的嫉妒能力。

无论人们如何议论，姬木花每年秋后都去“拦地瓜”，像一只勤奋而幸福的候鸟。因为每年一车瓜干，她起码不比一般人家过得差，而当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后，姬木花又有了惊人之举。

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五六十岁的半大老头，时常骑着“电驴子”来看姬木花。摩托车，我老家叫电驴子，在那个年代是很拉风的。这个男人，大约就是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至于多富则很难说。

男人一口外地腔，有人说是青州的，有人说是淄博的，而姬木花则说是她的亲戚。人们挤眉弄眼说，她的“亲戚”就是多，而且都远得邪乎。

姬木花从不惧飞短流长，跟这个男人交往了几年后，竟然跟他走了。

如果这也叫“私奔”的话，相比年轻时那一次，这一回显然更骇人听闻。

五六年后，当人们的热议已经冷却，甚至大家已经忘了世界上还有姬木花这个人时，突然她又回来了。

这个有故事的女人，一下又成为焦点人物。

姬木花为何又回来，人们道听途说加猜测，共形成三个版本：一是“退货”说，意谓那个男人不要她了；二是“破产”说，即那个男人做买卖赔了个精光，候鸟一样的姬木花当然要飞；三是“子女不容”说，即男人的子女为了家产，把姬木花打跑了。

真相如何，只有姬木花自己知道。她不在乎人们的议论，但很在乎能否被儿子媳妇接纳。她儿子很矮小，是她忠实的再版；脾气很急，点子很多，是她跟老窦的忠实再版。这个儿子不简单，已经做了几年小包工头，住在铮明瓦亮的砖瓦房子里，虎头虎脑的小子已经满地跑。

在儿子艰难创业最需要帮忙的时间段，姬木花缺席了。在很多人看来，她有两项“原罪”：一是为老不尊追求啥啥，给儿子丢尽了脸；二是没给儿子看一天孩子，这是不可饶恕的。

出乎大家的预料，儿子没有把姬木花赶走。于是邻居们纷纷说，这个儿子真不孬。

一次回老家，母亲跟我说起姬木花。

姬木花的小女儿，嫁在了本村，平日里做豆腐卖豆腐。这是个孝顺的女儿，经常带些吃的穿的来看母亲。但每次来，都要瞅着哥嫂不在的时候，很像地下党接头。

母亲很平静地讲，我听得潸然泪下。

这是生在饥荒战乱中，也长在饥荒战乱中的一代人，人生的底色是苦涩的。这又是新旧夹缝中的一代母亲，为了生存，她们做过旧时的童养媳，又做了新时代的婆婆，而这两个角色都是牺牲者。

而我们，既吮吸过母亲干瘪的乳房，又要想着把她做成丰腴的道德标本，这不仅是无知与麻木，更是贪婪与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