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求堂遗事钩沉

尹敏志

东京专卖汉籍的文求堂书店，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了。

我最早得知这个名字，是今年六月初在神保町的原书房，收购了一批京都大学保田清教授的旧藏。保田生前专治哲学史，故这批藏书中多是梁启超、冯友兰、胡适、谢无量等人的民国老版著作。其中也有若干和本，包括朱熹《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单行本各一册，为昭和四年（1929）文求堂书店根据璜川吴氏仿宋刻本影印，从底本、用纸到印刷质量都很精良，每页密密麻麻，都是保田教授的红笔点断和黑笔批注。

几星期后，去东京古书会馆参加一年一度的“七夕入札会”，拍品预展上又看到文求堂印的另一套书：昭和十年（1935）版的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函五册线装。这套书当年印数极少，所以虽然已经有了些微虫蛀，起拍价仍高达十万日元。既售书又印书，是日本书店的特色，文求堂的出版物除了学术著作外，还有《蒙古语会话》《广东语入门》《官话北京事情》等实用小书。这家当年东京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学书店，虽然早已湮没，但其遗事仍然散落各处，雪泥鸿爪，待人摭拾。

一

根据郭沫若的自传第三部《革命春秋》，他在文求堂书店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实属无奈之举。

事情还要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说起。那年四月十二日，国共分裂，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清党，一时间腥风血雨。原本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撰文批评蒋介石“罪恶书不胜书”，不久被迫逃亡日本。虽然有创造社同仁的资助，但无奈杯水车薪，他不得不以卖文为生。结果旅日十年，成为郭沫若最高产的时期，他曾经“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费了六天工夫，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真可谓文思泉涌。

但毕竟人在异乡，获取资料并不方便。一九二八年他在寻找罗振玉的甲骨文著作时，走进了文求堂书店。郭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还在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时，他就已经来过这里，只是当年矮小的日式平房，现在已经焕然一新，被黑色三层大理石西式建筑取代，屋脊的中式造型“看起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其实当年文求堂的店铺，在本乡一丁目六番地，一九二三年地震被毁后，已迁至本乡二丁目二番地，前后不是同一处，郭沫若的记忆略有偏差。

店里面“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古今中外、新旧和洋夹杂的布局，正是昭和前期特殊的时代氛围：“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休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

在餐桌后面坐着的，是当时五十多岁的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郭氏如此刻薄地描述。虽然其貌不扬，但田中“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救堂”。

那天表明来意后，田中很快就帮郭沫若找到了店里的石印本《殷墟书契考释》，开价十二元。由于囊中羞涩，郭提出，以身上仅有的六元钱作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田中犹豫了一番婉拒了，但告诉郭：要看这一类的书，最好去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那里应有尽有，只要有人介绍，就可以随时阅览。说完，他还将在东洋文库工作的熟人介绍给郭。通过田中的引导，郭沫若发现了东洋文库藏有的一大批无人问津的甲骨文材料，学问开始突飞猛进。

两三年后再去求田中庆太郎时，郭沫若已经不是为了买书而是鬻书。当时他和日本妻子安娜一家六口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国内创造社的钱不再按时寄来，而且在汇率波动之下，他在中国发表的文章，稿费也根本兑换不了多少日元。无奈之下，郭沫若只好再次走进本乡二丁目二番地：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没有办法，只好去求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元的版税。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本书是很难再版的。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元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啦。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自己的最软弱的要害。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元老头票到手。从此，我的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连二地在日本印出了。

文中所说的书店，无疑就是文求堂。田中不愧是经常从中国进口古籍的，随口就换算出日币三百元“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平心而论，这笔钱其实不算少，因为当时傅抱石在中国留学生监督处担任书记，也不过“月领薪水六十元”。所以田中支付的版税，已经相当于国民政府一个中高级外交官员半年的收入了。后来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认，这笔钱“使我能在日本立足，识我于稠人之中，那不能不说救堂是个世故很深而具有锐利眼光的人”。

而根据其他人的记载，田中庆太郎对流亡时期的郭，可谓百般照顾。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说，自己在第一高校当教师时，经常事先给文求堂打电话，预订中午在店内吃的盒饭。有时电话打过去，正好郭氏也在店内，主人就邀请两人一起去“天满佐”饭馆吃午饭，这样的事情有过好多次。另一位日本学者增井经夫也说：“先生侨居日本的十年间，交游并不那么广……郭先生最经常出入的，是文求堂书店。那一时期，我每次到文求堂去，郭先生几乎总是坐在客席上。我常常坐在他的近旁，同他长时间地闲谈。先生始终保持着刚强的神态。”

郭尽量避免与人来往，是因为在一九一○年的“大逆事件”后，日本政府对于“赤化分子”的监视非常严密。郭沫若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外国人，自然成为便衣警察重点关注的对象：“日本警视厅常到文求堂去，向主人一一查问郭氏的动向，文求堂主人一概都设法给庇护过去了。战争开始后，郭氏对文求堂主人什么都没说，就将太太、儿子留在这里，自己秘密地独自回国了。他走之后，主人对郭氏的行为也是能够理解的。”

二

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究竟是像郭沫若自传所描述的，仅仅是个商人，还是如长泽、增井所说的，是郭氏的恩人？对于郭沫若一九三七年回国后态度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在殷尘（金祖同）《郭沫若归国秘记》中对田中有“满肚子怀着鬼胎”“把钱看得很重”“具有一般日本人的小家气”“一个侵略主义者的信徒”之类的酷评，不少日本人闻之错愕，用伊藤虎丸的话说：“郭先生回国之后，却有时表示对田中先生不满，至少据说如此，这当时就使日本方面的有关人感到难以理解。”

一九五一年田中去世后，留下了二百多封郭沫若的私信，起于一九三一年六月，终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它们在田中女婿增井经夫手里，一存就是三十多年。直到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良春、广岛大学教授伊藤虎丸才开始负责整理这批文件。十一年后，《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出版，比起掺杂个人感情的回忆录，这批原始档案，无疑是还原两人关系的最佳材料。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一九三一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和《金文丛考》在文求堂出版，并大受学界好评后，郭氏与田中的关系变得很亲密。当年九月，郭氏在信中写道：“顷颇欲决心于中国文学史之述作，拟分为三部，商周秦汉为一部，魏晋六朝隋唐为一部，宋元明清为一部。期于一二年内次第成书。此书如成，需要必多。特憾家计无着，不识有何良策见教否？”很明显，郭沫若是希望田中预支其稿费。虽然看不到田中的回信，但从郭氏一个月后“诸蒙厚待，衷心感谢”的句子推断，至少是满足了部分要求。这样的情况非一次两次，就在回国那年，郭氏还因为债主催逼，向田中“再欲支三百元”。

除了预支生活费外，田中还为郭氏的妻弟佐藤俊男来东京求职提供过帮助，在店里招待过其妻及长子，赠毛笔，赠杂志，赠暑衣数件。更令人讶异的是，田中在经营书店的百忙之中，扮演郭沫若的研究助理角色，为其去上野图书馆摹写《古玉群谱》中的玉雕全佩图，抄录陈奂《毛诗传疏》中《小戎》篇“蒙伐有苑”句之疏文，向河井仙郎、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接洽制作他们藏品的拓片，并将店里的《周礼正义》《籀范》等书借给郭参考，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在旅日十年间，郭沫若的考古学著作全部由文求堂书店出版，总计九部。根据殷尘的记载，郭曾“带着思虑和愤怒”向他抱怨，这些书出版时，田中从来没给他登过广告，书的销路，完全是卖“郭鼎堂”三个字（《郭沫若归国秘记》），实际情况如何呢？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的上海《申报》上，就有这么一则广告：

郭沫若新著考古学书三种

文学家郭沫若自译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更潜心于甲骨学之专门研究，近日在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新著三种：

（一）《金文丛考》（八元二角五分）

（二）《金文余辞之余》（二元七角五分）

（三）《卜辞通纂》（十三元二角）

其《金文丛考》中，如《传统思想考》《新出土三器释》，均有精湛之考释。《卜辞通纂》为治甲骨学之总集，均为我国治此学者所当参考。现由本埠四马路现代书局代售，书到无多，欲购宜从速。

可见正是借助田中庆太郎的关系和销售渠道，郭沫若虽然流亡日本，不但研究条件到基本满足，还能与国内学界保持联系。比如在鲁迅的日记和书账中，就可看到他对于文求堂所出郭沫若的著作，基本上是见一本买一本。故郭氏与田中的关系，恐怕还是长泽、增井的说法更接近实情。

日方证词的真实性，有另一佐证，即《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中日期为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的信件：“日前奉上信片，云拟约长泽先生作伴同赴金泽文库。特地烦劳长泽先生，实无必要，故此约作罢。匆匆专此奉闻。” 由此可知田中、长泽、郭氏三人相互熟稔，长泽规矩也没有信口胡说。

很多迹象显示，田中庆太郎对郭氏之照顾，纯粹是因为钦佩后者之学问。否则，他不可能让自己最钟爱的次子田中震二拜郭沫若为师，随郭氏一起去京都等地游历。那么，为什么郭沫若要刻意掩盖他与田中的私人关系呢？除了中日开战的因素以外，恐怕也与后来政治环境的突变有关。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政策，全面拥抱社会主义阵营。翌年，《革命春秋》在海燕书店出版，当时身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的郭沫若，是不太可能逆势而为，津津乐道于与田中的往还的。强调自己与文求堂老板仅是顾客与商人的关系，无疑在政治上更为保险。曾在东京共同赏春，“步《岚之歌》韵，赋狂歌一首”，“相对素心人，神游话悠久”，这些则都是不可言说的。

但在私底下，郭沫若对于田中，恐怕也不无愧疚。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他率团访问日本，待了近三周，其间受到热情招待。在此期间，郭沫若特地抽空，独自赴神奈川县叶山高德寺，祭奠过世不久的老友。当时田中的遗孀田中岭在场迎接，据说两人皆泪洒墓前。“我对郭氏的敬佩之处是，在他来日的百忙之中，还特意赴叶山，到文求堂主人的墓前表示敬意”，后来得知此事的长泽规矩也评价道。

三

文久元年（1861），文求堂书店创业于京都寺町街四条北边路西，原本是一家皇宫御用的书店，店名“文求”，乃年号“文久”的谐音。江户末年日本内忧外患，尊王攘夷论随之兴起。文求堂大量出版西南藩维新派的著作，为之推波助澜。二代目田中治兵卫还以书店为据点，照顾各方维新志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的驻德公使、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1843-1900）。天皇与新政府迁都后，一九○一年，文求堂也将店址搬到东京。

田中庆太郎出生于一八八○年，年轻时就读于东京外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是著名书志学家岛田翰（1879-1915）的同班同学。岛田博闻强识，著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勘》，其最重要的事迹，就是帮助三菱老板岩崎弥之助买下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十五万卷，建起静嘉堂文库，但他后来因为在图书馆窃书的行径而声名狼藉。内藤湖南回忆：“光绪末年，中国各省的提学使十余人来到日本，其中还有几位校勘学的大家，却都被岛田很是戏弄了一番。”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暂且存疑，但从这位精通版本的岛田那里，田中肯定学到不少。

大学毕业后，田中庆太郎经常去中国游历。从一九○八年开始，更是在北京购置房产，一住就是三年。刚开始，他对中国古书的版本还一无所知，故购买了邵懿辰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书目》等书日夜研读，与傅增湘等中国版本目录学家来往，并大量购买古籍、书画、碑帖邮寄回日本。日积月累，他逐渐锻炼出了“看汉籍的天头地脚，便可以认出书籍的好坏”的锐利眼光。

北京琉璃厂一带的旧书肆自不必论，上海专卖线装书与新版木刻书的老店，如中国书店、蟫隐庐、博古斋、来青阁、汉文涧等，也与文求堂有密切的业务往来。多年经营之下，来自北京的旧版书，来自上海的新刻书，再加上日本的和刻本和舶来汉籍，各路汉籍百川归一，文求堂贩售的书日益可观。

这从大正二年（1913）一月的《文求堂唐本目录》中可窥知一二。目录上以清刊本和明刊本居多，后者包括南监本《后汉书》、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通记》等。南明史料方面，则有震川温睿临原刊本《南疆逸史》、钱谦益《初学集》崇祯原刊本、吴应箕《楼山堂集》。更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宋版书，比如著名的南宋绍兴年间“眉山七史”，又称“九行邋遢本”，文求堂仅缺其中《梁书》一种而已。

单套书的价格，一般在十元以下，其中初印本、宣纸印本会提价到几十元，标价几百元的，就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珍品。至于上千元的书，翻遍目录，也仅有宋版《史记集解》一部而已。此部书一匣十四册，为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本，原本一百三十卷，但仅存五十八卷，由于是天下孤本，所以标价高达一千五百圆。再翻阅二月的《文求堂唐本目录》，已经不见此书的条目，谁那么快就把书买走了呢？

此人正是东洋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说宋元版》一文中，他在讲到坊刻本多精于官刻本时，提到一句：“例如家藏绍兴八年《史记集解》，虽然比《毛诗正义》还要早一年，样式上却和宋元版相同。”说的便是这部天价书，只是绍兴八年的说法有误，应是绍兴十年。从所附书影中，可知此书曾先后被井井居士及岛田重礼收藏。井井居士，即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竹添进一郎（1842-1917），以研究中国经书闻名，著有《栈云峡雨日记》。岛田重礼（1838-1898）则是岛田翰之父，所以这部《史记集解》，很可能是经岛田翰之手卖至文求堂的。

在得到此书之前，湖南已经收入一部北宋小字刊本《史记集解》。在得到两部宋版《史记集解》后，他志得意满，先是特制一枚印章“宝马盦”，后又写下一首诗，曰：“史记并收南北宋，书生此处足称豪。”

一九二九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访问日本，调查中国古籍。十月底，他慕名来到京都府南郊加茂町瓶原村的恭仁山庄，已经退官三年多的内藤湖南，给傅氏看了这部绍兴版《史记集解》。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史部”中，描述完了此部书的版式后，傅氏接着论证其为南宋版无疑：

每叶钤“兰陵家藏书籍”朱文印，为日本飞鸟井伯爵故物。

按：此本铁画银勾，字体雕工与瞿氏藏周易相类，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又，此书行款前后不同，或有因此致疑者。然以余所见，宋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半叶十行十八字，卷十五以后则为每行十九字。又见元刊《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半叶十二行二十一至二十四字，卷三以后有十三行十四行不等，并有缩至十一行者，宋元本间有如此者，不足怪也。

现藏京都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的《清三朝实录》，据学生神田信夫所说，也是内藤湖南一九一三年从文求堂购入的，当时的价格是三百元。但这部关于清太祖、太宗、世祖的编年体史书，究竟是辛亥革命后由大陆流出，还是江户时代便已随唐船来日的旧抄本，真相却一直不太明了。我倾向于认为是前者，因为辛亥革命之后那几年中国政局不稳，旗人生活无着，大量清宫旧藏流散国外，时间正好是一九一三年前后。

在一九一七年发表在《史林》上的一篇考证《宪台通记》的文章中，内藤湖南提到：“数年前，现任中国大理院院长董康氏侨居京都吉田山时，带来了十六七册从北京书肆买到的《永乐大典》，分给了我、京都帝国大学、其他大图书馆及个别学者。之后，东京文求堂也从北京弄到了几本，最后都被富冈谦藏氏收藏。我从董康氏那里也分得一册，为两卷装订在一起。”

但据田中自己所说，他从北京总共购买了二十册《永乐大典》，其中五册后来辗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十五册归东洋文库：“进入中华民国后，关于清朝掌故类的满文、蒙文书籍，比如在清朝非常贵的《皇朝礼器图式》《皇清职贡图》等，一时间价格都降了下来，当时我搜集购买了不少这些便宜的书……再以几倍的价格卖出去，也还是便宜。”

湖南提到的董康（1867-1947），字授经，江苏武进人，为清末进士，辛亥革命后流亡日本学习法律。当时他和罗振玉、王国维，都是旅日中国学人中与日本京都学派关系密切者，只是著述不多，名气远不如雪堂、观堂二老大。回国后，他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法制史学家仁井田陞访华时，他曾带着后者去菜市口，参观清朝的监狱和凌迟用具（仁井田陞《中国の伝統と革命》）。但在抗战期间，却因为加入汪伪政府而堕入深渊。

董康酷爱藏书，专收戏曲小说，他在日本既售书又购书，与岛田翰志同道合，两人曾一起“秋日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纵观古刹旧家之藏，浃旬而返”，后著有日本访书记《书舶庸谈》，并编纂《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修正案》。近年北京大学花高价从日本回购的“大仓文库”，大部分都是董氏诵芬室的旧藏。只不过鲁迅颇看不上董康，曾在给内山初枝的私信中评价他只不过因印制“贅沢な本”（复刻古本）而闻名，“在中国算不得学者”。

董康当年也是文求堂的常客，时任东洋文库长石田干之助回忆：“在田中先生处相遇最多的……外国方面，有中国的董授经先生。”一九二六年，因为北伐战争波及，他再次避居日本半年，基本每天都在宫内厅图书寮、尊经阁文库、内阁文库等地调查古籍善本，牵桥搭线的多是田中庆太郎。翌年三月二十九日，董康的日记中有“田中约至（东京）大学赤门前杏花楼晚餐”的记录。当天到场的，还有内藤湖南及其学生稻叶岩吉，四位版本学家畅饮至深夜方散。

四

文求堂的第一次经营危机，发生在一九二三年。那年九月一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大藏省、文部省等公共机构，南天庄文库、黑川文库、松栖舍文库等私人图书馆，都有大量藏书损失。在这场堪与“应仁之乱”并称的浩劫中，单是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一处，就有七十六万册图书被烧毁，其中包括德国梵学家马克思·穆勒（Max Muller）的全部藏书、五台山本朝鲜《李朝实录》《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西藏文大藏经》等等。文求堂也难逃一劫，辛苦搜集的所有的书籍和字画都付之一炬。

吸取了教训的田中庆太郎，毅然决定在重建书店时，放弃传统的木质结构，改用钢筋混凝土建筑，店铺和住宅一体，这就是后来连二战时盟军空袭都未能摧毁的新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地震后，田中暂时放弃经营古书，改从上海大量输入白话文教科书，由于价格低廉、需求量大，故收到很多订单，“从资本收回、资金流动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我经营最成功的，因为程度相对低等的书籍比高等的书籍更容易收回资本”。

更大的危机是来自家业继承方面。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寄予厚望的次子田中震二早逝。震二很早就跟随郭沫若学习中文及历史，聪明机敏，还翻译了郭的《青铜器研究要纂》，不料二十六岁便身亡。爱子病逝对田中打击极大，两年多后，他在书志学著作《羽陵馀蟫》的附记中还这么写道：“六月六日完成此书时，已是深夜，本乡区的街道，万物寂静……依稀中仿佛听到亡儿震二的声音。”真是痛彻心扉。但在那以后，他重新振作，改让长子乾吉克绍箕裘，为此特地派他去北京，进修汉籍知识，为接班做准备。

随着中日战争逐步升级，中国作家学者纷纷回国，文求堂书店里说中文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时荷兰外交家、后以《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成名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恰好来东京公使馆工作。高罗佩回忆自己刚去文求堂时：“我的日语还说不好，但是同他（田中）却可以用北京话对谈，因而感到非常的愉快。”一九四○年五月，德军入侵荷兰的消息传来时，田中打电话邀高罗佩来店里看一部新到的明版书：“看过之后，又经他邀请去日本餐厅……我当时只顾吃饭，事后想起来才明白，他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做的。”

高罗佩的学术趣味异于常人，研究古琴、长臂猿及房中术，严谨到近乎古板的日本学者，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长泽规矩也回忆这位身材高大的外交官“日语讲得好，北京话也说得好，还会弹中国琴。在酒席上和着三味线琴唱俗曲，净是些下流的歌，也不知是谁教给他的”。当时在店里帮忙，端茶倒水的三子田中壮吉则记得，高罗佩每天和父亲嘻嘻哈哈时，嘴里经常蹦出从日本歌舞伎那里学来的俚俗词汇，“地道的东京下町艺人们说的方言，想回答都很为难”。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十二月底的一个晚上，高罗佩最后一次来到文求堂，当时日荷两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那晚下着雨，他既没有带伞，也没脱被雨淋湿的外套，就这样在门口与田中庆太郎谈了五分钟，然后又坐车匆匆离去。离开日本后，痛心国难的他先是在荷兰军中服务，后辗转来到国民政府陪都，在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中任职。一九五一年，等他再度回到日本时，文求堂已经物是人非了。

战争期间，从日本向中国汇款变得困难，邮路也时断时续。大部分日本人连温饱都成问题，根本没余力再购买书籍。为了支撑战争，日本政府开始加强对物资的管控，古书合作社也变成了统一管制的对象。此时田中庆太郎被诸理事推举为理事长，其工作得到同僚的一致肯定。至于文求堂的日常工作，则已经渐渐落到长子、三代目乾吉肩上。

熬过了最苦难时期的文求堂，却在战争结束六七年后连续遭到打击。先是一九五一年，七十二岁的田中庆太郎因病去世。次年，田中乾吉也在四十三岁的壮年身亡。三子田中壮吉由于成长于战时，不具备汉籍版本目录学知识，明显不适合经营书店。最后的希望全落在田中的女婿增井经夫（1907-1995）身上，但立志于中国史研究的他却决定赴金泽大学任教。

后继乏人之下，终于到了一九五四年，延续了九十多年的文求堂书店要关门歇业了。其实当时由于新中国采取管制书籍出口的政策，帝国时代那种中国古书经营模式，本来就难以为继。以日本“古典研究会”为代表的古籍影印，之后成为汉籍传播的主流模式。长江后浪推前浪，但跟同类书店相比，文求堂因为老板的古道热肠而显得格外令人怀念。比如一九三三年二月，郭沫若冒春雪拜访田中家，回到市川后手书明信片一张感谢，结尾云：

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貌损，顿感泪痕幽。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江上路，冰雪满汀州。

二○一六年十月十日

参考书目：

《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二卷），郭沫若著，海燕书店1950年版

《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郭沫若著，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郭沫若归国秘记》，殷尘著，言行社1945年版

《藏园群书经眼录》，傅增湘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

《书舶庸谭》，董康著，中华书局2013年版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文求堂书目》（16册），田中慶太郎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

《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田中壮吉编，汛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年版

《日本文庫史》，小野則秋著，教育圖書1942年版

《羽陵馀蟫》，田中慶太郎著，文求堂書店1937年版

《讀史叢録》，内藤湖南著，弘文堂書房1929年版

《清朝史論考》，神田新夫著，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の伝統と革命》，仁井田陞著，平凡社2007年版